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耀明回忆与周作人通信四五百封，屡寄生活用品

2012-04-05 05:53:41

来源: 时代周报

“周作人为什么给我这个无名小卒写了那么多信？不是一封二封，是四五百封。我自己时常都在想这个问题！恰恰因为我是无名小卒。如果我是出名的人，或者同周作人同辈的人，他绝对不会低

本报记者李怀宇发自香港

香港新界元朗锦绣花园风景怡人，鲍耀明先生在妹妹鲍瑞美的照顾下，翻译、写作、会友，生活悠然自得。鲍耀明早年在商界谋生，却和许多文化人深交，更曾与晚年周作人书信交往数百封。

鲍耀明原籍广东中山，1920年在日本横滨出生，童年就读横滨的华侨小学—中华公立学校。早年的毕业生有诗人苏曼殊，和鲍耀明既是先后校友，也是同乡。中华公立学校的老师是从中国请过去的，皆热爱祖国。有天晚上，鲍耀明的同学觉得受日本人欺负，就拿石头砸破了日本人的教室玻璃。过了几日，鲍耀明和几个同学一起上街，一大帮日本学生走过来。冤家路窄，日本学生追打鲍耀明的同学们，用石头丢中鲍耀明的右眼，至今鲍耀明只能用左眼看世界。

鲍耀明读完小学，没有华侨中学可读，便开始补习日文，后考上日本中学。鲍耀明的爷爷是同盟会成员，同盟会有个俱乐部，华侨下了班，可以聊天、打麻将、下棋。日本警察对这些情形查得很清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勒令鲍家限七天之内离开日本。17岁的鲍耀明随家回到离中山乡下很近的澳门。

广州沦陷后，汪精卫政府在广州成立，号召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1939年，鲍耀明从澳门到广州应考，考中了两间日本的学校：一间是庆应大学，一间是商科大学。朋友劝他：现在中国正跟日本打仗，国立的学校就要服从国家命令，主张打仗；庆应大学是私立的，校长是自由派人士，很反战，还是去庆应大学好一点。鲍耀明进入庆应大学，一直读到日本战败。

抗战胜利后，鲍耀明回到澳门。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仪号召留日学生到台湾工作，鲍耀明应考到台湾省立图书馆，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这时，鲍耀明的岳父开始在香港做对日贸易，他写信给鲍耀明让他回来帮忙。鲍耀明便离开台湾，回到香港，受派到东京任祥泰行经理。数年后，鲍耀明重回香港，在三井洋行任副总经理。

鲍耀明平时喜欢看书，用笔名写点杂文在报上刊登。香港的报馆请鲍耀明任驻日特派员，报道日本新闻。鲍耀明写过300篇以上介绍日本的文章，见过日本首相吉田茂，也访问过文学家谷崎润一郎等。因为报馆的关系，鲍耀明结识了曹聚仁，他回忆：“曹聚仁很特别，右派人说他左派人，左派人说他右派人，所以他在香港很不得志。因为我是做生意的，完全没有党派的观念，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所以我很怕讲政治，反倒跟曹聚仁很谈得来。”曹聚仁的生活很艰苦，时常向鲍耀明借点钱，每次借款三四百块，有时还钱，多数不还，鲍耀明也不出声。后来，鲍耀明曾笑对曹聚仁的儿子曹景行和女儿曹雷说：“你们的爸爸有很多借条在我这里呢。”

鲍耀明虽然从商，却与不少文化人志同道合，和徐吁、曹聚仁更时常相聚。鲍耀明回忆：“徐吁跟曹聚仁很有趣，曹聚仁倾向左，徐吁倾向右，常常坐在一起吵起来，但是两个人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曹聚仁生了大病的时候，徐吁就曾约我一块去看他。当时曹聚仁躺在床上还在写文章。”多年后，鲍耀明和徐吁喝下午茶时，曾感叹地对徐吁说：“自曹公（聚仁）过世后，留在港的五四时代人物，恐怕只有你一位了。”徐吁立即回应说：“不过，胆敢当面取笑我的人，世界虽大恐怕也只有你这荒唐先生一个！”

