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冯达文：早晚变脸，朝夕毁约……当今国际关系更似春秋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格局

余思毅

2020-07-24 16:57:50

来源: 时代财经

冯达文指出，面对现代化的脚步越往前走，个人被欲望驱使，不得不越来越被工具化与功利化。

2020年，对每个人都是一个考验。

147万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6.1万死亡，这是截止7月22日全球数据。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袭向中国和世界，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并猛烈冲击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

每个鲜活的个体在面对未知的病毒以及难以预估的社会影响面前，都显得无力和彷徨，只能仰仗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网络去作思考与应对。

人类关于这场灾难的反思，从医疗、公共卫生、经济学等延伸到伦理与精神层面。

“逆行者”的行动背后，有着什么样的伦理？如何看待东西方关于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野？时势的不确定性与个体焦虑的交织下，怎样可以走出精神困境？7月18日，时代财经专访了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大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冯达文教授。

冯达文年近八旬，治学六十余年，长期致力于探寻思想史的变迁乃至现代化进程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困境，包括反思现代化的价值指引，由各种力量驱动而毫无禁忌地向自然索取的观念，以及被过分张扬的个人的欲望与意志等问题。

他向时代财经指出，“逆行者”行动背后有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心理机制，一是中国的体制自带的力量，特别是在危难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强大动员力量。二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传承的责任意识。

冯达文把这一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心理机制归结为社群主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西方社会倡导的自由主义。他旁征博引深入分析自由主义的社会历史起源，剖析当下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信仰空间和人文空间逐渐消失，只剩下利益争夺的空间带出的深重危机。他指出，面对现代化的脚步越往前走，个人被欲望驱使，不得不越来越被工具化与功利化这种状况，呼唤“亲亲之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心、恻隐心而回归社群，重构敬感心而回归自然，才是人类未来得以救赎的良方。

微信图片_20200724140259.jpg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大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冯达文教授，时代财经摄

过分强调个体自我的破坏力

时代财经：疫情下，足不出户的日子，你是怎么度过的？从疫情暴发到在世界范围内蔓延至今，在各个阶段，你有什么样的观感？

冯达文：疫情足不出户期间，我和一班从学君子在给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和梳理一套八卷本的哲学文集。非常感谢出版社副总编王书华的操持。当然我也很关心疫情的变迁。疫情初期，中山大学派出了很多医生和护士到前线支援，他们的行为令人敬佩。

我们学校党委书记陈春声教授曾跟我们说起中山大学的“逆行者”。大年三十（1月24日）下午四点，学校接到通知，让大家报名支援，当天晚上八点就得坐车出发武汉，这意味着连在家里吃一顿年夜饭的时间都已经没有，却没想到400多名医护人员报名驰援。通知发出不到30分钟，报名额满。

当时设备也不齐全，各个医院毫不拖延搜索所需设备，包括服装、仪器、口罩全部集中给“逆行者”带去武汉。“逆行者”的这种奉献精神，至今让人感动不已。

时代财经：“逆行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力量在推动？

冯达文：促成他们“逆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体制自带的力量，特别是在危难的时候，表现出强大的动员力量。二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承传的责任意识。

其实不仅是中国，在疫情期间，东方国家像韩国、日本很少出现为个人自由不戴口罩、到处乱走的状况，这跟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圈有密切关系。正是强烈的责任感让医务工作者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

时代财经：东西方国家的抗疫成效之差别，引发人们重新思考西方近代主导的自由主义，和东方以大局为重具有社群主义色彩的价值观，你怎么看？

冯达文：谈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分歧，和我对自由主义为什么持有较多的批评，这与我对先秦时期社会变迁的感受有联系。

先秦的社会历史变迁，是由贵族为主体向平民为主体的一种下落。春秋时期，贵族作为社会的主体，比较讲究精神教养和风度才情。人们之间的交往，常常先背一首《诗经》中的诗以表达自己的情志，如表达得恰如其分，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危机也可以化解。人们把道义和名分，看得比权力、财富乃至生命更加重要。孔子所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朝闻道，夕死可也”，都表达了这种精神。

到了战国，社会走向平民化。各国为富国强兵而实施的耕战政策更鼓励在耕作或战争中取得成绩的人，可以获得爵位和官职。这导致战国时，人心人性的个体化和功利化取向。人与人的关系，如韩非所说已脱变为“互市”关系。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的区别。孟子的性善论是贵族社会的遗传，而荀子的性恶论则是平民化、个体化、功利化的产物。功利化的狂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纷争乃至残酷掠杀。

在一国之内，为处理赤裸裸的利益纷争，只得求助于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除外）固然使每个个人平均地获得同样的权利，但同时也消解了一些高贵的追求。

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或“连横”，或“合纵”，一切以攻掠和战胜为目的，以至于早晚变脸、朝夕毁约、翻云覆雨，成为时髦。

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阴谋计算，秦王朝最后击败六国，取得了胜利。秦皇到处刻石，宣称自己是“端平法治”的胜利。但他生前决没有想到，一个强大的政权，立国仅十五年，就像一座看似辉煌的大厦，一下子华啦啦地倒塌了。

