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医出走曲折创业:于莺开社区诊所,章蓉娅列人生清单

    Time News > | Time Weekly - 2017-09-19 01:41:14 来源:时代财经
  • [摘要] 随着自由执业等医疗政策的开放,不少名医选择了走出体制。

    文/时代财经     谢江珊

    拥有200多万粉丝的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章蓉娅在微博透露自己辞职了。原因是“多陪陪孩子,也有个人身体因素、家庭、理想与现实等诸多方面的考虑”。她说“只是工作方式调整一下……不再重复在协和每天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没有周末跟节假日的工作状态”。

    章蓉娅给辞职后的自己列了100项人生清单。

    不同于这种随性,原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师、拥有322万微博粉丝的于莺在9月1日从服务了2年的美中宜和综合门诊中心CEO任上离职,并宣布将开始自主创业,打造面向中端用户的连锁社区诊所。随即,她开始在微博上更新自己找办公室的点滴。

    在于莺关于新办公室的微博下数百条留言中,有一条来自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宋冬雷:“创业是艰难的,但不要忘了我们有‘中国医生集团联盟’,那是医生创业者的联盟,会助你一臂之力!”

    随着自由执业等医疗政策的开放,不少名医选择了走出体制。此前,原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龚晓明、宋冬雷等都选择了自主创业。

    大医院的出走者

    宋冬雷的冬雷脑科医生集团办公室在上海静安区万泰国际16层,除了每周三下午固定到这里处理杂事,其他时间,年逾五十的他都扑在门诊和手术上。

    9月6日下午,宋冬雷在这里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他身着深蓝色POLO衫、浅驼色长裤,精神饱满,聊到畅快时开怀大笑。

    医生集团并不是宋冬雷第一次体制外尝试。

    早在2013年,时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生、博导的宋冬雷离开了供职23年的华山医院,出任民营医院院长。

    “一方面,我在公立医院的发展遇到了一些瓶颈,公立医院做到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实际上从专业角度已经到顶了。如果想走得更远,就要走行政道路,我对这块没有多大兴趣。”谈起当初选择离开,宋冬雷记忆犹新,“另一方面,除了专业和学术问题外,还有大量的医疗服务问题,公立医院基本上没法解决,尤其是大型公立医院,医生忙得不得了,至少50%的精力是在临床以外的事情(学术、科研、教学任务)上,这是大型教学医院的通病。”

    时值上海大力发展民营医院,时任上海卫计委主任的徐建光鼓励他:“你要是觉得公立不想待了,就到民营医院去创业,民营没有专家,发展很困难,你有这个想法,倒是不妨出来做做。”

    就这样,宋冬雷去了上海德济医院出任院长。在德济,他提出“医生以患者为中心”“行政后勤以临床为中心”两个口号,至今依然挂在德济。

    2013年,跟宋冬雷一样选择离开医疗“国家队”的,还有时任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师于莺。“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航母式的医联体最终会让专注于临床的一线大夫尤其是急诊科医生成炮灰。”于莺总结自己的离职原因。

    “来急诊科的病人,几乎都到了要被抢救的时刻,那先前他们需要被关注的时候,医生在哪里,在做什么?”有此困惑的于莺的目标明确:独立开办一个全科诊所。

    此后,于莺去台湾考察了三个月,辗转多家医院,跟随当地医生外出巡诊,全面学习台湾的全科模式和机制。回北京之后,于莺选定地址后向辖区卫生局递交材料,被直接拒绝—北五环到东五环统统没有允许开办私人诊所的规划,而且审批难,一家诊所,如果开在居民楼的底商,需要楼上所有住户和旁边的底商同意,只要一家拒绝,就无法获得审批。

    彼时,于莺是拥有276万粉丝的微博红人,但这没能帮她解决实际中的难题。

    理想搁浅,结果是于莺在2014年5月选择与美中宜和合作,以合伙人身份入股,担任美中宜和医疗集团综合门诊中心CEO,成为位于亚运村2000平方米商业楼的大管家,从医生岗变为管理岗。

    卖技术、卖服务的人

    “中国医疗的整个问题就是,没有真正地往‘以患者为中心’这个目标上去做,口头上在喊,开会有讲到,但没有真正落实。”宋冬雷就着青瓷杯喝了一口茶,表情严肃,“明明很多事情实际上可以做到更好,就是做不到,但不完全是医生的事情,这是医院、管理和体制上方方面面的问题。”

    2015年9月,宋冬雷从上海德济医院院长的位子上再度出走,这一次,他选择自由执业,成立医生集团。

    作为新生事物,目前上海和大部分地区在工商注册时并没有医生集团这一类目,这意味着宋冬雷不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行医,需要与其他医院或诊所签约,在别人的地盘上接待门诊、做手术,变成了卖技术、卖服务的人。“我们组织医生、服务人员、护理等,为病人看病打造更好的流程,一方面借助签约的诊所或合作医院的设备、地方和管理流程,同时会在他们的基础之上提高标准,增加我的服务内容,做提升。”