1950年，新加坡南洋商报社在香港中环旧东亚银行九楼设立驻港办事处，并以“创垦社”的名义，发行不支稿费的同人杂志《热风》。撰稿同人有徐吁、曹聚仁、朱省斋、李微尘、刘以鬯、高伯雨、李辉英等，皆一时之选，写外稿者则有知堂老人周作人。在《热风》同人的一次叙会中，鲍耀明向曹聚仁问起：“不知知堂老人近况如何？”曹聚仁反问：“你是否想认识他？”鲍耀明答：“我正是有这个意思。”曹聚仁说：“既然如此，我替你写信给他，不过，最好你自己也给他去封信。”从此，鲍耀明与周作人开始通信。1964年1月26日，周作人在信中提议要改称鲍耀明为“兄”，彼此渐渐无所不谈。周作人给鲍耀明的信，自1960年3月算起，到1966年5月21日止，共402封。后集成繁体字版的《周作人晚年书信》与简体字版的《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成为研究周作人晚年心境的重要史料。

交往中，鲍耀明对周作人的生活给予无微不至的帮助，不断邮寄生活物资给他，同时，周作人也把许多书画和朋友信札赠给了鲍耀明。鲍耀明对周作人深怀“同情与了解”：“从他的书信和日记，可以看到他晚年的生活与心态。其实他亦与平凡的普通人无异，他曾为患狂易的妻子而生苦恼；因经济的拮据而发牢骚；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痛出售珍藏多年的书籍与文物；为稿费的减少而亲自上门去要求改善；在处境险恶时他又不得不去求助于‘权贵’……另一方面，他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在民俗、歌谣、妇女儿童问题、文学运动等领域，他写出了诸多具见卓识的好文章，更大量翻译东欧少数民族以及日本和希腊的古典名著，连鲁迅、胡适等也极口称赞他的文字，郭沫若甚至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中说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话。知堂老人在平凡中是否亦有不平凡之处，相信未来历史会有公允的评价的。”

鲍耀明懂日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本文学的翻译不是鲍耀明的专业，却是他的兴趣。他不靠文学生活，不过有空余的时间，也喜欢集邮、古董、看旧书、翻译。2009年11月，鲍耀明开始着手翻译日本名著《东海道徒步旅行记》，2010年脱稿时，他已九十岁。鲍耀明说，翻译这本书的一个理由是，周作人曾写信告诉他，想翻译这本书，但与出版社谈不拢，于是他想完成周作人的愿望。他笑道：“因为这是我的兴趣。发表不发表是另外一回事。老人很容易老人痴呆的，有空的时候，听听音乐，看看歌剧，写写文章，我觉得这样脑筋会好点。”

五十岁时，鲍耀明写过一篇回忆录，题目为《荒唐先生的生活与意见》。如今已过四十年，他还说：“我就是荒唐，荒荒唐唐。人家说好的，我说他坏，总爱闹别扭。”

“我佩服周作人的文字”

时代周报：抗战时期，你对日本人的感情如何？

鲍耀明：我对日本人的感情很微妙。留日的学生前辈如郭沫若甚至聂耳，回到中国后多数是抗日的；英美留学生回到中国，像胡适等，多数是亲英美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上课时，教授在坛上讲政治问题，一说到日本天皇，日本同学都会站起来，而我们几个留学生就坐着，不站。但教授一讲到孙文，我们就站起来，日本人被吓着了。

时代周报：你在早年的时候，怎么看周作人？

鲍耀明：中学的时候，我就看过周作人的书，我佩服他的文字。他很辛苦，有家累，有鲁迅的老婆朱安，有自己母亲，有周建人的太太，又有子女。他怎么能离开苦雨斋？倘他想离开北平，如何带这帮人走？所以，郭沫若说，死一百个郭沫若都想赎周作人出来。

时代周报：抗战胜利后，胡适曾帮周作人讲话，帮他辩护。

鲍耀明：周作人曾对日本人说过一句：你们有带日本文化来吗？我觉得你们是带武化来。周作人会日本话，太太是日本人，能够保护北大的资产已经是很大功劳了。抗战胜利审查周作人的时候，蒋梦麟就说：是我叫周作人留下的。

通信几百封，“恰恰因为我是无名小卒”

时代周报：你从来没有跟周作人见过面，怎么会跟他通起信来？

鲍耀明：人家都说周作人是大汉奸。有一次，我在《热风》同人的聚会上不经意地问：“不知道周作人现在怎么样呢？”曹聚仁见过他一次，说：“他生活挺好。现在有稿费，人民政府对他还挺好。”我说：“我中学时代看过他的文章，不是很懂，但是我很佩服他，我是留日学生，他也是留日学生，所以我想知道他怎么样。”曹聚仁说：“行，我写信跟他说，同时你自己也写封信。”于是我就写了信给他。

