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双一流”激发高等教育新动能

2018-09-27 12:28:46

来源: 时代周报

9月21日，“双一流”建设名单公布，中国137所大学最终进入建设“双一流”大学计划。未来，这些大学将获得财政与资源倾斜，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正式进入“施工期”。根据公布的名单，此次“双一流”大学共包括A类大学36所和B类大学6所，除原来的39所985高校外，另有三家非985高校进入B类“双一流”大学榜单，分别是河南的郑州大学、云南的云南大学、新疆的新疆大学。

从1998年我国提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以来，追寻“世界一流”的脚步就始终未曾停歇。本月，英国教育刊物《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了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大学好似一匹黑马，成绩炫目：共66所高校进入榜单，其中，北大和清华分别排在第27名和第30名。而就榜单顶端部分而言，中国高校数量在全球排第6位，名列亚洲第一。

与中国经济发展同步，中国大学也经历了从一穷二白起步到渐渐拥有大楼，直到拥有大师的故事。在拥有足够的财富之后，借助全球化红利，尝试全球资源配置，实施一系列国家战略，目前，中国大学拥有前所未有的财力资源以及人才配备—伴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距离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目标也渐渐从梦想走进现实。

此番“双一流”建设，绝不是再讲一遍“211”“985”的故事。面对中国经济增长从资源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迫切需要，新一轮中国大学建设，同时也应该是一场中国高校体制的改革，而改革的目标，无疑是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更有效率的智力与技术支持；同时，承担教育使命的中国大学，也需要培养符合中国经济转型需求的人力资源。

国家的竞争力不是始于工厂或工程实验室，而是始于教室。如恩斯（Zunz）在《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一书中写道：“促进‘美国世纪’出现的先决条件是知识的重新组合，而不仅仅是资本积累的力量。正是这种知识创新赋予了美国在创造国内繁荣的同时，又不断扩大其在全球影响力的强大资力。” 纵观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发达国家的重大科学发现和重要技术突破大都源于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源于它们在产学研结合方面的卓越贡献。

如果说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那么大学则是创新的母体。对比发达国家基本维持在80%的科技转化率，中国高校科技转化率仍然停留在5%左右，如何真正提高大学技术与生产力的直接有效对接，可说是中国经济真正实现创新驱动的关键指标。美国的拜杜法案激发出美国大学产学研结合的活力，相比之下，中国版拜杜法案《科技进步法》却并未能够取得预期效果，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大学更加封闭和一元，过于僵化的管理、用人、财务以及激励机制，均使得大学无法真正激活自身的创造力。此外，除了承担创新驱动的责任，中国大学的教育水准能否水涨船高，同样依赖这次改革的力度与速度。科研与教学关系究竟如何理顺？如何让大学教师真正成为好老师？如何在追求市场效率的同时，实现公平教育理念，给普罗大众尽可能平等的机会？每一步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双一流”建设就是要引导高校直面问题和挑战，根据办学规律大力推进综合改革，真正激发高等教育的深层潜力和“新动能”。

非新无以为进。事实上，相较于“211”“958”，此次“双一流”，“遴选认定不是一劳永逸”，建设期末，将根据建设高校的方案及整体自评报告，参考有影响力的第三方评价，对建设成效进行期末评价，根据期末评价结果等情况，重新确定下一轮建设范围，有进有出，打破身份固化，不搞终身制。此外，除了“双一流”这样的“国家队”，单就广东而言，南方科技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等新尝试、新探索同样值得关注。

身处两个百年目标的交汇点，中国教育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中国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做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及时遴选认定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对于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