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大型体育活动意义深远

2010-11-23 19:00:58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黄昌成发自北京

1979年11月26日，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但彼时体育仍是冷战的战场。东西阵营公开对抗的莫斯科奥运结束不久，在国家体委领导荣高棠的极力推荐下，52岁的何振梁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从此得以代表中国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声。

在国际奥委会里，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委员何振梁，最终他却凭借着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精辟见解，在委员中赢得很高的声望，被认为是国际奥委会中“不可收买的人”。他在1985年以全票当选执委，1989年又以全票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三级跳”，这在国际奥委会内并不多见。

在1990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北京亚运会，作为中国亚组委副主席的何振梁参与了其中的申报工作。当时与北京一起竞争的还有日本的广岛，亚运会开幕时正是它规划重建40周年。亚奥理事会最终将主办权给了北京，但为了安抚日本，破例在同一次会议上确定广岛为下一届亚运会的举办城市。

从1991年开始，何振梁就为北京申办奥运会而奔忙，时间跨度长达10年。他曾两次参加北京申办奥运会，两次担任申奥投票中方陈述人，是北京申奥由失败到成功的标志性人物。

他强调奥林匹克运动会应该成为超越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运动，但也坦言体育与政治分不开。“在国际组织里面，你要懂得根据章程去展开工作，”

2010年11月8日上午，国家体育总局内，何振梁跟时代周报记者说起了自己在国际奥委会的“安身立命”之道。谈笑间，数十年来我国体育融入世界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一一重现。

重返国际舞台

时代周报：你1981年就已经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当时中国在国际奥委会里面的情况如何？

何振梁：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了我们的合法席位，也就是从当年开始，我们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就开始正常化了。1980年就是莫斯科奥运会，本来是一个应该展示我们国家的体育和精神面貌的机会，但是前苏联在1979年12月出兵侵略阿富汗，国际上主要是以美国为首，就有一种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声音，我们国家也在1980年4月做出决定，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

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是非功过我们现在不说，但是我们参加了1980年2月份在美国普拉西德湖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当时由体委领导李梦华任团长，我是副团长。

这是我们恢复合法席位之后参加的第一个冬季奥运会，虽然当时也有台湾代表团的问题，但后来他们宣布退出了，所以我们都很享受整个过程。尽管当时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所产生的影响很好：跟美国关系打开了，跟奥委会各成员国建立了联系，跟当时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也有很好的沟通。原来在他们印象里，以为共产党中国就是满口都是讲政治嘛，去了以后，双方都有很好的了解。

也就是1980年，萨马兰奇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他一个是要确保莫斯科奥运会能够照常进行，而关于中国问题，他提出，中国应该尽快有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当年我们国家提了三人名单给国际奥委会，我当选了。就这么个情况。

时代周报：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你在体育领域上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何振梁：我是1955年到国家体委工作的，“四人帮”倒台之后，我是国际联络司的负责人之一，1978年，我被正式任命为副司长。

1979年之前，我基本上负责国际体育组织打交道。跟那些不存在台湾问题的组织，我们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交了不少朋友；而在那些台湾问题还没解决的组织里面，我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争取我们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体育走向社会

时代周报：你是来自中国的共产党员，跟那些来自欧美的委员们交往困难吗？

何振梁：交往是不容易，再加上我的生活习惯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在下班或者开完会后，基本上就往酒吧里去。我不喝酒，也不爱这样，就是靠开会和吃饭的时候多跟他们交流。

还有每次开会时在会上的发言。每次发言，我绝不讲言之无物的东西，一定要切中要害、观点鲜明，还要争取将我们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体现出来。当然不可能每次都做得那么好，但是力争达到这样的效果。

时代周报：我注意到，你在国际奥委会的第一次发言是在1983年的新德里全会上。当时你建议国际奥委会可以而且应该更多帮助各国推进群众性体育。为什么会提这个建议？

何振梁：当选委员那一年，我没参加会议；1982年第一次参加全会时，当时有人提醒，你应该先看先听，不要贸然发言。到了1983年，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知道我们新中国委员的观点了，所以我决定发言。

