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因盛会改变

2010-11-19 13:19:58
来源: 时代周报
远东运动会、东亚运动会、世博会、亚运会、奥运会……种种大型活动塑造了举办城市的地貌,也塑造了城市的人文景观和市民性格。大型活动与城市之间,相依相存,互动互进,息息相关。城

本报记者 王珏磊 实习生 赵淑菊 发自上海

远东运动会、东亚运动会、世博会、亚运会、奥运会……种种大型活动塑造了举办城市的地貌,也塑造了城市的人文景观和市民性格。大型活动与城市之间,相依相存,互动互进,息息相关。城市,在大型活动的辐射下,不断脉动、嬗变、跃升。

远运会催生中华运动场

颜声涛老人已97高龄,病膝,不良于行,可他精神矍铄,记忆尚佳,操着一口糯软的带宁波口音的上海话。以这样徐缓的口吻和语调,来描述他所见识过的1927年在上海举行的远东运动会,有一种地域和文化上的契合和亲切。老人说:“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了三届,我看的是1927年的第八届,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这也是我少年时代所经历的一件大事,至今记忆犹新。”

其时,颜声涛在上海徐家汇的一所教会学校就读,学生多来自中产家庭。运动会开始前三个月,学校就有动员,鼓励家长支持、捐助运动会。当时国力贫弱,国民政府仅拨款两万元,上海市特别财政补助两千元,浙江省政府补助五千元,余者由社会各界捐助。颜声涛的父亲是一个殷实的五金商,在儿子的鼓动下,慨然捐助一百大洋。“这一百大洋在当时也不是个小数字,相当于一个工人七八个月的工资,至少能买下间二十平米左右的房子。”当时的组织者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开幕式和闭幕式在中小学招募仪仗队队员,颜声涛欣然报名,经过甄选,终被录取。

“那时参加仪仗队可不像现在,费用可要自己承担的。白衬衫、蓝裤子、黑皮鞋,还有一件西服小背心,这些都是家里出钱买的。每天放学,我们要坐着车,赶到圣约翰大学的操场去排练,不过时间也不长,也就一个月左右。那时候,我穿着这身 ‘行头’,走在马路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回头率非常高。我感到很自豪。”老人陷入了回忆,有些自喜。

8月27日,运动会开幕式那天一大早,颜声涛的父亲专门雇了辆车,带着一家人驶往市中心的中华运动场。“我们仪仗队很受欢迎,一出场一片喝彩声,还有很多外国人来找我们拍照,当时外国来宾有五万多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国际性的大型运动会是中外交流的一个很好的社交场。有人说上海人崇洋,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开放的心态。从远东运动会到现在,许多大型活动都在上海举行,这对塑造上海比较开放的市民性格有很大的好处。我自己从那以后就很乐意同外国人打交道,现在还有些外国老朋友经常来看看我。”老人得意地告诉记者。

从第三届始,远东运动会有女性运动员参与。“我母亲这一辈的妇人,都很少抛头露面,身体文弱,更谈不上运动了。我妹妹看了运动会以后,就缠着父母要去做运动员,后来她还真打了几年篮球,她还参加了1934年的远东运动会。这些运动会的举办,对上海市市民的女性意识有很大的提振。”老人说。

颜声涛后来搞了一辈子的建筑,参与过上海体育馆、上海游泳馆的设计。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对上海的地貌改变很敏感。“我记得为了举行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上海建了很多新路,路况改观很多。主场地中华运动场是1925年建造的,这个场子很大,足球场可以容纳两万观众,还有田径场、棒球场、网球场,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可惜后来都拆了。现在看看,江湾体育场、虹口体育场、上海体育馆,这些都是一个时代的地标性建筑,这些建筑都叙述着历史的故事。用我们建筑师的话来说,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物理性的史诗’。”老人感叹有顷。

国际赛事提振民族自尊心

远东运动会是中国走向国际性体育赛事的开端,也是今天亚运会的前身。1911年,美国人布朗发起组织远东体育协会,提议参照世界运动会(即奥运会)的成例,由中国、日本、菲律宾发起组织远东运动会,每隔一年在东亚大都市择地举办。首届远东运动会于1913年2月在马尼拉举行,以后轮番于马尼拉、上海、东京举办。其中,第二、五、八届在上海举行。

