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眷村:六十年的驿站与家园

2009-12-31 10:12:03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即将登陆各大城市巡演的台湾舞台剧《宝岛一村》,由著名舞台剧导演赖声川和台湾“电视教父”王伟忠合力打造,取材于真实的眷村生活。眷村是什么?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名词对中国大陆民众来说相当陌生,即便那是歌后邓丽君成长之地,即便那里有无数说着各省口音,终日北望挂念故乡的老兵们。

对于刚从屏东来到台北的邓丽筠而言,芦洲新村是她开启亮丽人生的重要起点,也是她以邓丽君之名踏入歌坛前住得最久的地方。虽然由日军仓库改建的房舍显得有些老旧,但这里环境清幽,左邻右舍相处融洽,邓丽君在此留下许多美好回忆。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儿时生活,邓丽君后来唱起成名曲《小城故事》时,意境优美格外令人回味。可惜的是,不久之后芦洲新村即将改建工商大楼,对于喜欢邓丽君的歌迷而言,“小城故事”就只能从歌声和回忆中寻找了。

和邓丽君一样,许多1949年前后来到台湾的军人与眷属,都住过眷村。不过,随着眷村改建政策的推动,绝大多数眷村将在2009年底前拆除,代之以新式住宅高楼或另有他用,眷村此一重要的社会文化地景也将永远消失。

为了不让眷村消失,也为了保留台湾的历史轨迹、文化遗产和许多人的成长记忆,几年前开始,许多人开始讨论眷村的文化与社会意义,也以具体行动推动修法来保留眷村实体与相关文化。2008年,一部以眷村为背景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创下收视高潮,也让更多人愿意了解眷村的文化面貌与历史价值。

什么是“眷村”?

1949年前后约有120万军民迁到台湾,为了安置军眷,开始有了眷村的设置。一般而言,眷村可以有两种解释。狭义地说,眷村是指“国防部”列管眷村,主要居住者是军人及其眷属;广义地说,眷村可以泛指一般以“外省人”为主的各种居住型态,包括公教宿舍(如南投中兴新村) 、义胞小区(如苏澳岳明新村) 、民代小区(如北投奇岩新村) ,或是一些自发形成的人群聚落(如台北宝藏岩、大溪仁义里) 。本文讨论对象以“国防部”列管眷村为主。

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只能将眷村视为1949年移民人潮的部份缩影,不能将眷村等同全体移民的处境与遭遇。相较当初迁台的五六十万军人,实际入住眷村的军人(不含眷属)约有十万人,其它部分低阶官兵则必须“自谋生活”(指未领退休金或终身俸者) ,这些人数约有八万人,他们或是终老“荣民之家”或是寄身违章建筑。然而不论是1984年犯下台湾第一起银行持枪抢案的李师科,或是1997年因为抗拒迁离十四十五号公园而上吊自杀(因此强烈冲击陈水扁连任台北市长选情)的翟所祥,他们的故事必须另外为文探讨。具体言之,眷村不能与外省人划上等号,它是一种“外省人”的次文化,而且是“能见度”很高的次文化。我们可以透过眷村了解“外省人”,但不应将“外省人”简化为眷村。

根据“国防部”认定,眷村主要有四种类型,分别是由“政府”兴建分配者、妇联会募款捐建者、“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户自费兴建者、其它经主管机关认定者(如日遗房舍、厂房) 。配住眷村主要是透过“居住证”,住户可以取得入住权利,但无法持有建筑物与土地权状。

受限当时“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政治氛围,眷村基本上是一种临时过渡的居住型态,不仅施工简陋,土地也多是暂时借用,土地所有人相当复杂。除“国防部”各单位之外,借用对象还包括“政府”各部会、“国营”企业、银行、“地方政府”、民间地主等。日久之后,容易出现土地产权纠纷,新竹市南精忠新村即为一例,纷争之一是因为当时约定的土地租用期限是“到反攻大陆为止”。

从竹篱笆到高楼大厦

眷村发展阶段分为四期,第一期是1945年—1956年,以接收日军遗留军营房舍和自行搭建的临时克难眷舍为主(也就是俗称的“竹篱笆”) ,后者施工简陋,房舍狭小(使用公厕)

