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 走出晋商兴衰循环

2014-09-22 11:21:21

来源: 时代周报

2014年的夏天，反腐风暴席卷三晋大地，晋商群体再次成为舆论焦点，这一次，晋商群体却成为扭曲政商模式的灰色代表。

“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吾有此历史、有基础，能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这是梁启超在1912年自海外归来时在北京发表的言论。晋商作为中国第一商帮，对于中国商业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其一以贯之的“以义制利”的理念，以股份制为核心，包括职业经理人、身股制等一系列先进企业制度，并凭借这些，将传统农耕文明中的商业做到极致。
2014年的夏天，反腐风暴席卷三晋大地，晋商群体再次成为舆论焦点，这一次，晋商群体却成为扭曲政商模式的灰色代表。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是受害者，而是官员们的白手套，他们是从犯，更是官场生态的牺牲品。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找到他们身上晋商传统的某些基因。精明、低调，以及对于权力运行的熟悉和投机。这其实也是500年晋商兴衰的密码。正是因为依附权力，晋商得以兴，也不得不接受最后衰败的命运。如此看来，以重塑官场生态、理顺政商关系为核心的2014年中国反腐运动，其实也给晋商走出资源符咒、走出兴衰命运提供了可能。

【开篇】
培养健康市场经济的想像力

本报评论员谢勇

在这个闷热的夏季，反腐风暴席卷三晋大地。9月初举办的国际晋商大会，与天气形成对比的是气氛之“冷清”、缺席者陡增：组委会主任白云不见了，本应该出现在主席台上的很多领导不见了，还有，本来作为杰出晋商代表的那些企业家们，邢利斌、贾延亮、袁玉珠、张新明等，也已经不见了。而那些可以参加，有分量够资格参加的本地晋商们，对此“盛会”唯恐避之不及，怕“去了就回不来”。

意气风发的是郭台铭，这位祖籍山西晋城的台湾商人，在如此低迷诡异的情况下，信心满满地表示，今年鸿海在山西新增投资金额将超过50亿元。2014年，富士康在山西的产值一定会超过600亿元。据《山西日报》报道，大会致辞后，王儒林走到前排，与郭台铭等握手交谈。郭台铭在山西的生意与煤没有太多关联，富士康晋城产区主要生产工业机械、自动化设备、精密模具，而太原产区主要是高端手机零部件。也许在王儒林乃至其前任袁纯清看来，郭台铭才应该是晋商未来的代表。

在袁纯清三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曾经用“资源诅咒”的概念形容山西，他将山西称为“资源诅咒”的中国样本，认为就是资源开发锁闭了发展功能，制约了发展空间，甚或拖累了经济发展。引以为豪的资源优势，成了山西的困惑和苦涩。

更要命的是依附煤炭资源形成的“山头”文化。袁纯清提出，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动被资源所主宰，一定是可怕的。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文化被资源所主导，则更加可怕。遗憾的是，前些年资源开采门槛过低、资源红利唾手可得，使一些干部眼中只有煤炭，开口闭口都是煤炭，离开了煤炭好像就失去了活路。这就使三晋文化的特质发生了重大变异，形成了（确切地讲是异化为）以煤炭为依赖的“发展生态”和“资源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坐拥丰富资源的山西，经济发展反而滞后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实，有些话，袁纯清一定看清楚了但没有说出来。比如，依附煤炭资源，山西形成的不仅仅是经济模式和路径依赖，更是建立在“黑金经济”上扭曲的政商模式和商业文化，形成了灰色的社会氛围，而在这个氛围下，山西部分官员与企业家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一个官员倒下，就牵连到一群企业家；每一个企业家被抓，就关涉众多官员。利益交错，关系盘根错节。即便有人会腹诽“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辛辛苦苦赚得两个钱，当官的三言两语就拿走了”，却始终无碍官商互惠互利模式的持续运转，无碍做成的一笔笔勾兑生意。

也就是在这种模式下，晋商与“煤老板”几画等号，中国社会不断因为这一群体的暴富与恶俗而皱眉，我们看到了财富，却很难看到晋商身上杰出的企业家基因和创业冲动。资源诅咒，成就财富，却也杀死晋商。

实际上，只要愿意寻找，总会发现这些黑金罪人身上，有一些东西闪烁着异样光泽。比如已经不再是舆论关注焦点的山西商人丁书苗，当反金陵十三钗式欲望想象逐渐淡去，人们终于会注意到被称为“傻娘”的她—曾在改革开放的田野上，挨家挨户收鸡蛋，去做些小买卖，点滴积累着财富。居于她灵魂深处的，是晋商传统中对财富极度渴望，以及获取财富的种种“优秀”品质—勤劳，耐心，嗅觉灵敏，判断力出众，当然，还有对于中国官场的高超领悟力和彻底臣服。