    冬雷脑科医生集团宣传册封面上印着一句口号:做令人感动的医疗。

    同样怀揣“回归医疗的本质”梦想的于莺,也终于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3月2日,国家卫计委发布了《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将医师执业地点由过去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修改为“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所在地的省级或者县级行政区划”,执业医师的注册地点为省级行政区划,执业助理医师的注册地点为县级行政区划,实现“一次注册、区域有效”。医师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执业以合同(协议)为依据,确定一家主要执业机构进行注册,其他执业机构进行备案,执业机构数量不受限制。此外,修改后第十七条明确提出,医师跨执业地点增加执业机构,应向批准该机构执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增加注册。执业助理医师只能注册一个执业地点。

    此举等于放开了医生(执业助理医师除外)跨区域多点执业注册,医生区域注册制度在全国推开,该政策于2017年4月1日正式实施。

    以“自由、随性和不受约束”定位自我的于莺,在9月4日办完最后的交接,正式离开美中宜和。

    “做自己想做的事”

    辞职后的于莺没有停留,立马风风火火地投入创业当中。放弃共享空间办公、放弃了商住楼,秉持着“省钱为上”的宗旨,她将新办公室选在北五环外,“哪儿便宜在哪儿”。几十平方米,简单刷墙、换茶水台大理石台面、换马桶,添置家具,便投入使用。

    如今,她每天在寻找着新诊所的选址。

    “如果努力方向对,资金链稳定,我的目标是在北京多开,10家、20家,尽自己所能。”模式上尝试跟医生或者护士的合伙人模式,至于新诊所的名称,她也在微博上征集网友回答。

    于莺计划将门诊定位为“儿科+妇科+全科”模式,诊所面积在200平方米到400平方米之间,每100平方米雇佣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护士长类似于店长,而医生类似于合伙人,尽可能低成本、高效率。据她初步测算,可将患者平均单次就诊费用控制在300元。

    除了看病,她还想做好健康管理,提供一定的上门服务,包括居家养老、儿童健康生长营养指导。

    而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宋冬雷坦承,这几年过得很开心,“浑身有劲,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冬雷脑科医生集团全职员工总数27人,8个医生、19个非医生(包括护理、客服、医生助理、行政等)。

    “我们效率高,把医生解放出来,精力只放到开刀做手术、和病人交流、处理病情上,效率就能提高很多,别的事情别人来做。现在我的重点是培训医生,我认为我最大的优势是把技术传承下去,其他的就是总体把控,比如战略、标准、要求、理念、文化,按照这个方向落到实处,花20%-30%的精力就够了,然后他们去推进,另外70%-80%的精力放在临床上,我还可以做十年没问题。”宋冬雷笃定地说道。

    目前,冬雷脑科医生集团已与7家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门诊基地在瑞慈医疗集团上海静安诊所,另有六个临床基地,累计门诊患者2000例。

    但宋冬雷并不满足于此,医生集团只是医生独立做事的一种方式,并不是他理想中的模式。“我们还有很多好的想法没办法实现,对护理、整个流程为病人提供更大的方便、让病人更加满意,现在达不到。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医疗机构,借别人的平台干活,虽然他们也很支持和配合,但目前只能满足病人60%-70%的需求。这怎么办?我认为将来有自己的医疗机构,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宋冬雷的下一步是建立脑专科医院,地址已经选好,融资正在进行,目前正在等待批文,顺利的话今年年底动工。而作为业界公认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之一,他有能力选择自己控股。

    “希望有好的诊所和医院给大家,医疗质量、安全、服务、流程都很好,付费也不错。我们希望建成中国的梅奥,这是医疗的最终目的。”宋冬雷说道。

    医疗大环境逐步放开

    离开体制的医生增多,离不开医疗政策放开大环境的支持。

    2016年10月,在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自由执业”和“医生”第一次联合出现在国家级改革文件中,在医生自由执业的组织形式上,也明确提出积极探索医生组建医生集团;全国有两个省级(广东、天津)卫生部门出台改革文件,明确采取医师区域注册制度;11月初,国家卫计委关于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删除了1994年老版本中的“医疗机构在职、因病退职或者停薪留职的医务人员不得申请设置医疗机构”;新版《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主要执业机构”概念,拟放开医生异地多点执业;最高人民法院最新修定的《非法行医罪司法解释》,明确删除了“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属非法行医行为的规定,解绑医师“非法行医”大棒。

    “以前公立医院都是计划型分布的,导致现在很多地方分布不均,且大部分优质的医疗资源和医生都集中在公立医院,政府希望通过私立医院、诊所等社会办医以及医联体等方式来调控医疗服务的供给结构,为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多层次的服务。”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子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除了美国,现在中国的医疗政策在全世界算是开放的,医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志向自由选择。“现在政策放开了,也就这么个度了,关键是医生自己要衡量清楚,想要什么、要做什么、怎么发展。”

    在宋冬雷看来,离开体制与否跟个人的思想、个性有很大关系,“我这个人比较愿意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爱折腾,而且我一直想做得更好,一直有这种愿望。可能还是符合跳出来的思路,我认为出来的人能做得更好。”宋冬雷笑着表示,“凡是你内心想做的,你觉得正确的,就可以去做。”

    “发现世界一下变得宽阔,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多。”离开工作12年的协和医院时,也曾有人为于莺的离职感到惋惜,她当时这样回答。

    对中国医生自由执业的未来,周子君提醒道,“还是需要有一个规范,同时以市场需求为主,有什么需求就提供什么服务,能被人接受的服务,才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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