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 闯荡江湖——社会底层的选择
文化界常将王学泰的“游民文化”研究与余英时的“士文化”、吴思的“潜规则”并列。事实上，王学泰在新近的研究中已将“游民”改为“江湖人”。
本报记者 李怀宇
王学泰
1942年12月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学术专长是文学史与文化史。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态》、《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平人闲话》、《中国饮食文化史》、《发现另一个中国》、《我们向历史要什么》、《“水浒”识小录》等。
文化界常将王学泰的“游民文化”研究与余英时的“士文化”、吴思的“潜规则”并列。
事实上，王学泰在新近的研究中已将“游民”改为“江湖人”。王学泰说，他有充分的理由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研究：
“第一，游民史很长，从先秦就开始有游民，但游民群体的形成是在宋代，我论述游民意识也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才形成游民群体，跟政治现实、城市制度变化等一系列原因有关。我论述游民思想时，着眼于群体化了的游民思想，而游民的群体化是闯荡江湖完成的，因此，宋代以后较为成熟、生存能力特强的游民不妨称之为‘江湖人’。第二，游民所组成的‘江湖’首见于宋代，我所分析的一系列的游民意识与游民文化也是宋代的江湖艺人首次展布的。通过江湖艺人中说话人所演播的‘朴刀杆棒’‘发迹变泰’的故事，我们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套与主流社会大相径庭的价值与思想。”
王学泰经研究发现，“江湖”两字合在一起，自先秦始。《庄子》里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此江湖指的是江河湖海。“张远山整理和解读《庄子》时说，庄子心目中的江湖有一种在野的反抗力量，我觉得是阐释过度了，但是‘江湖’这个概念出现了，这是不容置疑的。”王学泰说，“作为在野人士长期聚居的地方，江湖从而成为‘在野’的象征，这也是在先秦时出现的。‘身在江海，心怀魏阙’，这里的‘江海’也就是江湖，江海江湖差不多。身在江湖，就是在野，心里头还怀念着朝廷，魏阙指的是朝廷。后世遂用‘江湖’‘江海’‘湖海’指称文人士大夫隐居的地方。《岳阳楼记》里讲士大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士大夫为什么要居住于江湖？江湖僻静，没有朝廷内为名为利的纷争，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比较平和。他们厌倦了朝中的斗争，或者觉得自己的理想没法实现以后，就回到江湖之上。”
王学泰指出，江湖人是一种群体、一种社会。“宋代游民与前代游民不同，前代游民旋生旋灭，或是流浪到一块尚未开垦土地去做小农，或是在流浪生活中丧失生命。汉代的陈胜、吴广也是游民，他们给人种地干活，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没看到他们的家、孩子、父母—当然也可能是历史记载比较简略，但那会儿的游民大多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他们一度揭竿而起，担负了反秦首义大任。宋代之后，城市发达了，游民逐渐以群体的方式出现。而且我说过，游民意识最初通过文字记载流传下来的形式，就是通俗小说，这些通俗小说就是江湖艺人创作的。江湖艺人把游民意识、游民思想加以系统化并记载下来，书面化了。”
王学泰有时也用“底层人”称呼游民，他认为这反映了一种实际的生活：在中国社会沦入社会底层之后，闯荡江湖成为首选：“我觉得不管用江湖人也好，用底层人也好，用游民也好，只要生活在中国社会之中，都会对这一阶层有所了解、有所理解，关键是用一个什么恰切的概念来指称。有的游民生活非常好，他们并不一定就在底层。”
意难平时读武侠
时代周报：你看武侠小说多吗？
王学泰：初中的时候看得多。我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学，就在和平门大街上，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我上课那地儿再靠南一点就是琉璃厂，二百米都不到。琉璃厂有各种书店，其中就有租赁武侠小说的。我一般租好几本武侠小说，看半天，一分钱一本。看了两年，好像初三就不太喜欢看了，喜欢看诗词了。上高中时兴趣又变了，老跑北京图书馆。
时代周报：从《水浒传》到金庸，中国武侠小说为什么会长久不衰，一直有很庞大的读者群？
王学泰：中国人心里其实很多地方不健康，缺少独立自主的精神。中国人为什么老好抱团呢？我经常说，抱团儿是为了内斗，而且在内斗的时候，国人往往要给自己一个正义的名头，比如“为了某某某”—以突出自己斗争的公义性。
《水浒传》、武侠小说等，都是教人怎么进行内斗的。