这个建议是我根据在国内观察到的情况提出来的。我到体委以后，主要是搞外事工作，看到的都是比赛和国际交往，不太懂国内的体育。“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免职，恢复工作后也还是搞体育的外事。但是在“批邓”的时候体委的领导让我到地方上搞调查研究，本意是把我从外事部门调开，但客观上让我有了搞调查研究的机会，知道群众体育的重要性。

根据国内的经验来看，我看到了竞技体育是表层，真正扎扎实实搞体育，必须搞好群众体育。所以我在发言中提到，“没有群众性体育的竞技体育，只能是无本之末，无源之水”。我说，国际奥委会在推动竞技体育方面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但现在国际奥委会已具备一定的条件，有精力和财力帮助各国推进群众性体育。我的考虑是这样。

萨马兰奇原来没有这个准备，开会前我也没有跟他说我要发言，所以我一讲完，他就说：“何委员你的意见很好，但我们国际奥委会不能涉足到其他国际体育组织所从事的群众性体育领域里去。”

当时萨马兰奇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但是他很快就觉得我的意见有道理。于是在开完会几个月后，他决定在国际奥委会下面成立一个群众体育工作小组，这是一个研究型的组织，他自己做组长，并任命我做副组长。一年后，国际奥委会正式成立了群众体育委员会，我还是副主席。

过去中国一直是为了合法席位的问题而努力，而真正谈工作的第一个发言，就是我这个。

申奥艰辛

时代周报：2001年北京申奥时，你作陈述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决定，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你怎么区分“载入史册”与“创造历史”的不同？

何振梁：本来开始时发言内容里只是有“今天你们将会创造历史”，而没有“载入史册”这句话。我觉得不够全面。奥运会每四年一届，每一届的东道国都在奥运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不管影响大小，都是载入了史册的。如果在讲话中把中国的位置太突出了，说只有你北京办了奥运会才算创造历史，是不行的。

这就要考虑分寸的问题。所以我后来加了这句话，意思就是，前面你们所有这些为奥运会的发展而作出的努力，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都已经是载入史册了；但是今天，这个决定，要创造历史，创造什么历史呢？在于它后面的那句话，很多人没有引起注意。

时代周报：这句话是“你们今天的决定可以通过体育运动促使世界和中国拥抱在一起，从而造福于全人类”？

何振梁：对。很多人都把关注点放在了前面历史这句话，以为很经典，很震撼人心，但是后面两句话，人们不太注意。

你想想，我们奥运会创造了什么历史？对于中国来讲，北京奥运会时改革开放的一个大事件；而从国际关系史上来讲，北京奥运会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长期以来，人家都以为共产党中国是洪水猛兽，通过奥运会，让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拥抱在一起，互相交流互相了解，历史的进程是不是发生变化了？北京奥运会的意义就在这里，这是过去历史从来没有过的。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对中国很重要，对世界也很重要。中国和世界友好地在一起，从而造福全人类。

这不是一句空话。奥运会两年过去了，它的影响越来越显现出来了。你看，从现在来讲，上海的世博会开得很成功，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反响。但是北京奥运会，有远见的人是赞成的，但是也有很多人不是这样认为的。

举国体制利弊

时代周报：北京奥运会上，我国的金牌总数第一，有人说这主要归功于我国竞技体育推行的“举国体制”，你怎么看？“举国体制”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何振梁：举国体制绝对是我们国家一大优势。这是我们的一个宝，不要轻易丢。

但是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加，不能光有这个。在坚持举国体制的同时，应该更加发挥社会的作用。你看抗震救灾，既有国家组织动员，也有民间积极参与，这个体制是最好的体制。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机构在那里发动、组织，都靠老百姓自发行动，那不行。我们不能因为发挥社会的作用，而否定举国体制。