1915年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是上海首次举办正规国际比赛。5月14日 《申报》头版醒目位置刊登消息称:“中日菲律宾三国将在十五号至二十二号在虹口靶子花园举行运动大会,有跑、跳、游泳、足球、网球、脚踏车、童子军大操等节目,这是上海自古以来未有的奇观,节目丰富,票券尚存不多,请有意参加的观众从速购买。”开幕式那天,尽管下着大雨,但主会场虹口娱乐场(今鲁迅公园)前却还是被旧式老爷车挤得水泄不通,人流如鲫。据了解,当时的门票价格并不便宜,票券分两种,长券十元一张,入座券一元,不打折,不优惠。

8天的比赛,观众达10多万人,350名中国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赛后,当时任亚洲远东奥委会秘书长的布朗评价:“在我一生中从未见到过如此热烈的场面和人们对体育比赛表现出的热情。”

这次在上海首次举办的远运会影响深远。当局对体育运动已有所重视。5个月后江苏省政府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体育传习所,聘西人为教授,培训各县市体育事业骨干;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还创设了女子体育师范学校;1918年上海又创设了我国第一所体育大专院校“东亚体育专门学校”;各地院校也相继出现了体育专科;我国最早的一批体育刊物如《体育界》、《体育杂志》、《体育周报》等,亦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或复刊。

“其时,上海对要不要引进洋体育也有过争论,最后形成了共识,加快了引进的步伐。学校体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1922年,经过西方体育的传入,特别是在上海举办远东运动会和其他赛事,学校废弃此前的‘兵式体操’,变成体育课,从培养‘军国民’改为对人的全面培养,使国人真正从教育层面上接受了体育。此外,市民也从看运动会,发展到积极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接受西方文化,建立了很多组织。1924年建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从洋人手里夺来了体育组织权,对国民觉悟、国民体育文化的接受、素养的提高都起到很大作用。”上海体育学院人文学院院长肖焕禹告诉记者。

记者查阅《上海体育志》发现,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选手获得田径、游泳、足球、排球4项第一和总锦标第一,成绩颇为优秀。“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正在经历一段屈辱的历史,体育被我们当成了一种提升民族自豪感、自尊心的途径,对远东运动会的关注和重视对此颇有助益,尤其是在上海举办的这几次运动会,我们的成绩很好,对中国人提升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凝聚力确确实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上海体育学院体育理论教研室主任陈玉忠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颜声涛老人观看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乃是在上海举办的第三次。据当年9月4日报载:“前数届在华开会,皆为外人代为主持,本届一切事务,完全由华人办理,会场建筑之完备,比赛评判之公正,日菲代表均称满意。此虽为中国应尽之责任,然在远东运动会史上,不可谓非开一新纪元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中国东北,次年建立伪满州国政权。1934年5月,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马尼拉举行,其间,召开远东全体执行委员会议,日方提出修改会章,以达到拉伪满入会的目的,中方代表坚决反对。5月21日,日迫菲再度开会,在没有中方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通过“决议”,非法解散远东体育协会,远东运动会就此停办。中国进入救亡图存的危难时刻,体育让路了。

东亚运为上海国际化提速

历史在变革,城市在前行,上海再次迎来盛大的国际性体育赛事,已是1993年的东亚运动会。

曾三次刷新亚洲女子跳高纪录的上海运动员杨文琴,虽然在1993年时已退役,但她还是很关注这次运动会。“我过去经常出国参赛,当时觉得国内外城市和赛场的氛围区别很大,但那一次的东亚运让我觉得上海已经向国际趋近了,各种设施比较先进,市民的开放程度也大为提高。”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东亚运确实创造了不少新纪录:经过改建,田径、体操、羽毛球、举重、武术等赛场的设施均达到亚洲一流水平;通讯设备的功能超过历届亚运会,其中数字数据网(DDN)和高速数据专线网(128kbps)等先进技术是世界上首次用于国际大赛。女性性别检测采用PCI技术,在国际大赛中也属第一次。东亚运动会共接待了来自近30个国家、地区的境外人员3180位,是上海地区有史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外事活动。

东亚运的闭幕式在上海体育馆举行,颜声涛老人作为体育馆的建设者之一,也应邀出席。坐在嘉宾席,老人深切地感觉到:这个城市需要更快的变化,建筑上也需要有更大的革新。“大型活动往往能够推动城市建筑的发展,现在这个壳太小了,已经容纳不了越来越繁荣的体育和其他的国际交流,这个城市就要爆发了。”

