王石站台“万村计划”,深圳城市更新的征与伐

黄昱
2018-04-24 15:50:53
来源: 时代财经
如今深圳有大约1044个城中村,王石认为,出于城市更新成本以及市民居住成本的考虑,对这些城中村不能采取大拆大建的方式,必须找到综合整治提效的新模式。

“深圳1044个城中村里居住了60%的城市人口,为四面八方来到深圳追求梦想的人提供了第一落脚点。”这是万科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眼中的深圳城中村。

在公开市场土地供应稀缺的情况下,城市更新已经成为房企在深圳获取土储的“主战场”。有数据显示,2012年深圳市年度计划供应建设用地面积中,存量建设用地占比 59% 。近两年,这一比例不断提高, 2016年和2017 年分别达到 85% 和 70.3% 。

在这期间,万科、恒大、碧桂园、华润置地、远洋、中粮地产等纷纷抢入旧改。深圳市城市更新协会创始会长、安云集团董事长耿延良表示,全国百强房企中有大概80%的房企都参与了深圳房地产更新项目。

而作为龙头房企的万科,在做着不同的尝试。4月22日,在深圳万科举办的“2018城市共创大会”上,已经“退休”的王石为万科的城中村改造计划“万村计划”站台,他表示万科目前已探索出“城中村综合整治+物资营管+城市化商业运营”的运作模式。

然而,尽管城市更新项目魅力十足,但由于城市更新步骤复杂、资金压力大、利益多元化,不少房企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仍遭遇重重困难。

万科的万村计划

深圳寸土寸金,土地面积仅1997平方公里,是上海、广州土地面积的1/3,北京的1/8,可供开发的建设用地极为匮乏。

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信息显示,2017年深圳市政府推出的可售住宅用地为零。2018年至今,深圳出让了四宗住宅用地,其中三宗为“只租不售”,均由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拿下,剩下一宗为可售住宅用地,5年限售,土地面积约1.9万平方米,由中海地产以12.5亿元竞得。

为了能在深圳获得更多的项目增量,不少房企选择过城市更来获取土储,万科是其中一员。王石表示,经过40年的开发,如今,深圳可用的土地只剩下20平方公里左右,每年新增用地不足2平方公里,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严重受损。在此背景下,万科去年启动了一项城中村改造计划--“万村计划”。

如今深圳有大约1044个城中村,王石认为,出于城市更新成本以及市民居住成本的考虑,对这些城中村不能采取大拆大建的方式,必须找到综合整治提效的新模式。

目前“万村计划”已经探索出比较成熟的模式。王石指出,万科在进行城中村综合整治时将引进“物资营管+城市化商业运营”。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作为城中村综合整治主导角色,监督万科进行施工建设,万科作为企业方配合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履行城市建设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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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万科成立了深圳市万村发展有限公司,是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和运营的主体。据时代财经不完全统计,深圳市万村发展有限公司参与的城中村改造计划有玉田村、新围仔村、九围新村等三个项目。

作为万科在深圳的首个经过改造的城中村项目,“新围仔村”在去年底亮相,占地7.89公顷,共有226栋建筑,居民6093户,有深圳“IT第一村”的美称。目前万科已在新围仔成功签约20多栋,将统一改造成长租公寓--万科泊寓,街道整治也在同时进行中。

不同于万科改造式的城市更新,目前深圳主流的旧改仍是推倒重建。素有“旧改之王”之称的佳兆业就在深圳拥有巨大的旧改土储。据佳兆业财报数据显示, 2017年底,佳兆业总的旧改土地面积已经达到了2400万平方米,其中深圳共890万平方米。

目前佳兆业在深圳已成功完成5个旧改项目,正在进行的旧改项目有7个。除了万科、佳兆业、京基、卓越、星河等本土企业,还有不少外来企业也加入深圳城市更新的“战场”,如恒大、碧桂园、滨江集团、远洋等。其中,恒大后来居上,凭借其强大的规模优势,将深圳近30个城市更新项目收入囊中。

协纵策略管理集团联合创始人黄立冲表示,通过城市更新获取的土地会比通过“招拍挂”获取的土地成本更低。此外,开发商在城市更新项目中投资的钱并不包括土地的钱,属于一种另类锁定未来土地的方式。

深圳市城市更新协会创始会长、安云集团董事长耿延良指出,与净地开发不同的是,城市更新项目的优势在于增值潜力大。随着城市更新项目区块周边环境和交通的改善,一些项目未来的价值会数倍于现在。

旧改的“三难”

尽管城市更新项目的发展潜力巨大,但房企在城市更新项目的开发中仍面临较多困难。一般认为,城市更新项目有三难,即审批难、拆迁难、融资难。

耿延良、黄立冲等业内专家均认为,城市更新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拆迁。“拆迁是旧改绕不开的话题。由于城中村产权复杂,城市更新项目在进行拆迁时面临多业主,涉及到复杂的利益纠葛,对于项目公司而言是极大的考验。”耿延良指出。

黄立冲称,面对拆迁中的钉子户,一些城市中比较容易出现强拆的现象,然而深圳是一个相对开明的城市,想要强拆的难度比较大,而在城市更新里一个钉子户就意味着项目难以继续推进。

耿延良强调,拆迁是一个系统性工作,需要项目公司团队的专业水平高、沟通能力强、政策法律意识强,这样才有可能解决拆迁难得问题。

旧改同样面对着审批手续繁杂的问题。克而瑞咨询研报显示,相比于 1 年以下的招拍挂拿地开盘周期,旧改项目的周期要长很多,一般在 3-4 年,长者则可达 7-8 年,更有甚者在10年以上,如华润大冲村、鹿丹村等旧改项目。

第一太平戴维斯深圳投资部董事吴睿向时代财经指出,一般来说,城市更新的审批要经过40多个政府部门、200多个步骤,因牵涉的利益复杂,企业对于城市更新项目的审批进程是很难把控的。

而耿延良则认为,审批难不是政府的问题,是项目团队操作水平的问题。他进一步解释到,“强区放权”以后,深圳城市更新项目的审批是加速的,相比过去至少两三年的审批时长,现在有的项目是半年、一年就可以通过审批,只不过对项目的审批要求更高。

深圳旧改的流程长、涉及部门多,过程非常繁杂,申报、规划及拆迁是整个过程中的难点。这就要求参与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整理实力,多方可以发挥各方优势,做好资源配置,推进项目进展效率。

开发周期长最直接影响是房企资金被套,克而瑞咨询表示,城市更新过程中容易发生拆迁遇阻的状况,补偿款的投入成本会不断增加。在如今房企融资不断缩紧的背景下,房企参与城市更新面临着更大的资金压力。

耿延良认为,多方合作是保障城市更新项目资金充足的有效方式。2016年后,多元化的融资渠道给项目融资难提供了解决路径,包括企业的开发合作以及社会资本通过一些金融创新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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