还有这次山西反腐风暴核心人物之一，因7000万嫁女而闻名的邢利斌，1990年，邢利斌从山西大学毕业后没有去被分配的单位报到，而是开始“创业”，回吕梁的中阳县承包小铁厂。同年，邢利斌租赁经营了柳林县金家庄煤矿，正式进入煤炭行业。据报道，邢利斌介入煤炭生意之初，资金匮乏，就从中阳、柳林等地村民手中集资购买煤矿。邢利斌言而有信，到期就足额支付了集资的本金和利息，当地的老百姓都愿意借钱给他。邢利斌出具的集资借款白条，在当地一度成了可以流通的硬通货。

邢利斌有着超常的胆量和嗅觉，他精准把握住了煤炭价格暴涨前夜的有利时机。长达近10年持续走高的煤炭市场，保证了其一手打造的联盛集团在高杠杆模式下的扩张，链条仍不断裂。可以说，“邢利斌们”就是一个商业奇才，他们的商业才能，对比郭台铭，又差在哪里？

差距不在商业才能，却在其他。邢利斌、丁书苗们的短板，在于缺乏“健康市场经济的想像力” ，在于不去坚守企业家商人的独立地位，在于看不到“官商交往要有道，要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

但这些能完全归咎于这群晋商吗？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中国经济场中，权力从来都没有缺席。所谓依附资源，归根结底是依附对原材料、土地、贷款等要素资源的分配有着予取予夺的权力。与权力共舞获得成功，同时产生了无数牺牲品。当这些晋商们成为白手套的代名词，企业家精神内核和专业的商战能力，也就蜕变成为权力的牺牲品。

问题在于，这些沉淀在血液中的能力与冲动，却无力挣脱官商关系的各色枷锁。只要在这块土壤中扎根，其长出的枝叶，结出的果实，其实都已经注定是什么样子。甚至，比起前辈，今天的晋商更加依附权力，每一次山西省重塑煤炭生产格局，对他们而言都是机会，他们只要能够把权力伺候好，就意味着财富继续膨胀。而对这个国家，则意味着各种荒诞而土气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继续弥漫，企业家们距离正常的市场经济状态越来越远。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曾指出提供路径依赖的钥匙是文化。文化乃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在全球化浪潮中，产品可以复制，技术可以引进，文化却无法拷贝。根本改变“煤文化”特质，营造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应当是谋划发展的战略基点。要走出魔咒，不仅仅是山西经济转型要求解的问题，更需要的，则是重构社会机制以及经济运行之道。

【世相】
新煤老板成长记

吕运

李二是我同学，也是我朋友，2005年，大学毕业的他与自由、开放的繁华都市依依惜别，选择回到大山深处的晋西北小城，实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是一个崇高而美好的开头，然而，在这个开头之下，故事还有另外一种叙述模式：作为独子的他选择回到小城，是因为家人的使命召唤，他扛起肩上的这座小矿山。

拥有工商管理学位的李二自信满满，筹划着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去经营矿山。一年过去了，企业的效益不升反降：有几笔大生意都没有谈成，甚至还被安监、环保部门罚款。这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心生疑窦的他向老爸大吐苦水。老爸的回答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晋商，从来都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要因势而动，而这个势，就是红顶子。记住，无论多有钱，当官的千万不能得罪，哪怕小小的办事员。

肩负着家族兴旺的使命，李二反复咀嚼其中奥义，努力让自己融入这个环境，开始尝试着做改变。

如果说，重庆等沿江城市积淀下来的是码头文化，那么，山西的政商圈形成的是以矿山为核心的山头文化。年轻的矿主李二开始寻找自己所归顺的“山头”。巧的是，他的高中同学，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成为县委办副主任，在李二面前“官气”十足。虽然在李二看来，区区副科级不值一提。然而，正是这位副科级的小干部成为他日后的贵人。

小城位于晋西北，汾河从小城流过。虽说行政划分归属太原，然而，一座大山使小城变为封闭社会。因此，信息对于商业和商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信息的来源，恰恰就来自这位昔日的同学。“最近县里可能派人检查安全生产，你的矿关几天避避风头吧！”“好像有人反映你的矿场将污水排到农田里”“汾河边上的楼盘是书记的人开发的，你要不要多买几套？”这位同学好像很喜欢用“好像”、“可能”之类的词，或许，当官的都这样吧，李二这样想。

在同学的帮助下，他在生意场上越来越得心应手，与这个小城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契合。当然，作为一个讲诚信的人，对这位小伙伴的馈赠和报答，从来也没有少过。

同样改变的是李二的酒量。原本滴酒不沾的他，成为圈内的“海量”朋友。在昏暗灯光下，在声音躁动的KTV包房中，他和他的官员朋友们享受着酒精刺激下的微醺抑或癫狂。《向天再借五百年》成为他每次必点歌曲。当然，免不了借着酒醉，炫耀自己认识某某高官，其实，真相是，他只是站在其十米开外，出现在高官考察的现场而已。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也在感叹生意的艰难，官员们不好伺候，稍有不周都会为难自己。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县长。每换一任书记或县长，年轻的矿主总是通过小伙伴第一时间获知官员的“来头”和派系，既然知道来头不小，那就必须会“来事”。这位“来头”很大且主管工业的副县长喜欢收藏历年纸币，而整套收藏中恰恰缺少第二代1元纸币。李二闻风而动：恶补钱币收藏的知识、驱车奔波于小城与乡野之间，最终用高价成功兑换这张纸币，从而赢得副县长的信任。在那位据说来头很大的官员眼中，诚意或者忠诚远比纸币重要得多。通过献忠诚与这位副县长搭上关系之后，年轻的矿主邀请副县长表弟到自己矿山“做工”，美其名曰：让副县长能够及时监督生产。