取代秦皇朝建立起来的汉朝，最初的几十年实行无为而治，使社会去掉了戾气，恢复了平和，随后是儒家引入，倡导“以德治国”。其间，暴疟、诈伪时有发生，但还是维系了四百多年的长久统治。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的社会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呢？无疑可以感受到，消解一些高贵的东西，过分强调人的个体性，人的功利追求，社会-国家无法不陷入无休止的争夺，当然也不可能有平和的发展。

拿春秋战国至两汉的历史变迁审视近现代，我们不会不发觉，其中有许多的相似性吗？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变迁，被认为是从神圣化向俗世化的变迁。推动这种变化的，就是西方崇尚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

“程序”都不要了，还讲“正义”？

时代财经：为反对中世纪各种束缚而生的自由主义，如何衍生了当下的困境？

冯达文：自由主义在近代，是由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建构的。从思想信仰的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可以归结为三个观念，一是自然状态，我们不是神，不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是自然人，这是要把人跟神的关系切割开来。二是每个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那是要把人跟社群区分开来。三是每个人还是功利个体，在利益追求上是共同的。

这三个观念最初在反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和专制统治时有其特定意义，但是不能绝对化。因为如果保留有某种信仰的空间，我们精神是可以往上提的，有社群生活营造的人文空间，我们是可以感受“亲亲之情”关爱之心的。但现在，信仰空间、人文空间已经逐渐消失，只剩下利益争夺的空间。

我们看当代许多政客为了一己的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权力和财富佔有而信口雌黄、背信弃义，今天结盟、明天毁约的种种丑陋行径，不是也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战国时期的状况吗？

难以理解的是，按自由主义的观念，是许诺各个国家各个个人选择自己的思想信仰与生活方式的。可是我们看到的现实状况是，一些强权国家、强势人物不惜用金钱、用暗杀手段乃至发动战争，去让别的国家别的个人认同自己裁定的思想信仰与生活方式，这怎么还叫“自由”呢？严肃的自由主义学者，是决然不会同意这种做法的。在他们看来，自由的社会无需设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维持不可或缺的共同关系，只能靠各个自由个体投票的机械多数确立的一种“秩序”——“程序”。聪明的自由主义学者为了让不同国家、不同个人遵从公共“程序”，还力图赋予“程序”以道德的乃至形上的意义，称之为“程序正义”，以避免一些无法无天的人胡作非为。可是，当今世界的一些强权国家、强势人物，只要认为“程序”确定的做法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诉求，便宣布“退群”“废约”，把“正义”踩在了脚下。当然某些城市市长又且是不按“程序”下达指令要“自由人”带口罩、禁外出的，那还有什么法理使人遵从？可见，以自由主义支撑的社会在价值观上向下滑落和疫情失控，不难理解。

更且无解的是资本的本性是要增值的，存放着的金钱不算资本；而增值必须让它自由流动，这正是新老自由主义的经济诉求，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走向的原动力。近几十年，资本在自由流动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第三世界也仰仗这种流动求得了发展并感到庆幸。但发达国家却日渐以为本国金钱的流失和实体经济的空去而深感吃亏，由是有所谓“民粹主义”的勃兴；第三世界却又以为本土经济备受伤害而深感不平，因之亦有“民族主义”的复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为捍卫“国家利益”，必诉求于强势的主政者，于是更有“威权主义”的重新回归。从今以后，“威权主义”与原先流行的自由主义便不能不相互撕扯，由此带出的再也不是”美丽的风景线“，而只能是更叠加的混乱与更残酷的搏杀；……

当今，人与人、国与国，在不断变换的“连横”、“合纵”态势下，已经把争夺的领域从陆地转进到海洋，从海洋升格到天空，我们在哪里还能找到一寸宁静的处所？

时代财经：我们如何才能摆脱当今的困境？人类如何才有可能获得救赎？

冯达文：有相当一批有良知的学者执认，人类还是有希望的，比如较有影响的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一直提倡建构一种“精神人文主义”。在他看来，近代以来，洛克、霍布斯等提倡的人文主义其实是世俗人文主义，它把人工具化与功利化了。当今世界还是要呼唤精神，所以他提出“精神人文主义”的理念。

“精神人文主义”的涵盖范围比较广泛，有更大的包容性，包括宗教，也包括儒学。传统宗教是假定每个个体都是自私自利的，需要通过上帝，人才能得到救赎。儒学不讲上帝，而是主张回归到人自身，而人是以社群的方式生活，以“情感”联结在一起的。

时代财经：社群主义是否能够纠正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

冯达文：社群主义作为“主义”不是儒家创设的，但儒家本质上就是主张回归社群，故也不妨称其论旨为社群主义。

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麦金太尔在其著作《德性之后》论述了社群主义的基本主张。从儒家的立场看，便是认为，个人不管处于何种族群，拥有何种信仰，毫无疑问都为父母所生，都离不开父母与亲族的关爱。这是人的最本源性与最日常性的真实生活况状。浸润于这种生活状况中，很自然地会孕育一种“亲亲之情”。