时代周报：从书中看，你寄过很多生活用品给周作人。

鲍耀明：周作人为什么给我这个无名小卒写了那么多信？不是一封二封，是四五百封。我自己时常都在想这个问题！恰恰因为我是无名小卒。如果我是出名的人，或者“五四”时代同周作人同辈的人，他绝对不会低声下气地求你：寄点东西给我啦！就是因为我是无名小卒，他觉得无所谓。他知道我是留日学生，认识日文，所以周作人后来写的很多信都是日文夹杂在里面。只要日文更方便的时候，我就用日文写给他，周作人看得明，外人看不懂。我知道当时内地食物很缺乏，因为是三年困难时期，这里很多人寄食物、日用品给内地亲人。所以，我就跟他讲：“在我这里是举手之劳，随时有什么需要说给我听。”这样，他就开始说：“我现在想要点花生油。方便就请寄点花生油给我。”我还问他：“日本方面有很多你或许需要的书籍。我认识点人，你随时跟我说，我也可以寄书给你。”后来他想要什么，我就寄给他。

其实，我寄东西是很简单的。我当时是日本三井洋行香港分行副总经理，粮油部分也是我管的，我打个电话，让员工每个礼拜寄一次，周作人一来信我就寄给他。我对周作人讲：“不要以为我很麻烦，其实对我来说这是很简单的。”周作人还说：“我不抽烟，我的儿子周丰一抽烟。”我就寄个烟斗给他。他要什么，我就寄什么。

时代周报：当年你寄的那些东西有没有被扣过？

鲍耀明：他有时候写信来说被海关扣查过，抽税。那是人民饥荒的时候，很多东西在中途被人家拿走了，差不多有十分之一是这样收不到的—没有收到我又再寄。他对这方面似乎很感恩，也许是想“这个小子还不错啊”，便回寄东西给我。当时，他的东西拿在我手上，有朋友对我说要小心，因为大汉奸的东西，留着恐怕有问题—现在，这情形反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奇怪。

周作人的晚年“很辛苦”

时代周报：周作人寄了很多书画和信给你？

鲍耀明：另外他也寄了胡适之、徐志摩、钱玄同、刘半农的书信给我。甚至连属于自己的东西、沈尹默写的“苦雨斋”横幅也寄了过来。他也曾写“书生本色”的几个字给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寄那么多东西过来。

时代周报：周作人寄给你的这些东西后来怎么处理的？

鲍耀明：有些捐给了北京现代文学馆，有些捐给了鲁迅博物馆，有些捐给了香港中文大学，有些捐给了美国杜克大学—当然不是全部都是周作人的，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书，另外我也留下了一些周作人的东西。

时代周报：书信交往中，你觉得周作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鲍耀明：很难评论他。事实上，我不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很佩服他，他虽然犯过大错，但就是不肯离开北平。另外，周作人在文学方面的贡献，我也很佩服。

时代周报：你感觉周作人的晚年生活怎么样？

鲍耀明：很辛苦，他太太是毫无知识的。所以，我很佩服他对他的太太这么守身如玉，不会有其他问题发生。他太太晚年时常有神经衰弱病，无端发脾气，一看他的日记就知道。他的生活很辛苦，晚年写了很多文章，在香港也发表了不少。一部分是曹聚仁帮他发表的，曹聚仁之后是罗孚—当时罗孚是《新晚报》总编辑。

书信集出版“原有很多问题”

时代周报：后来你和周作人的通信是怎样结集成书的？

鲍耀明：1970年，有个上海人张莲青，在香港搞出版，我不知道他当时听到什么，跑到三井写字楼来找我。他知道周作人有信给我，说很想把这些信做成一本书发表。我当时头脑很简单，以为周作人寄给我的信拿去发表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有很多问题的，不能随便发表，会影响很多人。当时是1970年代，大陆正值“文化大革命”，湖南的钟叔河就告诉我：上面下过禁令，周作人的书不能出版。

时代周报：不少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将你们两人的通信作为研究周作人晚年的重要资料。

鲍耀明：我的目的就在这里，因为他写的信里，有很多关于“五四”时代的内容，还有他对沦陷、兄弟不和这些事情的看法—我心里也很想知道。

时代周报：那你怎么看鲁迅的文章？

鲍耀明：我佩服鲁迅，也佩服周作人，两个人作风完全不同。

实习生肖丽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