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年男人，终于落户一线CBD，但不会让孩子进城
“这该死的生活！”
“这该死的生活！”
蔡福贵整理衣柜的时候，完全没料到自己的东西这么多。他记不得这是第几次搬家了，但心里知道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广州打拼了十几年后，这个汕头男人的户口终于落到了珠江新城，一线大都市寸土寸金的CBD地段。这不但意味着他终于成为“新广州人”，还意味着他有资格在广州买房了。
这个怎么看都是喜事的结果，在蔡福贵眼里忧喜参半。落户成功带来了新的问题：要不要把两个孩子从汕头接到广州一起生活，这决定了蔡福贵往后的广州买房大计：要不要买房；要不要买学区房；买多大面积；自己的职业规划要不要跟着改变？
钱永远是最大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
但对蔡福贵来说，还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说，以他兜里的钱远远不足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把孩子带到广州，可以开阔眼界，看优秀的都市精英是如何生活的；但留在汕头，人生闲散而淡然，幸福指数远高于大城市，不会陷入无休止的内卷。
朝阳初升的广州CBD
十多年前刚来广州时，蔡福贵自己似乎没有过这样的犹豫。那时，“到大城市去”与一切美好的词汇挂钩：发展、希望、未来。但现在，在要不要把孩子也带进城时，他犹豫了。
改革开放第一代的城市移民以60后为主，他们在带孩子进城时，更多的问题是：我能不能、有没有条件。而蔡福贵这一代的城市移民在现代化熏陶下，思维已经与上一辈截然不同，更多的开始考虑“怎么样更好”。个案的背后是城市化、学区房、资源配置，甚至留守儿童和“老漂族”的综合考量。
至于第一代城市移民，他们大多已经老去，倘若回想往事，或许会庆幸自己赶上了城市发展的红利，得以与家人长期团聚。
空调
蔡福贵原本是不用搬家的。
广州近些年在给老旧楼房装电梯的消息，触动了多年没有联系的房东。“房东应该是计划重新装修，想租个更高的价钱，所以委托中介找我退租了，虽然距离合同到期还有一年多。”蔡福贵生性腼腆，为人也客气，没有印象中潮汕人的爆脾气，反倒是骨子里透着一种对世间万物的隐忍。
直到今年8月，也就是电梯刚装好的那阵子，房东才给出租屋的主卧装了空调。在广州炎热的夏季，蔡福贵终于感受到了夜里凉风有信的现代化舒适，但此前他从未抱怨过没空调。一台吱吱呀呀的鸿运电风扇，把他心头的燥热一扫而光，甚至对房东单方面毁约，他也没提出过按照合同进行赔偿。
“倒也不是有钱，关键是这些年和中介相处得不错，一来不想为难他，二来也要麻烦中介再帮忙找房子。所以9月初，中介帮我落实好了新住所，距离现在的出租屋，不到200米。”说着蔡福贵把茶几上的HUGO BOSS深蓝香水仔细包好，装进箱子。
这款香水诞生自千禧年交替之际，那段岁月里，蔡福贵离开汕头老家，独自在广州读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上司计划把他派驻到北京，想着离家太远蔡福贵拒绝了。第二份工作在一家港资企业里做广东地区的销售代表，到现在，他已经在这家企业干了十几年，半个根算是扎在了广州。
这瓶HUGO BOSS的大众款产品，为蔡福贵提供了销售这份工作所必备的一些“体面”。
“其实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广东省各个地市出差，每个月大概也只有十来天在广州，但因为去的地方多了，才发现广州城给了我小时候从未有过的世界观，我才知道原来所谓的城市化和都市精英是这样生活的。”
广州珠江新城夜景
1981年时，汕头已是广东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那一年蔡福贵刚出生，可在后来的岁月里，珠三角成了改革开放发展的重镇，广州、深圳这些地方的发展把汕头远远甩在身后。蔡福贵也自然地在成年以后，把生活重心放在了广州。
去年，39岁的蔡福贵终于成功落户广州，还是三大国家级CBD之一的珠江新城。但作为一个“持证”的新广州人，蔡福贵的烦恼开始变多。其中之一是关于买房，以前没广州户口的时候，他几乎没动过买房的心思。如今有了购房资格，反而像是有了烦恼的导火索——不在广州买房，就白白浪费了广州的户口。
但从去年开始，蔡福贵公司的整体业绩断崖式下跌，“销量少了一半都不止，所以压力每年以成倍的速度增长。”这些压力来自业绩考核，也来自大规模的裁员，“大概裁了三成，我们团队出差的情况比较多，开销大，所以裁的比例更高一些。”
对工作的不确定性和买房的焦虑，在9月初被搬家的操劳淹没，他不想频繁地被房东“驱逐”，于是下定决心，卖掉了汕头的一套房子，套现200万元，决定真正扎根广州。
精英VS幸福感
