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岁月”号悲剧与耻感文化

2014-04-24 05:14:26

来源: 时代周报

在“岁月号”悲剧与耻感文化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将李俊锡这样的“罪犯”绳之以法之外，还需要反思这场悲剧的文化根源。

孙兴杰

韩国客轮“岁月”号在近海沉没，几百人葬身于大海，船长弃船而逃，多数船员与船长一样离开了岗位。毫无职业操守的船长李俊锡正面临刑事调查，没有耻感的船长与船员们让这一悲剧也变成了韩国的耻辱。来自外部约束的耻感文化本身带有很强的从众性，这或许是“岁月号”悲剧的文化根源之一。

借着发达的媒体手段，“岁月”号沉没的各种细节被逐渐披露出来，尤其是船长李俊锡在事故发生之前并没有坚守岗位，而当船已经倾斜到45度的时候还要求乘客们呆在船舱里面，当救援船只到来之后，他率先逃生，获救之后还在海滩晒自己的纸币。一个贪生怕死而又惜财如命的形象让韩国丢尽了颜面，难怪朴槿惠痛批李俊锡的行为“形同谋杀”。另外，媒体还披露，29名船员中有23人抢先逃命，这不是集体渎职吗?而年轻的船员朴智英指挥乘客逃生，坚守岗位，最终殉职，多少为自己的同事们挽回了一点儿颜面，成为闪现人性之光的亮点。

文化即内化于心的行为习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被总结为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罪感文化源于每个人深深的原罪，必须依靠个人的修为完成救赎，尤其是经过宗教改革的洗礼之后，救赎就变成了个体的事情，罪感成为个体行为的内在约束。耻感文化则与面子有关系，而面子则是周遭的人所给与的，面子对个体行为形成了外在的约束。这两种文化心理无所谓好坏，而且每种文化中都有异类。在“岁月号”悲剧与耻感文化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将李俊锡这样的“罪犯”绳之以法之外，还需要反思这场悲剧的文化根源。

耻感文化的外部约束性要求大家要一致行动，由于面子是一种非理性的约束，所以“在场”的人多少会从众，因为“异类”会丢面子。“岁月号”的船员中多半弃船逃跑，与船长的“带头”有莫大的关系，李俊锡弃船逃跑这一行为让船员们的外在约束机制瞬间崩溃，连船长都逃命了，船员有必要留守吗?假如船长能够坚守岗位，一些有职业操守的船员站在船长一边，即便有人想逃命，也要顾及一下“面子”。与船员们的无“耻感”相比，乘客们太乖了，多数乘客是学生，耻感文化必然带来纪律性，当船长说出“船舱依然安全”的虚假指示的时候，乘客们都信以为真，服从船长的瞎指挥。没有人“越轨”，没有人跳海逃生，而“岁月号”发生严重倾斜的时候，周围已经有救援船只，很可惜，没有人跳海。耻感文化带来的一致性让悲剧如此之深，乘客们错过了难得的逃生机会。

另一方面，此文化也能维系社会的稳定秩序，其根源也在从众效应上，但多数与少数开始碰撞时，法不责众将最终酿成秩序的崩溃。“岁月号”悲剧首先根源于此，如果这种外在约束崩溃了，那又当如何呢?依靠法律的强制重建外在的约束，李俊锡及其船员们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与惩罚。日本也被认为是耻感文化的国家，而安倍政权在历史问题上频频挑衅国际社会，比如慰安妇问题，完全放弃了“耻感”，既然日本内部的约束机制失效了，那只能中韩等国再次重建外部约束。

100多年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其船长沉着冷静的指挥和疏散尽管没有挽救全部乘客，史密斯的职业风骨仍被歌颂。为此，在他的纪念碑上刻着：“英雄的死亡，勇敢的一生”，其引申含义被定义为“船在我在，船没我亡”的航海精神，这也几乎成了现代航海船长们的精神图腾和灵魂牵引。

所以从道德、文化、还是职业守则等层面出发，当海难发生时，船长应该是最后离开船的人，然而李俊锡全然没有这种意识，而朴智英的英勇行为仅仅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耻感文化的外在约束是多么脆弱。

而成功逃生的一位老师姜某则留下遗书自缢身亡，正是他筹划了这次学生的修学履行，200多人生死不明，让他无颜活下去。既有自责，也因难以承受社会的压力，到底是耻感还是罪感让这位老师选择了自杀呢?或许二者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