生意渐有起色，他想，要把生意做得更大，攀附县一级的领导远远不够，最好能够获得市里、省里的关系。高中时，他就对神秘的山西前首富—古交“二汉”张新明的巨大能量耳熟能详，这是一个号称手眼通天、无往不胜的能人。据说，在山西，没有二汉办不成的事。年轻的矿主萌发这样一个梦想：“二汉”不敢比，但至少，跺一脚都能让这座小城抖几下。他需要来自更高层面的支持，这就是他的布局。当然，前提是，不触碰小城既有的权贵格局。

于是，他在府西街省府附近也购得一处住宅。近水楼台先得月，已然“上道”的年轻矿主开始搜集省城高官们的兴趣爱好、生活习惯、车牌号码。

当然，想要认识高官，总得有个由头。多方打听之下，发现一位老乡竟然是某高官在大学体育系时的同学。几经周折，年轻的矿主找到这位高官的同学，试图打通省级领导的关系，然而，结果令他感到沮丧，因为这位高官和他的同学已有十几年没有联系了。“大领导为省里的事情忙，我们理解。”高官同学说道。线索就这样断了。年轻的矿主的整体布局就这样折戟沉沙了，他只能感叹自己还不够土豪，关系网络还不够密集。“不管怎样，我还是能够在小城里施展自己的本事和能耐。”李二这样安慰自己。

九月的省城太原，依旧闷热难耐，重拳反腐似乎根本停不下来，而一连串落马的省级官员当中，就有那个曾经望尘莫及、无法攀附的高官。关系的经营看似一种投资，原来是一场赌博。“这回，我与失败擦肩而过。”李二在电话里激动地对我说。（作者系职员，籍贯山西）

【延伸】
扭转发展模式良化山西生态

程同顺

传统晋商提倡勤劳节俭，通过自己的奋斗来获利。儒家文化虽然主张抑制商业，但对晋商有重要影响，对晋商而言，他们不把自己当做一个纯粹的商人来对待，而是把自己当做有传统价值观的、肩负天下兴亡的角色来对待。经商不只是为自己，而是有社会责任。沟通南北，互通有无，更通过票号实现“汇通天下”，这就是为天下做出贡献。晋商在个人品格上和对民族、国家的责任上，都有比较高的高度，这两方面对现在山西和其他各个省的商人都是值得借鉴的。

而今天，山西政商关系之所以扭曲，是因为一个基本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所谓政商关系，究竟是指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呢，还是官员和商人个人之间的关系。政府无疑应该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好环境。官员也应该和商人交朋友，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要注意你的目标是什么，基本原则是什么。官员和企业家的良好关系，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不能视为一种私人的互惠。在现代社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应该是摆在明面上的，不能掺杂任何私利的考虑。对同类的企业应该一视同仁，有相同的政策帮助。

山西的政商之所以密切，是因为煤炭资源受行政控制比较多，寻租的空间比较大，几次煤改都是行政权力强力介入。明代的时候是晋商给政府提供服务了，政府就把一些特权让给晋商。现在的特点是，你给我服务不服务没关系，反正我拥有决定你开采运营的权力，所以作为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只能找官员来解决问题。过去是存在政府与商人之间的互惠关系，现在是我管着你，你必须求我。官员对企业的影响太大，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就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平等的朋友关系。所以说刘云山同志所说的山西的“政治生态”，这个词我觉得用得非常好，它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而是政府体制和山西的资源型经济模式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山西这次抓了这么多腐败的官员，也说明我们党的干部管理体制存在一些问题。地方经济依赖于资源，能够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尤其是煤矿企业主跟官员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能够输送不少利益，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干部任免制度不是存在某些漏洞，你的钱对我有什么用吗？所以说这种腐败跟山西的煤炭资源有关系，但只能说它为买官卖官提供了便利条件。为什么一个领导干部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数年之内就可以调整职位达到五六次之多，这正常吗？干部的任免升迁谁说了算，不解决这个，终究会出问题。山西的腐败问题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突破了以后贪官一个接一个全出来了。

从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来看，中国今后的发展肯定不能再依赖对资源的开发，必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干部的任用不能看一时一地的所谓的发展指标，要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能不能给山西的一个地方带来可持续发展的、平稳的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在短期的政绩中是体现不出来的，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官员不能为自己短期的升迁考虑，他应该有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干部制度，怎样在一个任期内考核这方面的成绩，或者是否应延长任期，或者制定五年规划等，要确保这方面的落实。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政治学系主任时周特约记者高扬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