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批评家要带着自尊和作品对话
“他带着足够的谦虚和作品对话，同时他也带着足够的自尊和作品对话。”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文学评论家张新颖自觉做批评时没有用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当批评家以批评的方式面对文学的时候，并不需要有一个或几个标准、一把或几把尺子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不需要以掌握了某种真理或某种正确理论的姿态去居高临下地判断。我这样说，并不表明我认为批评是和真理、理论无关的，完全随意的；比起那种认为已经拥有了真理或理论的批评来，我更愿意认为批评是在寻求真理、形成理论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它和文学作品对话，它可能会从作品中受益，得到帮助，当然也可能得不到帮助。我不认为批评是从它所批评的作品中产生出来的，我不能同意那种认为批评是寄生于作品的想法。”
而批评是从哪里来的？张新颖认为：“批评家的观念和趣味，他的观察、描述和判断能力，他的发现、阐释和想象能力，他的修养和风格，他的人格和信念，是从他个人的人生经验和所受的教育总量中，从人类悠长丰富的文学传统中，从他所置身的广阔深厚的生活世界中，一点一滴累积形成的。这一点一滴累积形成的，是一个独立、坚实、自主的个体，虽然他不带着尺子，他却不是内心一片空白地面对作品。他带着足够的谦虚和作品对话，同时他也带着足够的自尊和作品对话。他面对作品说话，却不仅仅是对作品说话，他更是面对着批评和作品共同置身的广阔深厚的生活世界说话，面对着批评和作品共同拥有的文学传统说话，同时，他也可以是面对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教育总量，自己对自己说话。”
时代周报：你早就有多篇文章评论莫言作品，并在2010年的研讨会上发言说莫言有“胡说八道”的才华。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
张新颖：其实我写莫言的评论很晚，我读莫言倒是从1985年一直读到现在，对我而言，莫言是少数几个持续这么长时间吸引我的当代作家之一。他的文学才华我感受很深的一点是不守“规矩”—我们在长期的文学教育中，有意无意地形成了很多“规矩”，这些“规矩”对我们的左右常常是我们自己并不能觉察—莫言的不守“规矩”反倒能让我们看到“规矩”的界限。这个不守“规矩”，表现在叙述上就是“胡说八道”，一种创造的能量和体现。另外一方面，因为我是“齐国人”，从小生活在家乡民间叙述的“胡说八道”里面，能够感觉出他的这种叙述其实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既与地方性的风俗关系密切，也与中国小说的传统关系密切，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不过我也没有很细致地做这方面的文章。
时代周报：你与王安忆颇有私交，从作品与为人的特别观察，对你评论王安忆的作品会有什么影响？
张新颖：比如我感受到王安忆为人做事的认真，就能理解她作品叙述的一丝不苟。王安忆的叙述有时候给人以过于细致，甚至啰嗦的感觉，要是我不认识她，可能也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可是我现在就比较能够理解她为什么要这么写。
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王安忆作品中带给我意外的东西，超出我想象的东西。你自以为熟悉这个人，可是读有些作品，你会觉得这个熟悉有些自以为是，这样的作品带来更大的惊喜。
时代周报：你的新著《沈从文的后半生》中，在史料方面下过什么功夫？
张新颖：史料方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夫，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一大堆东西都是摆在那里的，你可以把它当成破烂，也可以把它当成宝藏。所以与其说是史料的问题，不如说是观念的问题。
时代周报：有人说，当代文坛少“批评家”而多“歌颂家”。
张新颖：批评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文学有多复杂，批评就有多复杂。把批评当成判断好、坏，把批评家当成说好、说坏的人，都太简单了。
时代周报：汉学家顾彬曾有“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之说，对他的看法，你持什么态度？
张新颖：我不喜欢整体性的、全称的判断，也不喜欢斩钉截铁的判断。当代文学是有很多糟糕的东西，但是不是全部糟糕？当代作家是不是全都一个样？当我根据我的某个观念、标准，判断一个东西是好、是坏的时候，我有没有想过我的那个观念、标准并不一定就是不证自明的？我是不是也需要对自己反省、怀疑？
《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
张新颖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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