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水浒传》里的豪强地主压迫了梁山好汉没有？没有。大都是某个偶然的事故造成了两方的敌对，双方由此大开杀戒，比如三打祝家庄。说是祝家庄要踏平水泊梁山，擒拿晁盖，敢与梁山为敌，因而必须消灭之。其实祝家庄并没有起兵替朝廷讨伐梁山，他们之所以打出与梁山作对的旗帜，无非是想借以控制本庄的老百姓，把本村的百姓军事化，从而乖乖地接受祝家老太爷的统治与盘剥。这些，梁山人心知肚明。而他们之所以打祝家庄，也无非是看上了祝家庄的财富和粮食。
非法的江湖人是不事生产的，他们获取财富的方式，文是坑蒙拐骗，武是打劫抢掠。合法的江湖人也不事生产，他们博取衣食的方法是服务业，比如算命、说书等。
江湖是非主流的，它寄生在主流社会之上。像《水浒传》这种打打杀杀、怎么处心积虑把对方弄倒的故事，能够激发人们很大的兴趣，这就跟武侠小说似的。武侠小说也是打打杀杀，也是教人用什么招数，用计策也好，用智力也好，用暴力也好，或者是在智术、暴力之上再覆一层正义感等，读者看了“于我心有戚戚焉”。实际上，人性隐秘的深处都有一种非法获取的冲动。
当然，如果生活在一个特别和平、特别心静的环境里，在社会比较和谐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还喜欢读《水浒传》和武侠小说这一类东西，我弄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人们在心中有所冲动的时候，有点意难平的时候，再读到这些书，兴趣会增大，也会呼唤像宋江那种人物。
宋江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实则远远超越了《水浒传》中所写的宋江。传统社会里对宋江的评价极高，叫他“宋大哥”。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总希望多一些宋大哥。宋大哥是民间社会的领袖人物，而大哥就是江湖领袖。
成龙就说过，大哥并不一定是岁数大，比我岁数大的也管我叫大哥，董特首都管我叫大哥。成龙是演艺圈的老大，是江湖人的头，所以人们管他叫大哥，他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这一点。
《水浒传》包含不同的时代精神
时代周报：马幼垣先生研究《水浒传》，你有没有留意过？
王学泰：我知道这个人，他的书我也看过。他比较注重版本的研究。这的确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国的小说都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过去对小说不重视，中国的四大名著，其形成过程都不是很清晰的，版本研究就是弄清作者的写作目的。我出过一本书叫《水浒·江湖》，也采纳了他的一些意见。他原来是研究海军史的，挺博学的一个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水浒传》是明代写定的，但这个故事原型在南宋初年就有了：先是在瓦子中的说书场里演说、后来大约也有简单的文字记载出现。在北方，金元两代的江湖艺人也通过曲艺（如“诸宫调”）和杂剧等形式，演绎宋江及其团伙的故事。到了明代，底层文人把前代流传的宋江及其团伙的故事加以综合，写成《水浒传》。南宋、金元虽然都演绎宋江的故事，但其主旨有很大不同，或者各有其不同的时代精神。
比如“忠义”这个主题，主要是反映南宋宋江的故事。忠义是南宋意识形态的主流，是南宋赖以存在精神支柱。面临北方那么强大、那么彪悍的金人，南方的文士是软弱的，每天面临亡国的危险，正是忠义把南方统治阶级与民众联合在一起，增加了社会的凝聚力，使得南宋的半壁江山支持了一百多年。
尽管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不过是北宋末年活跃在北方的一个抢劫集团的传奇，反映了江湖豪客的冒险生涯，但南宋的说书艺人把它与忠义嫁接起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受到了欢迎、称道，甚至被尊为“盗之圣者”。
到了元代，水浒杂剧就不见了“忠义”。因为在异族统治下，民众不认同“忠义”。元代水浒戏强调的是“替天行道”，所谓的“替天行道”很简单，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流传至今的水浒戏能确定是元代作品的，有六出，几乎都跟平凡冤假错案有关系，都是梁山泊好汉下山，遇到被官府冤屈的人，梁山好汉为他们排忧解难，申冤报仇。元代不仅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社会问题，而且长期没有法律，吏治腐败。许多衙门的第一把手（如达鲁花赤）是不认汉字的蒙古人或色目人。他们糊涂颟顸、唯利是图，老百姓称之“有日无天”。于是，梁山好汉为他们伸张正义，替天行道。“替天行道”这个词在南宋留存的宋江故事中没有出现过。
宗法社会形成畸形人格
时代周报：江湖人的出现有什么文化土壤？
王学泰：江湖人就是脱离了主流社会之后、没有一定归属的人。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反过来说就是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就成江湖人。
