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切改变

2010-11-03 23:23:00

来源: 时代周报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向司法部长汇报这件事时说：“她在车里与那黑人坐得非常、非常近，让人以为他们是在搂脖子亲嘴。”好像搂脖子亲嘴就该死似的！

黄灿然

女作家凯瑟琳·沙恩去年十二月发表在《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让我印象深刻，文章评论女作家盖尔·科林斯的《当一切改变》。这本书出版后，至今还在受热切关注。《纽约书评》出刊前还在网址广播站上播出对沙恩的采访，我最初就是先听广播的，另外也读了该书一些片段。作者盖尔·科林斯是《纽约时报》前社论版编辑，现时乃是社论版专栏作家。她这部新著，描述美国妇女数十年来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副题就叫做“美国妇女从六十年代到现在的惊人旅程”。

上世纪60年代是大转变的开始，美国已不再是一个农业国家─只有30%的家庭生活在农村地区。60%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75%的家庭拥有一辆车。1/4家庭住在郊区，拥有自己的房屋。这个时候，做一个家庭主妇是成功安稳的中产阶级生活的象征。与此同时，战后经济扩张，较早时，也即大萧条时出生的一代人口无法满足经济兴盛的需要。经济繁荣下的职位空缺，为妇女提供了就业空间。60年代还涌现大批革命性的产品，例如避孕药：它使妇女第一次可以选择做长期工作，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当几年教师，然后结婚生子，然后当家庭主妇。家庭电器和厨房装置，例如吸尘机、冰箱、洗碗机、蒸汽熨斗等，则大大减轻了家庭主妇的负担。不过，妇女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却削弱了。离婚率开始上升，民权运动鼓吹的平等概念影响日大。妇女们可谓百感交集。于是开始有杂志探讨“受困的年轻妈妈”，《新闻周刊》说：“令全国─或至少令媒体─吃惊的是，虽然妇女比前一代拥有更好的家庭和更多的方便，但她们却显得特别悲惨。她们对很多东西不满意，尽管这些东西是其他国家的妇女做梦都不敢想。”

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应运而生。这是一本影响重大的女权圣经，据科林斯说，它“像一场地震”。该书对快乐的家庭主妇的神话的揭露是如此彻底，以致此后数十年那些真正快乐的家庭主妇都不敢说她们快乐。凯瑟琳·沙恩说，据她所知，当时实际上每个妇女都读《女性的奥秘》，这不啻是一个“皇帝没穿衣”的时刻。女权运动亦从争取妇女参政权和工资平均，扩大到定义更宽泛的自主权。

科林斯的书某些方面令人想起当年特克尔的口述史《美国人谈美国》，但科林斯是把采访的人物故事纳入她的总论述。这样一来就既可以分析又可以评论，还能大量援引当时的报刊杂志。沙恩特别提到书中的一个故事：

洛伦娜·维克斯九岁时，父亲意外死亡，母亲从未工作过，因此生活非常艰难。九岁的洛伦娜去一家廉价货品店做工。那时，她的个子几乎还够不上柜台面。她一天的工资是一美元。九年后，母亲病逝，十八岁的洛伦娜需要养活十五岁的妹妹和九岁的弟弟。她在故乡路易斯维尔当女侍应，每晚工作四小时，然后赶搭公交车到十英里外去做通宵电话接线生工作，从晚上十一时至早上七时，然后搭邮车回家做早餐。白天妹妹和弟弟上学，她睡觉。她结婚后，便一边照顾自己的家庭一边继续在南方贝尔电话公司工作。在电话公司，洛伦娜总是希望有机会加班，或有机会晋升报酬较好的职位，以便存钱给孩子们念大学。

有一次她看到一则告示，称有一个电话交换机操作员的空缺。这是洛伦娜自觉完全可以胜任的工作。于是她提出申请，但电话公司把她的申请退回来，称这个工作不是给女人做的。公司有一个显眼的通告，称如果员工觉得受歧视，可以跟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联系。洛伦娜写信给该委员会，该委员会告诉她亚特兰大办事处一位代表将来调查此事。公司拒绝屈服，理由是佐治亚州法律禁止妇女做任何抬起三十磅以上重物的工作。那些电话交换机操作员使用的一个设备刚好超过三十磅，但这设备却是放在手推车上的。同时，洛伦娜每天都要把一台三十四磅重的打字机搬到办公桌上，下班时又把它收起来。于是洛伦娜提出上诉。可是，一个女人上法庭要求获得一个男人的职位是一件周围的人都无法接受的事，她连上教堂也不敢了。她在地区法院败诉，连律师也告诉她，她无希望胜诉。第二天上班时，洛伦娜不再用打字机写报告，而是用手写，当她的上司提出抗议时，洛伦娜说，她不能提起一部三十四磅重的打字机，因为这是违法的。于是她被停职。这时，全国妇女联盟插手干预。最终，上诉法院推翻原判─可以说是一次大胜利，但洛伦娜从此受到公司的百般刁难。她最终向法庭取得指令，获得晋升。洛伦娜退休后去领取社会保险金时，一位职员告诉她，从未见过一位如此高薪的妇女。

科林斯运用起材料来非常机敏，注重细节而又以谈话风格见胜，善于把历史事件与当时人们尤其是报纸杂志记述这些事件时的短视加以并置，令人觉得难以置信或荒诞不经。当抹去小姐或女士或夫人之间差别的新词“Ms”这个“恐怖”的字出现时，《纽约时报》著名语言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在专栏中说：“对我们的耳朵，它听起来还是太生硬了，不适合新闻写作。”《纽约时报》其他人当然也作如此想。譬如说同一年，该报报道女权分子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五十岁生日派对时说，宴会的收益“将捐给Ms基金会，该基金会是《Ms》杂志的出版者，斯泰纳姆小姐则是该杂志主编”─还是把她称作小姐。

有时候，科林斯提到的荒唐细节并不那么幽默，甚至不是恐怖，而是不可理喻。1965年，一位有五个孩子的白人母亲从底特律开车去塞尔马参加民权抗议时，遭三K党枪杀。因为她让一名参加游行的黑人搭便车回家！而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向司法部长汇报这件事时说：“她在车里与那黑人坐得非常、非常近，让人以为他们是在搂脖子亲嘴。”好像搂脖子亲嘴就该死似的！

作者系香港知名诗人、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