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邦媛：《巨流河》以书还乡，亦喜亦悲

2010-11-23 16:32:38

来源: 时代周报

齐邦媛
1924年生于辽宁铁岭，国民党人齐世英长女，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师从朱光潜、吴宓等。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迄今。教学、著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在台湾被称为“永远的齐老师”，2009年出版个人回忆录《巨流河》，被誉为2009年港台地区口碑最好的书。

本报记者吴筱羽发自广州

八十岁那年，台湾大学荣誉教授齐邦媛开始动笔写她这一生第一本，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本完全属于自己的书。此前的大半生光阴里，她对这本书魂牵梦萦，曾希望写作她的父亲以及父亲那一代人的“理想与幻灭”，她的父亲齐世英是国民党元老，早年留学德国、日本，后投身革命。直到2002年，齐邦媛与一位教授进行了十七次对话访谈，开始萌发动笔之愿，2005年初真正开始写作，四年多里一笔一画写下三十多万字的手稿，最终完成了这本史诗般的回忆录《巨流河》。

“永远的齐老师”

在台湾，齐邦媛有着“永远的齐老师”之称，二十三岁（1947年）应聘到台湾大学外文系任助教开始，她毕生从事教育，并且负责过翻译出版、统筹中学教材编选、推广台湾文学等工作，真正桃李满天下。小说家白先勇这样形容他的老师齐邦媛：“她一生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真！”并将她称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

受父亲影响，齐邦媛对政治也有极深的思考，在大学外文系的教学中，她首先将《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等反独裁作品引入课堂，要求学生阅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芳明多年后这样回忆：“我对言论自由的向往，对思想解放的期待……都在齐老师的文学解释中获得依靠。”

齐邦媛生于辽宁铁岭，流经该地的辽河在清代名为巨流河，本书书名即来源于此。由于父亲齐世英跟随郭松龄兵谏张作霖失败，被迫流亡，六岁的齐邦媛也跟着母亲离开东北故乡。此后的十七年大部分是战争岁月，齐邦媛跟随父母从南京、北平，跟着撤退的路线一路往西南，在南开中学四川分校度过少女时期，后就读国立武汉大学，师从朱光潜、吴宓等名家。六十多年前在武汉大学上朱光潜英诗课的手抄笔记，齐邦媛珍藏至今。1947年，齐邦媛大学毕业到台湾，直至1993年，才再度踏上大陆的土地，重返故乡。

齐邦媛在《巨流河》的序言中解释她写此书的初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日本人侵略惹来两颗原子弹也写个不休，而中国人自20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却渐渐被湮没与遗忘。而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的她，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斗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国立武汉大学时的齐邦媛意气风发。

为简体版重写一章书

《巨流河》繁体版的腰封上有一句煽情的话：读了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与许多同类型的书不同，尽管经历过战争时代的颠沛流离，建设台湾时的艰苦，描写的是家族从东北到台湾的变迁，反映的是两代中国人的苦难，《巨流河》的字里行间却散发出沁人的温暖和乐观，让人可以通过文字轻易触摸到齐邦媛内心的火热。

这种温暖正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为时代周报推荐书目时所说的：同样颇具史诗风格，但味道却截然相反的，是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它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一个中国女孩子在抗战、内战、辗转流亡台湾的艰苦岁月中，奋斗、成长、追求幸福与理想的故事。然而它是如此平实、充沛，如此充满温暖、希望，读后我们禁不住要相信，中国人对人性，对未来的不可救药的乐观虽然好像很肤浅、幼稚，其实还是有道理的。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为《巨流河》撰写的文章形容它“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

时隔一年三个月，《巨流河》出版简体中文版，首印一万两千册。繁体版全书的25万字略有缩减，删减部分主要是国共时期的历史观点，封面从日军战机轰炸下血光冲天的重庆，变成了东北家乡深蓝色蜿蜒的巨流河。尽管此前四年的写作已消耗了大量的心血，加上近年身体欠佳，齐邦媛仍极为重视《巨流河》简体版的出版。齐邦媛亲自执笔重写了第十章《台湾、文学、我们》，对新的封面颜色、文字颜色、署名，以及书中图片选用都一一给予意见。至于受到关注的部分删节，她说在不影响全书的完整性和著书的意义时，都可以体谅与同意。

齐邦媛的认真也反映在采访之中，在收到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函后，她花了三周时间，亲笔手写了整整五页纸作为回复。对于她来说，《巨流河》可以接触到中国大陆的读者，是代替年迈的她真正“还乡”了。

《巨流河》手稿。

张大飞是回忆，不是初恋

读过《巨流河》的人都会记得贯穿全书始终的 “张大飞”，这个东北少年的父亲原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一家八口因此逃亡离散。张大飞放弃学业报考空军，成为一名飞虎队员，“生命中，从此没有眼泪，只有战斗，只有保卫国家”。在整整七年的时间里，张大飞都与少女齐邦媛保持通信，直到二十六岁战死，还托人将一包齐邦媛写的信交回。2000年，齐邦媛再访南京，到了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在石碑群中找到了刻有张大飞名字和生卒日期的纪念碑。

张大飞的照片如今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这段亦兄妹亦恋人的朦胧感情在书中荡气回肠，令许多读者动容，以至于不少记者都追问齐邦媛：“这是你的初恋吗？”就连正在筹拍电影《飞虎队》的导演吴宇森也被这段故事打动，曾公开表示“看了非常感动，但我没有取得版权，不能纳入片中”。但齐邦媛说希望自己有生之年都不要看到“这部电影”的诞生，因为很怕电影的刻板处理会让纯文学中人物的“纯真”简单化，是一种亵渎。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的专访中，齐邦媛说张大飞的生与死对这本书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她想通过一个这样的人来描写那个年代一批人的心路历程。“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巨流河》是我一生的皈依”