江湖本身是在集权社会的控制能力逐渐衰减之后产生的。在皇权专制统治严酷、宗法社会完整时，没有江湖。皇权专制的控制力松懈、宗法网络的日渐解体，游民遂由主流社会析出，游民多了、在谋生的活动与奋斗中除了被淘汰的，其他的日渐成熟，成为江湖人。江湖就是江湖人活动与奋斗的地方。
江湖人本身自隔于主流社会，主流社会也不认同他们。江湖人与主流社会的人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大多不同，有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常说的“市场经济”，其实只是人们正常交往的方式。人的交往方式只能有两种，一种是市场方式：我想要你的东西，就用我的东西和你交换，这是文明的方式；另一种是丛林方式，就是去抢，这是野蛮方式。
江湖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就信仰这种野蛮方式，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比如要做梁山好汉，就必须去做一单买卖，抢一笔财富、杀一个人，叫做“投名状”。有时，江湖人也会为这种抢劫设计一个“正义的理由”，用以消除自己的心理障碍（这种障碍是受主流社会浸染形成的），同时方便邀集同伙，比如智取生辰纲中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
时代周报：你研究江湖文化，有没有去看看美国的西部牛仔片、枪战片？美国牛仔文化有没有和中国江湖文化相通的地方？
王学泰：中国之所以形成江湖这样的群体，除了有游民之外，还因为中国是宗法社会。中国宗法社会的人性格不成熟，个性萎缩，才会造成向主流社会抗争的精神不够。西方很多人是面对上帝的，没有宗法社会这一环节，他们的个性发展比中国人健康。中国人常常个性发展不健康，用孔子的话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就是不完整、不成熟的人格，是在长期宗法制度下形成的。我们过度地注重团体生活，作为动物的自主能力就萎缩了。
时代周报：说到中国人的人性，似乎很多东西长期以来都没有太大变化。
王学泰：对，底层人面临经济问题、社会困境，最高层主政者也面临许多现实层面与操作层面的问题。人们总结过往与中外，都想采取最优，所谓结合各种社会形态的优点，其实哪有那么好的事？最后的结局往往是结合了的都是缺点。
陈寅恪早就说过，南北朝的时候，老想结合华夷两族的优点，结果最后结合的都是两族的缺点。
最近三十多年中国发展很快，我们都是跟着走过来的，谁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中国人穷怕了，没饭吃饿怕了，三十年的极左政策把中国的人手脚都捆起来了，弄得经济凋敝、没吃没喝，突然一“松绑”，许可老百姓自己找饭吃、找钱赚了，一下子，几亿中国人在挣钱找饭吃的道路上“迅跑”。这样所迸发出的生产力是不可估量的。这种过快的发展有些畸形、不太正常，是饿了很久的那批人突然爆发出来的，
现在这批人已经灯枯油尽了。下一代的中国人，或者说作为独生子女一代的中国会如何发展，很难说。
时代周报：如何才能从历史研究中得到正确的经验？
王学泰：人其实很难正确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主政者，很难。比如，遇到问题，疏导比堵塞好，这简单的道理谁都懂，但是为什么事情来了还是堵呢？谁也不去疏导呢？因为疏导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要十年八年才能见效，现在等不及。而堵马上就见效，一锹土，水马上就不流了。
我们处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短浅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问题。短浅利益是底层社会和最高层社会很难摆脱的噩梦。底层社会的人们没钱，吃了早饭还不知道晚饭到哪里去吃。对这种生活状态的人，要他设计远大理想就不实际；主政者也是如此，他们往往摆脱不了眼前问题的影响，因为他们面临的永远都是极其现实的问题，要当下解决，甚至认为这些问题弄不好会危及全局，所以必须先解决。谁都很少说长远利益，一说长远利益就让人觉得迂阔。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但知识人为什么能想到比较长远的利益呢？第一，他有饭吃，吃饭不太发愁；第二，实际操作参与得少；第三，如果不搅在具体利益中，会比较超脱；第四，多读了些书，比较理性。但知识人一旦强调长远利益，往往会受到底层的嫉恨和上层的打压，两头不讨好。
实际上，长远利益和短浅利益，再说得通俗点，就是繁殖和生存的矛盾。生存就是短浅利益，繁殖就是长远利益。螳螂交配之后，母的就把公的吃了，增加营养，再生产第二代，这就是通过杀死丈夫来构筑长远利益，是大自然设计好的。唯有人类是自我选择，选择长远利益还是短浅利益？虽然大家都说应该选择长远利益，但最后往往都会选择短浅利益。因此历史上的悲剧一个接着一个。正像杜牧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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