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系列访谈|徐洪才：明年加大减费降税的力度与空间有限
编者按：2019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显著放缓，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回落，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2020年经济形势如何？时代财经推出“经济学家系列访谈”，对话国内十位著名经济学家，回顾、咀嚼2019，前瞻、廓清2020。
“我预估预估今年GDP为6.2%，明年是6.0%左右。明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是铁板钉钉的。”12月9日，经济学家、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经济政策研究会副主任徐洪才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
徐洪才曾供职中国石化、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证券公司、风投公司等单位，历任广发证券公司(上海)总经理、北京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副总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目前是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光大银行独立董事。他曾出版《大转型：探寻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变革的时代：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大国金融方略：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和方向》等10部专著。
据最新数据，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超2万亿元。徐洪才判断，明年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大减费降税的力度与空间比较有限的，应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徐洪才向时代财经指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最大潜力就是城乡结合，只有资本、技术、管理、生产要素跟传统的农业资源相结合，才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他还给出了如何盘活农村，打开农村市场的钥匙。“只有改革土地制度，才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把农村经济盘活了，消费也增长了。”
对话徐洪才
时代财经：据11月最新数据，今年全年减税降费超2万亿元。你认为，明年是否会有更大力度提振的财政政策呢？
徐洪才：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大减费降税的力度与空间是比较有限的。现在财政收入明显减少，但财政支出不减反增。今年安排的财政赤字率为2.8%，明年的话可能会提升到3%。减税降税还是要提，但恐怕还要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
首先是投到民生领域。其次是适当扩大基建投资。但要调动社会资金的积极性，光靠政府投资，孤军深入是不行的。明年1月1日将开始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政府要通过改革的办法，调动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的积极性，政府财政支出起到一个引领作用。
第三，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的收入群体的收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是提振消费的关键。特别是增加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农民的收入。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边际倾向要大一些。
第四，稳就业，发展服务业，鼓励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发展。今年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为4.7%，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9%，但是国有企业利润是上升的，正增长5.4％。整体来看，民营企业经营困难仍然需要解决。所以要鼓励创新创业，通过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给民企鼓劲。
第五，政府要过紧日子，鼓励公务员下海创业。长期以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见效不明显，政府部门仍存在人员庞大、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现象，这个痼疾一直没有解决。
时代财经：你此前在公开场合表示，现在GDP增速已经到了6%，进入5.0时代将是大概率事件，只是时间的问题。你预判今年增速是多少？明年呢？
徐洪才：今年四季度GDP增速不会下滑到6.0%以下，相反会往上反弹一点，全年平均6.2%。明年可能在6%左右，6%这个预期目标还是要提。近期第四次经济普查公布，把2018年GDP补回来1.89万亿，明年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注：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是铁板钉钉的。明年继续讲“6个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归结为一点，就是稳增长。
到2025年，国内人均收入能不能达到世界银行所设定的1.3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仍是一个挑战。今年年底，我们人均收入突破1万美元，GDP总量突破100万亿人民币没问题。但2025年的人均收入达到1.3万美元以上，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需要艰苦努力，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还需要创新驱动、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短期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政府要为稳增长提供坚强的保障。货币政策在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要保证M2增长速度与名义GDP增速大体一致，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目前M2增速是8.2%，我觉得适当提高一点也无妨，这不叫“大水漫灌”，在当前经济增长水平上，不超过9%都是可以接受的。
时代财经：你此前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经济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就是城乡结合”，潜力在哪呢？
徐洪才：就是要建立城市和乡村之间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机制，这是基于过去单向流动而言的。过去存在虹吸效应，把农村抽干了。现在要鼓励知识、资本、人才下乡，落实新的土地管理法。要统一城乡土地市场，推动土地的集约化经营，盘活存量资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使得土地的使用效率偏低。未来在守住耕地红线前提下，要提高土地的产出率。
农业振兴不能够简单依靠中央财政补贴，而是要靠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发展现代化农业，通过培育市场化的分工体系，加大资金投入，促进技术进步，显著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需要先进的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跟传统农业资源相结合，才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时代财经：症结在哪里呢？
徐洪才：关键是土地制度，土地制度不改革，资本进不了农村。举一个简单例子，在北京到了要买房成家年纪的年轻人，不少人的首付款是父母、祖辈给的，每月还要还贷，压得喘不过气来。把当期收入50%以上用于还贷，消费被挤压了。在这种情况下加征房地产税，年轻人能扛得住吗？
如果说家里有老人，虽然退休工资低，但拥有一套房子。北京空气质量差，不如把房子卖了，两居室房子1000万，打个折800万。若能到北京郊区去建一套依山傍水的别墅，还有一个院子，花掉200万。还剩下600万，可以去世界各地旅游。因此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当地农民得到200万元收入。
但问题是，这种下乡建房子是不合法的。只有改革土地制度，才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才能把北京的退休老两口解放了，把农村经济盘活了，消费也增长了。
时代财经：如果实施这种政策，城里房子估计也卖不到800万了？
徐洪才：对，房价短期内可能会下来，但也不一定。随着农民收入增加，进城的人增多，房价还要涨，这叫盘活存量。存量盘活了，GDP保6.0%是没有问题的，甚至6.5、7.0都有可能。
现在问题是土地怎么盘活？要让土地交易合法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中国自古以来土地都是归国家所有的。如果要转让买卖，那就要修改《物权法》，修改《宪法》。
城乡双向流动，能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农民变成市民，因此收入增加、消费增加，拉动城市地下管网、交通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那么消费需求、投资需求都会上升。
中国现在城镇化率还不到60%，开始进入到了城镇化后半段，还有十几年的历程。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这两件事相辅相成。城镇化一定要和产业化相结合，即产城融合，没有产业作支撑的城镇化，只能会创造新的“空城”和“鬼城”。
时代财经：能给财经读者推5本书吗？
徐洪才：第一本是我写的《大转型——探寻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本，《去杠杆化时代——缓慢增长与通货紧缩时代的投资策略》，这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加里·希林写的。第三本，《逆向投资策略》，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大卫.德雷曼。第四本，叫《原则》， 作者为雷达里奥·瑞达利欧。第五本，《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中信出版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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