改革开放初期，那些南下珠三角的“淘金客”大多都义无反顾地将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代，“进城”是一个正向的生存策略，发展的红利，几乎都在城市里集中体现。
40多年过去，当年的第一代移民已经在城市里退休，他们几乎不会再回到农村，而他们的下一代，如今成长为城市的中坚力量，他们谙熟城市生存法则，对城市的财富流动了然于胸。
蔡福贵没赶上那个时代，他与第一批移民潮之间的思维，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核心之一是是否要将孩子带到城市里。
2016年，中国展开过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摸底排查统计，结果是全国不满16周岁、父母均外出务工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蔡福贵的孩子不在这个统计数据里，一来是因为汕头特区不是农村，二是他太太一直留在汕头，全职照顾两个不满8岁的孩子。
但他开始反思当下的城市生活，对自己子女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我2000年左右来到广州，那时候省城的一切都让我兴奋不已，摩天大楼，喧闹的街道还有那些朝气蓬勃的面孔，塑造了我对国际化大都市的印象，我也在省城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终身受用的，况且这里有最好的资源，从这些角度出发，我是想把孩子带到广州生活的。”
雨后的珠江新城
不过从日常的微观视角衡量，蔡福贵就动摇了，“我就在珠江新城上班，我能看到那些穿着讲究的城市精英，实际上已经困在了自己的工作里，生活压力很大，所以我如果让孩子留在汕头，吃得好住得宽敞，而且汕头节奏慢，幸福感绝对比在省城里强。作为一个父亲，应该让孩子走上哪一条路，这是我纠结了很久的问题。”蔡福贵试图把这些问题的优缺点写在纸上一一对比，但发现关于生活和人生的意义这些问题，无法比较。
但这些问题延伸开，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比如接上太太和孩子到省城，势必就要买一处更大的房子，而自己是否能承受这个压力，他心里没底。
双面神
倘若举家迁徙到广州，两个年幼的孩子如何照顾？对这个现实问题，蔡福贵说因为自己的奶奶还在世，所以父母一直在饶平（潮州市辖县）照顾老人，“我太太现在全职带小孩，等我奶奶百年以后，父母可能会帮一下我。”
可蔡福贵也说不好自己的父母是否能适应城市生活，而且在他看来，让父母离开家乡来帮自己照看孩子，像是对长辈的再次掠夺，他有些于心不忍。
这样的情况在各大城市不停上演。与其说改革开放是最近一次国内移民潮的起点，不如说是中国从农耕文明进入城市文明的分界线。在这以前，老人家的农业种植经验是养活一家人的根本，因此农耕社会尊重长辈、对家庭掌控权的默认是一种生存策略。
夕阳西下的珠江新城
但在城市化发展了数十年以后，家庭掌控权从农业权更迭到了经济权，这反倒让掌握财富的中年人变成了家庭的掌舵者。
“我可能不会要求父母到城里来，要不然我得买更大的房子，而现实是根本买不起。不请保姆，让太太全职带孩子，目前来看是最经济和安全的选择。”而蔡福贵身边的很多新一代“广漂”，在城市成家立业以后，直接要求父母成为“老漂族”，到城市跟自己一起生活。
2018年，中国青年报的一项专项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坦言自己的父母是“老漂族”。他们的核心任务是帮助照顾孩子带娃，分摊家务。根据国家卫健委在2018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里显示，中国老年流动人口近1800万，其中专门为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且在持续增长。
位于珠江新城的广州大剧院夜景
蔡福贵在对待孩子和父母进城这件事上，体现了城市新中年的生存的两面。一方面是孩子如若进城后，生活的艰难；一方面是可能迫使父母进城的愧疚。这十分像古罗马神话里的双面神雅努斯，他有两张面孔，一面看着未来，一面看着过去。而他自己，要在这二者之中寻找一个完美的平衡。
“或许我能力真的有限，现在我只想把家搬完，休息一天，然后继续等待。”蔡福贵等的是两年后广汕高铁的通车。“那时候或许城市之间的距离能被缩短，只要路程够短，那很多问题可能就能解决了。”
9月第二个周五晚上，蔡福贵打包完最后一箱家什，准备下楼吃个夜宵，却发现刚装好的电梯停运了，想起第二天要把十几个箱子从八楼搬下去，蔡福贵悠悠地说了句：“这该死的生活”。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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