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像杜鹃鸟日夜不停地啼叫

2010-12-09 09:15:08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 吴娟

年近80的刘道玉不止一次说过,这个年龄,我还顾忌什么?在波澜不惊的教育界,他无疑是个直言仗义的批评者。

就在今年,他的又一本关于讨论中国高校问题的新书《中国高校之殇》出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言辞犀利,直指高校教育的弊端。此书针对中国高校教育的批评毫不留情,作风一如他曾任武汉大学校长时给自己定下的两条戒律: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关于书名的“殇”字,他说,“我是借用‘殇’字来形容我国高等教育在‘大跃进’中所受到的伤害,甚至可以说是伤痕累累。不过,用‘殇’字来形容大学精神丧失是恰当的,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传统的大学精神已基本死亡,包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也都荡然无存了。学风乃是学术生命之源,学风正,则学术兴旺,而学风坏,则学术凋零。所以,我国高教上的种种弊端,都与大学精神丧失息息相关。”

“超前”的校长

这个“理想主义教育家”住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下,每天散步两小时,其间思考着中国高校教育。他生活起居极其有规律,每日上午写作,坚持“每日必思,思有所得;每日必写,写有新意”。尽管因为中风,他的右手已无法写字,右耳也听不到,采访时,必须对着他的左耳与他交谈,但交谈中仍不时露出思想的锋芒。

仍有很多当年的武大学子怀着崇敬的心情来拜访他,只要身体允许,他都会一一接待。

他像个牛虻,时不时针砭高校教育,忧虑其“多病之躯”。在人生的最后的一段路上,“我准备再抖一个包袱。”看到很多临走前的老人,想说却说不出来,他要趁自己还清醒,写一篇《提前说的话》。“这是与众不同的遗嘱,披露了肯定轰动,但我暂时不会披露。”

他自述“有悲喜交加的一生”。80年代,他闪电般地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此事,并宣称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任命时他的职称仅是讲师。

担任校长后,他大力改革,创造七项新制度。现在全国高校推行的学分制、双学位制、学生自由转系制、贷学金制等,都是沿袭他当年的创举。以至于彼时的武大,被人称为“高校战线上的深圳”,有口皆碑。他也被誉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然而,他超前的教育改革观念不容于当时的保守势力,有人总结他“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却忽视遵守‘规则’;缺乏对官场上‘潜规则’和上司的尊重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准确判断”。6年后的一天,由国家教委驻武汉工作组宣读了关于免除刘道玉职务的传真文件。

于是,刘道玉又闪电般地成了全国唯一被罢免的大学校长。

对于免职,他调侃说,“我被免职是因为改革步伐太超前了。我这一生什么都超前:32岁当副校务长,44岁当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当武大校长,54岁就被免除了校长职务。任职超前,免职也超前。”

受良心驱使的教育家

他一生都在呼吁改革办学。晚年不甘寂寞,仍屡屡有针对教育改革的批评和呼吁文章见诸报端。

在他看来,这种敢于批评的精神,才是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

在其新出版的《中国高校之殇》一书中,刘道玉认为,“中国高校办学理念的平庸根源在于办学的领导人不是教育家,他们缺乏创造性,不敢冒改革的风险,行使真正独立自主的办学权。”

他在书中序言写道,他热爱教育胜过自己的生命,看到大学之乱象,倍感痛心疾首,之所以写文章痛斥歪风,实乃良心驱使。

继他2005年出版《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后,此书更属于建言献策的类型。书中,刘道玉分别从“大学理念”、“教育体制”、“校长遴选”、“大学学术”、“教育改革”来论述中国高教的问题,并为改革之路指出方向。

上世纪80年代的教育家,多数都已偃旗息鼓,但刘道玉仍然笔耕不辍,他毫不掩饰地说,“像我这样一直写出12本教育专著的校长,可能并不多见。”

2009年,他发表于《南方周末》的《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引起极大反响,全国上百家网站转载。遗憾的是刘道玉并未听到任何来自官方的反馈。

就在今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公开征求意见,这部两万多字的纲要,起草18个月,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刘道玉认真研读纲要之后,认为“除了一些具体的数字和华丽的辞藻外,看不出新的改革思路,倒是新添了许多疑虑。”

于是,在《炎黄春秋》上他发表了《八问“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一文,其中提到,“凡是涉及根本问题,教育部一律回避。像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抓改革,最大的障碍是没有放权,最大的问题是大学扩招、大学合并、学风浮夸、教学假评估、学术造假,这样的严重问题只字不提”。

在最新出版的书中,他继续秉持一贯的批判,并将教育弊病的症结锁在教育部大一统的集权领导体制上,“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持着一切教育决策与管理权,剥夺了大学本应享有的独立自主权。在这样的体制下,谁敢越雷池一步,谁敢自行改革呢?其结果就是,导致‘千校一面’和‘万人一格’僵化的办学模式。”

对朱清时充满期待

刘道玉69岁开始着手写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他说,这本自传是“他对自己一次全面彻底的反省,回忆检查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主要事情。也是现在教育形势下的一种需要。现在高等教育的情况,是大众议论的一个热点。教育原来是一片圣洁的净土,而现在教育也腐败了。”

他感到很焦急,“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应该出来说一说了。”遂在自传中,将对教育改革的热情、担任大学校长的经历及各种历史内幕逐一道来。

自传中详细记叙了他为恢复1977年高考而努力的过程。那年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刘道玉在幕后策划,请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在会上勇敢发言,向邓小平建言推倒“十六字方针”,即“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邓接纳了他们的建言,决定立即恢复统一高考。

再后来,他被罢免校长之后,厦门大学校长田邵武邀请他继任校长,国家教委也推荐他去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担任要职。但他一一婉拒。

他说,“厦门大学与武汉大学同为国家教委直属学校,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改革实验呢?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同年,博客中国网站发布了“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其调查表明,有69%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

对这一点,刘道玉早有自己的论述:“我把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归为学者型的、双肩挑式的校长,因为既要做学术,又要管业务,因此既要保住博士帽,也要保住乌纱帽。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良好的学术背景,有人文素养。但当他当上校长,他就要下决心不再做自己专业研究的工作,而应该做一个职业的教育家,掌握教育的规律。校长应该要抓改革,在改革中比比看谁是英雄好汉。”

2009年,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即将领衔筹备南方科技大学之前,专程到武汉与刘道玉有过长达三小时的畅谈,双方交换了对高教存在问题的看法,也提出高教走出困境的设想。刘道玉颇为支持朱清时的设想,“大学要去行政化,行政部门要为教授服务”,“不拘一格选人才,将从高二选招优秀的学生”,“从国外招聘高素质的教师”等,让刘道玉感到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并对这所大学充满期待。

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不足以撼动陈旧落后的教育体制。他曾有一次对媒体说,“宋朝诗人王令有两句诗: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个人以及刘道玉基金会的力量是非常小的,我有自知之明。但是,我们就是要像杜鹃鸟一样,日夜不停地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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