时代周报：看到简体中文版出版的消息时候非常意外，简体版出版的过程是怎样的？

齐邦媛：此书出版不久，即有数家大陆出版社表示出版简体版的兴趣，由一位在美学术界的朋友推荐，决定由北京三联出版。我六岁离开东北故乡，1947年应聘来台湾大学任助教时年满二十三岁，从此无故居可归，以书还乡，亦喜亦悲，心情很是复杂。大陆这么大，人这么多，《巨流河》会引起怎样的反响，对于我是个神秘的期待。

时代周报：听说你为简体中文版也花了很多心血，其中第十章《台湾、文学、我们》甚至整章重写。

齐邦媛：我确是用了时间和心力在读一校稿，希望减少编者的困难，也不伤我文学作家的骨气。

时代周报：过去你多是推荐别人的作品或编著，自己的作品不多。你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齐邦媛：我写文学评论的时候一直很注重作品的格局，教书的课程内容也都与文化、时代发展有关，所以我很少写零星文章，更不勉强成册。但是半生的时间里，都想写我父亲那个时代，写他们的理想与幻灭，可以说到了魂牵梦萦的境界。真正动笔写《巨流河》时，已八十岁，写出的虽是一本惆怅之书，却也是个人生命完成之书。

对我个人来说，《巨流河》是我一生的皈依。我幸运能受高等教育，启发我日后进修研习文学思想，终能取得感情与理智的平衡，回顾百年世事写出《巨流河》，这是一本惆怅之书，但也是充满了希望之书。我自六岁起就是“外省人”，到了晚年，常常幻想在北国故乡，若是还有祖居三间瓦房多好。春天来时，也许会有燕子来到屋檐筑窝。

时代周报：张大飞是《巨流河》的读者最熟悉的人了，你和张大飞最后一次见面的那一段文字让人极为动容。在你心里最深处，真实的张大飞是怎样的角色？

齐邦媛：最初我原只想写我父亲齐世英，自从巨流河一役失败，终生流亡的事迹。但是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料写那个壮阔的场面。我终于决定，只能从小我的观点写我跟着父母生存过的那个时代。印象最深刻的是抗战时期（1937-1945）我长大成人的八年。

在那八年里，未被敌人占领的西南各省已有公平严格的大学联合招生考试制度，政府在极困难的战时国库中拨出专款作战区学生公费，坚持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我父亲在政府工作，也是启动这种公费制度的决策者之一，因此他与同志才能创办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至后来各省来人办数十所国立中学，收容流亡青年数十万人，而且维持应有的教学水准。我在这弦歌不辍的政策下，幸运地受完大学教育。—张大飞放弃了这个教育的机会。抗战初起之冬，学校流亡至武汉，轰炸日夜不停，他悲愤家园处境，投靠空军，二十六岁战死。在我写《巨流河》的时候，他的生与死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我想写的是一个（和更多）人，投身那样的骨岳血海之前和之后激荡、复杂的心路历程。在他写了七年的信里，有许多述说，可惜我一封也不能保留，无法详述他在作战的那些年心灵的声音和愤怒。我十二岁认识他，看到两代东北人以身殉国的悲怆，那不是美丽的初恋，是尊敬、亏欠、患难相知的钟情。

时代周报：今天的年轻一代所处的环境与你经历那段历史的时期相距很远了，他们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吗？

齐邦媛：据我所知，台湾的读者中固然有许多中老年的读者，为了共同的回忆读《巨流河》，也有更多的年轻读者因对过去不久的这段历史关心与好奇而读。希望大陆的读者也是这样想。年轻世代的新世界来临，变化太快了，多思考历史真相，才能建立温厚悲悯的文化，世世代代得以活下去。

时代周报：最近刚颁出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认为国外关注中国文学主要还是关心政治因素，因此关注港台文学的外国评论家不多。事实上，台湾香港有这个年代很好的小说家。你毕生向外推荐台湾文学，怎么看待这种冷落？觉得可惜吗？

齐邦媛：你问我诺贝尔文学奖和台湾、香港等地文学作品可能被冷落的问题，令我想起大约2000年，我在香港为华人青年文学奖作评审，曾发表一篇呼吁成立华语文学的我们自己的诺贝尔奖，各报也登载，鼓吹了几天。当然没有下文，因为这样的事实要真正有人有钱去做的啊。现在华语世界有钱的人不少，甚至也可能有此宏愿，但是做的人必须是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真正的读书人，或者将来会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推动这样的大愿，也以百年济世的坚定宗旨，为华语作家恒久定位，甚至可每年并设一个五四以来重要作家纪念奖，让未来的世代看到过去百年被政治淹没的优秀作品，这样才会有完整的历史。

华文作家想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是很难的，因为文字语言决定文学的认识、我们如何能让西方人深入了解华文作品中变化多端却又延续不断的文化？何必苦等他们十年二十年一百年给你一个奖？华文华语世界这么大，我们为什么不自己设立一个足够强的、有说服力的、可以在政治浪潮下坚持文学价值的大奖？过去百年，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否定得太多，肯定得太少，今后的世界，我只希望少些急功近利的口号，人民永不再流离失所，建立较精致的文化，平静，和平。在建立较精致文化方面，台湾和香港确是有较好的成绩，但很难简单地用“奖”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