第二期是1957年—1980年,以妇联会发起“军眷住宅筹建运动”所建房舍为主,也包括“国防部”开办“华夏贷款”提供住户自行改建之房舍。此一时期开始出现较为完善的空间规划,规模大一点的眷村还会有篮球场、福利社、诊所、托儿所、自治会办公室等公共设施。此一时期眷村的兴建背景在于,随着两岸局势日趋稳定,许多青壮军人希望可以传宗接代,军中禁婚令也于50年代末期逐步解除,军眷房舍的兴建因而受到当局重视。

第三期是1981年—1996年,开始出现军方与“省市政府”合作将老旧眷村改建住宅的做法。主要原因在于,许多早期简陋眷村已不堪使用,加上水灾风灾肆虐,居住质量每况愈下。此一时期改建不具强制力,改建速度缓慢。

第四期始自1997年,在延续改建主轴下,检讨旧制缺失并强调整体规划、先建后拆等原则,依据的是具有强制性的新条例。整体而言,两次推动确认了眷村改建走向私有化、市场化、社会化、高楼层化的方向。

就建筑形式而言,第一期军民克难完成的眷村主要是以木材、竹篱、石灰、瓦片完成,俗称竹篱笆眷村,多为鱼骨排列的连栋式平房,也有部分眷村是由日军厂房、军营改建而来(如邓丽君小时候住过的芦洲新村) 。第二期开始,眷村逐渐脱离“竹篱笆”形式,代之以砖造平房,主要是由蒋宋美龄出面向各界募款捐建而来,这也是一般老旧眷村的主要形式,房舍空间大小不一,主要依据官阶分配,小的可能只有57坪(1坪约等于1.818×1.818 ,大的则有1520坪左右。后来由于人口增加,空间不敷使用,许多住户自行“利用空间”扩建,因此出现许多“二楼”、“边间”或是前后加盖的“厨房”和“浴室”,也算是此一时期的眷村建筑特色。

第三期之后,眷村开始改建公寓,楼层逐渐攀高,军方也与当局合作,将眷村改建为住宅使用。第四期开始,为了增加土地使用效率,高楼层化与私有化方向更加明确。2002年,随着“眷村自治组织”的裁撤,改建基地及其房舍不再具有列管眷村的身份。

八百眷村十万眷户

全台湾的“国防部”列管眷村约有886个(近十万眷户) ,其中陆军眷村最多(301个) ,其次是空军眷村、联勤眷村和海军眷村。全台户数最多的眷村是台南市精忠三村,高达1333户约有5000人,桃园龟山的陆光一村也有1000户左右。以地区来看,台北市眷村数量(175个)最多,其次是台北县、台中市、桃园县、高雄县、高雄市。

整体而言,眷村主要集中在台湾北、中、南部的都会区域。以北部而言,台北地区中小型眷村主要集中在台北市区、永和、中和、板桥等地,60年代之后,眷村位置的选择开始反映土地价格和都市计划的考虑,300户以上的大型眷村逐步向台北郊区展开,如五股、土城、桃园等地。回顾超过半个世纪以来,眷村的发展轨迹与兴建次序,正可印证台湾地区城乡发展与建筑形式之间的一种共时转换关系。

眷村人口组成多样,各个省份的人可能都有,南腔北调的口音,搭配不同地方的饮食口味,有些大型眷村就活像是个中国的小小缩影。目前眷村住户多以第一代来台移民为主,由于原有空间过于狭小,许多第二代和第三代为了求学、就业或是结婚,已经陆续搬出。1949年移民以军人为主,性别比例男多于女,在省籍通婚下,眷村常见“外省先生+本省太太”的婚配组合。由于男女双方在语言与生活习惯上多有不同,出现不少有趣的生活故事,每每成为影视戏剧、文学创作的探讨主题。不过,省籍通婚主要常见于陆军眷村,空军海军因为有交通优势,当初携眷来台比例较高,村内通婚情形较不普遍。

此外,一般认为,住在眷村的都是外省人,其实不然。只要是军人,都有资格申请入住眷村。随着台籍职业军人的增加,眷村的台籍住户也不少,台北泰山的干城三村就是以台籍军眷为主(超过90%

本省外省一家亲

虽然来自不同省份,眷村却让住户发展出一种休戚与共的生活经验,物质条件不佳,彼此之间反倒建立起相互扶持的浓厚情感,整个眷村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不仅大人之间守望相助,小孩之间也常称兄道弟,“没有亲戚确有很多邻居、一起祭祖却无坟可上”正是眷村生活的一种写照。回想那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眷村代表的正是一种同舟共济、废物利用的克难精神,也是许多人忆起眷村生活时最难忘的感受与感动。