老人的预言没错,当2007年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上海举办时,主会场已经是能容纳八万人的上海体育场了,各大分会场也修葺一新,地上地下交通道路宽阔通畅,商厦林立,市民的性格也大为自在开放。“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一个城市具有一定的水准和基础,才有能力举办这样的大型活动,而当城市接受这样一种活动之后,对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精神状态又有促进。”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体育史专家金大陆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世博重塑城市性格

刚刚落幕的世博会,又是上海人文和地貌的再度嬗变与跃升。历时半年的这一盛会,将深刻而悠远地改变这个城市的性格。

上海的地貌版图再度被改写。黄浦江两岸5.28平方公里的世博园,加上周边区域,很可能成为上海继徐家汇、花木、五角场、真如之后的又一个副中心,并集文化休闲、商务、公共绿化等多种功能为一体。“世博园周边交通发达,基础设施完善,举办了世博会后,其各方面都趋于完备。后世博的发展将会关注黄浦江的滨江地带,我们将会建立一个综合的功能区,这些功能区也将辐射整个中心城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表示。

约422公里的轨道交通线的建成与运营,也让上海的轨道交通一跃而居世界前三名。上海两座国际机场的乘客乘载能力达9400万人次,3座火车站使上海的铁路旅客承运能力达到8100万人次,十六浦码头经过改造可以停靠世界最大的游轮。用上海世博会执委会副主任周汉民的话来说,“上海基础设施现代化提前了10多年完成。”

颜声涛老人通过电视和照片观看了世博,“我觉得这些建筑已经属于美轮美奂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将这些有审美价值的物质文化如何嵌入到市民性格中去。”

“世博会为上海真正打开了一条通向成为世界大都市的道路。”顾晓鸣说。“世博会前,上海人的追求有些片面,‘哈美’、‘哈日’、‘哈欧’,只追求少数发达国家的东西,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而且面相不堪。世博会之后,上海真正站起来了,心胸放开,所有民族都是兄弟姐妹,都是创造的伙伴,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化元素在上海激活和化合,激发出巨大的创造能力。”

拥有“世博记忆”的一代人,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看来,在某种程度上被世博重塑了。他特别提到了80后、90后群体,被称作“世博一代”的这代人,成长在集体主义缺失,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流行的年代,私人叙事、日常叙事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但我发现,他们对世博的热情与专注超出了预期。这一代人,似乎正在寻找自己的宏大叙事。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这样的国际性盛会,会让80后、90后眼界更开阔,思想更开放,信心、责任感将增强。自信、开放和有责任感,或将成为这一代人的重要特征。”

“世博的这次实践也是人类活动的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对未来时代的心态和行为的影响,将会超乎想象地生发和衍生,直至很久很久。”顾晓鸣说。

盛会遗产持续发酵

上海只是中国城市的一个缩影,曾举办大型活动、并且深受其益的城市不仅仅是上海,北京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典案例。

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也是亚运会诞生40年间第一次由中国承办的亚洲运动会。2008年,中国又首次承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落地于北京。

陈玉忠认为,奥运会给北京留下的遗产,首先是硬件设施,体育场馆和城市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城市乃至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大型赛事本身的成功就体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形象的提升,对民族文化的弘扬等,而且这些影响在赛事结束以后是不会立即消失的,它是综合的、长期的。”

“像奥运会这样的大型运动会是大同世界的虚拟实现。当它结束以后,应该对体育道德和一般道德都有一个促进,这对城市来说也很关键。体育运动中包含着现代的、有人类学传统的一种精神,就是人与人之间在规则下进行竞争,竞争之外就是朋友,这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精神对于城市来讲是极其重要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体育精神对于促进人类社会的美好发展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顾晓鸣告诉记者。

不过,顾晓鸣认为,在促进群众运动方面,奥运会还没有提出它真正的口号。“群众性运动一定要让它自己生长出来,而且要纳入整个经济的互动中去。在这个意义上,奥运会后续的、延伸的东西还是不够。像奥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就像一个核反应堆,爆发之后有很多能量,慢慢地在城市的方方面面都会散发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它就变成了焰火,一爆很好看,爆完之后就没有了。”

而在肖焕禹看来,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已经变成了北京建设的三大理念,建设绿色北京、科技北京、人文北京,这就是奥运给北京留下的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文化遗产的延续,而北京奥运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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