每个人亦离不开社会他人：他吃的用的一切，都关联着他人的付出，渗透着他人的血汗。处于这种生活状况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社会他人对自己的意义，亦自然地培植起一种同类同情心与恻隐心。

实际上，我们只有回归到社群生活中，才能够谈得上我们应有什么样的权利。而且社群是在历史中形成与变迁的，所以我们也是历史中人：前一辈为我们付出，我们才有今天；我们今天能如此，要对前辈感恩和敬畏，并对后代尽到应有的责任。

无疑，自由主义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在价值观上也是偏失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权利，社群主义认为我们应该承担责任。社群主义的理论主张，基本上就是儒家原本所推崇的思想信仰。

科技突变带来不确定性焦虑

时代财经：儒家自孔孟发端，构成为中国传统国学的主要部分。以现当代学术视野，怎么看儒家的学说？

冯达文：政治自由主义所讲的“天赋人权”、“生而自由”，其实是一种信仰，“天”是什么？“天”如何赋予人以“权利”？人在什么情况、什么年龄段才获得这种“权利”，都是讲不清楚的。儒家不然。儒家所讲的社群主义观念，有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根基。

先谈人类学。人类学家探讨过，动物若是没有两性关系，没有个体区别意识，一旦有两性关系以后，才慢慢有了追逐，有了情感。而人跟动物又特别不一样。许多动物出生后的几个小时就可以独立行走，可以自己找吃的，但是人类不行。我曾经跟学生们开玩笑，你们三岁才会自己到处跑，大学读到二十几岁才能独立生活，做人不容易。这个成长过程一方面是给父母和前辈增加了负担，另外一方面，却也因此培养了亲亲之情。无疑，“爱”是大自然对我们人类的遗赠。

至于心理学。以前有个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叫约翰·华生，其思想影响美国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他用自己孩子做实验，从小只给他们维持生活基本需求，决不表达任何关爱，以为唯如此才可以让他们独立生活。后来三个孩子到三十几岁，都得忧郁症死了。

另一位心理学家，用猴子做实验，进一步印证了关爱的重要性。小猴子出生后把它关在一个房子里，房间里做了两个像“母亲”的模子，一个是用铁丝做起来的，里面有奶。另外一个用羽绒做起来，但没有奶。

猴子肚子饿时，跑到铁做的“母亲”那边，喝完奶后马上回到羽绒做的“母亲”身边。当科学家把羽绒做的“母亲”拿走，猴子就不敢去吃奶了，因为没有爱，没有温暖，而且这样成长起来的猴子没办法入群，甚至没有繁殖能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我作校对的一本叫《男性心理学》的书，列述了日本学者对猴跟猿的差别做的比较。猴子也是有群体的，强壮的雄性可以占有很多雌性猴子，得以称王，这似乎是出于大自然的物种选择。猴王老了以后，会被其他更年轻、更壮健的猴子取代，然后它自己跑到深山死掉。科学家把研究拓展到猩猩时，发现雄性猩猩之间已学会互相拥抱，以表达亲情、爱意，这实际上表明动物发展层级越高，相互之间亲密的状况也会越深。

从心理学、人类学看，社群是人类更恰当的组合方式和价值信仰。从现实的角度看，也正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社群传统，疫情发生后，我们可以用集体力量去加以管控，包括现在面对的水灾，我们也同样可以用集体的力量去加以治理。

儒家文化所营造的人的社群意识在面对社会、面对现实的困境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这是儒家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的一个独特贡献。

时代财经：但是当下年轻人或是现代人经常遭遇孤独感跟无意义感的精神困境，是否跟社会分工，离开父母或成长的社群有关？

冯达文：我前段时间给学生讲了三代人的差异。我已经79岁，我们这代人成长时，国家很穷，我们都有奉献精神，强调责任担当。

50年代出生的人或许充满批判精神。这一代人一方面对文革有更多反省，另一方面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读的书，当时西方各种思潮涌进来，带来了认知上的新视角。

至于你们这些80后、90后一代，我们创造的一切都留给了你们，你们享受了现成的，但你们面对的世界变化太快了，因为完全没办法把捉，可能心态会是浮躁的。

每一代人的观念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生活的背景不一样。现在年轻人，最主要是感觉到工业文明特别是科技突变带来的不确定性太大。

我又曾跟学生们开玩笑说，你们可能会觉得农业社会不好，愚昧落后，但是要知道农业社会的时间观念相信周而复始，心态可是比较平稳；工业文明与信息社会的时间观念是一去不复返，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你们会因为不可预知而充满迷茫困惑。

我倒提倡大家要有一点荒诞意识，两千多年前庄子就已告诫过人们知识的编织与建构就有一种荒诞性，近世卡夫卡的《城堡》等文学作品又曾揭示后现代的世界带有荒诞性，现在网络的虚拟世界更放大了这种荒诞。只有回归到社群主义，回归到生活在身边的人，呼呼亲亲之情关爱之心，我们才会过得更加真实更加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