就体育来说，如果我们像美国那样，走民间自发的路子，我们需要多久才可以取得现在的成绩？你想想吧，无论是从全国GDP还是人均财富来衡量，我们都跟人家相差很远，体育已经成为人家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们中国还不行，很多人有钱可以去赌，到处挥霍。如果没有国家体育总局来组织、引导大家来搞，完全靠社会来行吗？

时代周报：但是现在我国也有些运动走向了职业化，成绩还不错，例如网球、篮球等。

何振梁：搞职业化，有了好成绩，那当然是好事。但是你看看，现在这些单飞的人，当年是谁培养的。如果都让老百姓自发去搞的话，那可能就只有富人才能搞体育了。

所以我们讨论问题，不要脱离开当时的形势和政策。建国之初，我们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过去的体育是少数人的，特定阶层的。

而当时工厂、企业有工间操、产业操，学校有早操、课间操、眼保健等等，农民在村里搞活动。但70年代之后，我们开始跟国际上交往多了，日本冰球队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找了最优秀的队员，输了1比36；苏联的一个二线队也可以大比分赢我们。你说中国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情况，行吗？在这样情况之下，你侧重地抓一抓竞技体育，再来鼓舞我们的民族精神，带动全民体育发展，这有什么错？所以什么事情不要绝对。

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如果国家的体育成绩没搞上去，我们非被老百姓骂死不可。

期待广州亚运

时代周报：北京奥运会过去两年之后，广州举办亚运会即将开幕，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何振梁：广州很想办一届高质量的亚运会，这个我可以理解，广州也有这个经济实力。在举办了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之后再来举办亚运会，不要把这看成是压力。亚运会何必要跟奥运会进行比较呢？完全没有必要。两者的要求不一样，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比如说电视转播，亚运会就不可能做到全球转播，这不现实。

我相信，广州亚运会的组织工作肯定是吸收了北京奥运的经验，也可能会做得更好，但不要攀比。如果通过这次亚运会，能促进广州这个城市自身的发展，那是一件好事。

同时，广州亚运会也要考虑一个大局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北京奥运会为例，当时我们曾经提出，“科技奥运”里面我们要把最新最好的科技拿出来，国际奥委会说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这样，标准不要定得太高，太高的话以后别的城市达不到怎么办？

作为主办国，我们肯定是想将奥运会办得最好。但是国际奥委会的目的是，尽可能让大多数经济实力处于中游的国家都能够举办奥运会。作为国际组织，它不但要追求某一届办得好，还要讲求持续性，不要让中等的国家想办都不敢办。所以为什么现在伦敦强调说，它要办出自己的特点，不跟任何一个国家比。

办大型运动会，硬件重要，但更重要是发挥软实力，包括组织的完善，宾至如归的友好的社会氛围，交通的畅通等等。

时代周报：那么广州亚运会是不是应该更加回归到体育本身，少点政治的因素呢？

何振梁：你这样就把体育与政治截然分开了，怎么能分得开呢？广州亚运会不光是体育，还有团结亚洲各国的作用。

你不要认为政治只是一个口号，什么问题提到最后，必然是政治性的。有一次一位领导人问我，说你怎么理解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我说，体育脱离不开政治，但是我们反对把体育政治化。

时代周报：怎么区分政治与政治化？

何振梁：你想，如果以政治化来对待我们奥运会，那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就都来了，你看一个火炬传递，在法国和英国都产生了不少波折。

但是，你说办成奥运会之后，政治含义有没有？我可以告诉你，1985年之后，我曾经两次进入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进入执委会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前后那一届，里面讨论的，纯粹的体育问题只是占了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是在讨论政治和经济上的问题。

例如南非要在会上讨论他们的种族问题，苏联解体以后，怎么处理他们的席位？还有阿拉伯和两个朝鲜，波黑事件怎么处理等，讨论来讨论去都离不开这些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