眷村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区,生活福利由军方统一供应,包括食衣住行娱乐等。多数眷村会有定期的露天电影放映,还设有牛奶供应站、技艺训练班、福利社、诊疗所、托儿所等。除了水电半价优惠之外,每户尚可根据人口数量配给“粮票”,领取固定的米、面、油、盐等必须品。每月军车定期来往眷村运送发放补给品时,家家户户排队领取的场面相当壮观。

眷村附近常会出现一些小型市集,成为眷村住户与村外居民相互交流的场所。市集除了菜市场,也有一些具有眷村特色的小吃店,主要以面食为主。桃园平镇忠贞新村主要由云南老兵组成,附近就有许多滇缅小吃,如米干、米线等,台北市信义公民会馆附近的南村小吃(俗称“小凯悦”)也是许多人回味眷村美食的好去处。随着来台移民的落地生根与开枝散叶,原本强调克难简单、物尽其用的眷村食物如今已然成为台湾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由于生活空间具完整性、村民内聚力强,加上自治会的准军事化管理方式,眷村的选举票源可说是集中又稳定,每每成为各项选举活动的重要动员单位,因此有人称之为“铁票部队”。历年来,只要是上级指示的规划人选,几乎就是笃定当选。不过多年来,历经本土化的洗礼,村民自主性已经比以前提高不少,加上国民党出现分裂,除了国民党候选人之外,新党、亲民党也提供了更多的政治选择(仍以泛蓝为主) ,“铁票生锈”之说也日渐普遍。

眷村村名多能反映时代氛围,也是一大特色。总计800多个眷村中,共有九个“建国新村”、六个“中兴新村”、六个“成功新村”、五个“光华新村”、四个“光复新村”,以“忠勇”、“忠贞”命名的眷村也不少。有些眷村则是以国民党将士名命名,如台南市崇诲新村(抗日名将沈崇诲) 、志开新村(空军抗日英雄周志开) 。蒋宋美龄募款筹建的眷村多以“慈光”、“慈恩”、“慈晖”命名,也有为了纪念捐款单位而命名,如果贸新村是为了纪念青果贸易协会,贸商二村是为了感念进出口贸易协会,侨爱新村则是为了感念捐款建屋的菲律宾华侨。

眷村的命运与未来

如前所述,眷村的过渡属性与营建方式注定必须面临拆除改建的命运。住户自行加盖的做法不仅衍生环境脏乱,也有危及公共安全之虞,加上巷弄狭小并缺乏消防设备,一旦发生火警,每每造成重大伤亡。眷村居住质量与环境安全已经成为小区隐忧,为了更新老旧房舍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国防部”于80年代开始推动老旧眷村的改建工作。

对于当局而言,眷村改建意味着一种更有效率的土地使用方式,这是社会发展和人口变迁表现在都市空间规划的必然走向;对于台湾社会而言,早期威权体制之下,眷村曾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空间,却也赋予外界一种神秘封闭的面纱;如今,眷村改建代表一个旧有封闭系统的开放,具有促进社会交流、理解文化差异的正面意义。

可是对于眷村住户而言,眷村改建则意谓着居住环境与人际关系的重大改变。原有眷村配住人口多属同一服务单位,村民同构型高,上班是同事,下班是邻居,整个眷村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改建住宅后的房舍分配则是由抽签决定,参加抽签的人还有一般的平民,眷村原有的人际网络和小区生态因而分散瓦解,殊为可惜。

为了不让属于许多人成长记忆的眷村从此消失,许多人开始保留眷村。有人开始举办许多住户怀念的露天电影,推动工作假期进行房屋修缮、老照片摄影展,举办研讨会与公民会议,也有人收集相关文物资料,希望唤起大家对于眷村文化的重视与保存。

目前部分县市已经开始定期举办眷村艺文系列活动(如眷村文化节),希望可以让眷村子弟和从来不曾有机会进入眷村的一般民众,可以及时回味眷村生活的点点滴滴。未来眷村保存将分北、中、南、东、离岛等五区进行,每区选择一至二处眷村现址进行保存。不久之后多数眷村即将消失,但令人欣慰的是,目前眷村文化保存工作已经获得一些初步成果,可以为台湾社会,也为那个不安的年代,留下一些记录与感动。

作者系台湾中央大学法律与政府研究所副教授、外省台湾人协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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