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专家姚美雄:鼓励、支持生育,既是家事也是国事

李馨婷
2022-01-13 19:56:44
来源: 时代周报
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亟待完善

1月12日晚间,经济学家任泽平的微博与微信公众号被禁言。此前两天,任泽平因发表生育观点登上热搜。

1月10日,任泽平发布《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提出“建议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生娃不要指望90后00后,一定要抓住75—85年这一代还能生的时间窗口”等观点。

观点一出,旋即引发轩然大波,社会各方纷纷提出质疑。任泽平在1月11日凌晨发文回应热议问题,但外界质疑仍未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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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视觉中国)

如今,任泽平被禁言,争议暂告一段落,但”印钞生娃”所指向的中国人口形势却值得注意。

“鼓励、支持生育已刻不容缓,应多措并举。”1月11日,人口学专家、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兼职教授姚美雄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作为长期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姚美雄认为中国已步入少子化、老龄化社会,这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新的基本国情,将给实现现代化带来重大挑战。在他看来,鼓励生育必须加快落实,国家在实施三孩政策的同时,还有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亟待完善。

时代周报:根据你的研究结果,当前中国处于怎样的人口形势?

姚美雄:当前,我国已步入少子化社会、老龄化社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处于20%~23%,才是合理的人口结构。2020年,我国0~14岁人口2.53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7.95 %,比1982年下降了15.65%,大大低于27.2%的世界(除中国外)平均水平。

预计到2030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跌破15%,步入超少子化。

老龄化也在提速。2020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普”)结果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13.5 %,比1982年提升了8.6个百分点。根据我个人按趋势测算,203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20%, 2050年还将超过30%。

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2.1之下,已有30年,低于世界2.3的平均水平。2020年,总和生育率更跌至1.3,低于1.5的警戒线,人口目前在负增长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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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新年第一天喜迎“元旦宝宝”。图源:视觉中国)

时代周报:造成中国当前人口形势的原因是什么?

姚美雄:造成人口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首先,从人口数据上看,当前育龄妇女减少,根据七普数据推算,2025年,我国20~34岁的育龄妇女将比2015年减少26%。

其次,我国人口形势还受社会各因素影响:生育率下降,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的必然产物;高房价、高教育成本之下,年轻人倾向于不生或者少生;同时,当前用人单位存在一定女性就业歧视,分娩后非公企业带薪产假落实难、收入下降、岗位调整风险等,影响了企业女职工,特别是高知女性的生育意愿。

时代周报:如果少子化、老龄化成为趋势,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姚美雄:首先是减少了劳动力供给。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2020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3.4 %,比2011年下降了6.4%。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20至34岁的青年,是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是创新、创业和消费的主体。2020年后出现断崖式急剧减少,按现有数据测算,到2025年,全国20至34岁青年将比2010年减少24 %。

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势必造成总产出的减少,导致我国潜在生产率的大幅下降,并带来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同时,降低消费能力,造成总需求萎缩,弱化社会创新能力。

从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层面看,少子化、老龄化会减少社会总储蓄,大幅增加医疗、养老支出。家庭单位需要承担的养老压力暂且不提,当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时,养老院也可能存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

时代周报:面对当前中国的人口形势,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姚美雄:首先,要做好实施三孩、鼓励生育的舆论引导,树立新的人口发展战略理念。政府要大力开展少子老龄化和低生育国情教育,让人们意识到人口再生产既是个人和家庭的需要,更是国家和民族繁衍昌盛的需要。

在宏观层面,政府要大力构建新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划定人口安全红线。把0~14岁人口所占比重18%划为人口安全红线,要促进生育率向2.1更替水平回升,促进新生儿性别比向103~107的正常值回归。同时,还要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人口发展法》,制定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的人口治理考核机制,立法保护胎儿生命权,严格保护妇女就业权益。

生孩养孩既是家事也是国事,政府还要积极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这一体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女职工带薪产假与配偶陪产假全国统一延长,对于用人单位增加的负担给以相应减税或资金补助;二是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每月由国家先行对0至6岁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发放养育补贴,对家庭育儿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抵扣;三是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把幼儿教育视同义务教育,把民办幼儿园教师开支列入财政供养;同时还要加大对医疗公共投入,努力实现购租同权,优先保障公租房,教育与住房脱钩,降低住房成本。

另外,我个人认为,在教育方面,目前国家落实“双减”政策,有利于减轻中小学生校内校外负担;加强职业教育、补齐职业教育短板,培养一支精干、高素质新型技工队伍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不过,在我看来,初中阶段过早分流,在鼓励生育方面,可能弊大于利。

当前行业间收入、待遇、社会地位等差距较大,过早分流必然强化家庭精英教育意识,增加家长的焦虑,把更多的精力、财力化在现有孩子培养上,力争考上高中,而对养育二、三孩敬而远之。因此,过早分流或将影响生育观念。

因而,缩短中等教育年限,改9年义务教育为10年制义务教育,普及高中,是十分必要的,这将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舒缓家长和学生的焦虑,满足多层次的人才需求,也提升技工队伍素质和能力,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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