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作家联会与倪匡竞争

2011-05-26 07:07:29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曾敏之很老派。守时,讲礼数,一诺千金。每次相聚总喜欢约在同一个酒楼,笑谈之时总不忘斟上好酒:“干杯!”他忘了自己已经九十多岁了。

内定“右派”

曾敏之很新潮。练字、画画、听音乐、游山玩水样样不误。每天要看好几份报刊,易中天与于丹的书也要翻一翻。“代沟”二字似乎不在他的词典里。

曾敏之的文章又老派又新潮。他的笔下是春风一杯酒,一饮而尽之后依然有壮心不已的回味。他的笔下是夜雨十年灯,照亮的是一代报人风一程雨一程的背影。

当年,曾敏之在《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信念的熏陶下,自有执着的坚持。抗战胜利之后,他两次夜访周恩来,写成长篇访问记《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是中国记者报道周恩来的第一人。

1950年春,曾敏之奉调广州,任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中国新闻社驻广州联合办事处主任。

在50年代,苏联曾派一个高级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让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委员长伏洛希洛夫做团长。代表团到了广州,是空前的欢迎,在越秀山的大广场,大批记者出动去采访。

当年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是维持秩序的,不让记者进去采访,记者就跟他争吵。《南方日报》女记者岑荔丹跟他冲撞,他把她推开,不让接近。1957年,曾敏之在一个座谈会上把岑荔丹这件事情讲出来,批评官僚主义,不懂得新闻自由,阻挠采访。

很快“反右”来了,说曾敏之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内定为“右派”,撤去职务,下放到白云山劳动。

四进香港

1959年,曾敏之调广东作家协会,1960年调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文革”爆发,曾敏之成了“牛鬼蛇神”,他觉得 “士可杀,不可辱”,一气之下从二楼跳了下来。“文革”时暨南大学停办,教师分到各处,曾敏之调到华南师大,告病假回家休养。他回忆:“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和秦牧、吴紫风、黄谷柳几个人常常在烈士陵园碰头。烈士陵园很静的,我们一起研究局势。当时小道消息很多,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当时我们最关心的是周总理的病情,大家忧心忡忡。也不能老在烈士陵园,就常到黄谷柳、秦牧家去,那时我老伴下放,就不到我家里来,到他们家弄一些菜,大家吃饭,有时上茶楼。一直等到‘四人帮’垮台,哎呀,满天乌云都散了。”

1978年,曾敏之奉调香港,先后任《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兼任《文艺》周刊主编。到香港工作,曾敏之说:“我等待平反和安排工作,本来不想干了,准备退休的。但后来领导派人来,要我重新工作,再回到香港去,到《文汇报》当领导。我对香港是三出四进:我第一次经香港去汕头找一个亲戚,找读书的机会;第二次是邹韬奋在香港办《生活日报》,我想去当校对,我想学习,但邹先生说《生活日报》在香港办不下去,要搬回上海;第三次是做联合办事处主任,常去香港汇报工作。最后这一次,一去27年了。”

曾敏之当过战地记者,坐过国民党政府的牢;当过大学教授,挨过政治运动的整。坎坷虽多,但他付之一笑。“平生经历这么多坎坷、这么多挫折,能够活到今天很不简单了。抗战烽火纷飞的年代当战地记者采访,坐过国民党的牢,解放后历次运动受批、受整,到香港的办报生活晨昏颠倒,非常辛苦,凌晨四点钟才下班。”他淡淡地说,“我觉得时间是赚回来的。”

人心归顺靠文化

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曾敏之热心创办香港作家联会,推动华文文学的交流。事务虽多,但应对自如。1988年,香港作家联会成立,推选曾敏之为首届会长。曾敏之说:“我到香港以后,深深地感觉到香港的作家是涣散的,没有团结的。英国统治香港多年,有了法制,有了自由,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文化教育界多倾向自由主义。我提议是不是创立一个组织,成立香港作家协会。但是有人认为:不行呀,香港还没有回归,别人会以为香港作家协会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分会,影响不好。就搁下来,很快就被倪匡他们抢了去,他们知道我们要搞,就马上成立香港作家协会。名称被他们抢去了,怎么办呢?就搞一个作家联谊会吧。最初创办人是31人,其中包括金庸,金庸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很快就发展了很多人。我们的章程是要消除对立,把青年的作家组织起来。后来觉得联谊会的名称不好听,香港的很多联谊会都是吃吃喝喝的,就再申报,改为香港作家联会。香港作家联会团结了很多人,而且影响深远。”

在香港从事文化工作,曾敏之有自己的理解:“香港一回归,当时想推行‘两文三语’—中文、英文,普通话、英语、广东话。但张五常说:不行,香港是国际都市,一定要英语化。所有的高官都是留学英美,哪里懂得传统文化。结果,重英轻中,不管学校、社会,都形成一种风气。我们想一想,人生思想变化是要靠文化教育的。香港不重视文化,现在讲文化建设、西九龙计划,谈了长时间都是纸上谈兵。这样一来,殖民地的思想没有改变。香港难以清除殖民地的思想,老想到当年英国统治下怎样自由、怎样富裕,再加上我们几十年来不断的政治运动,影响到在外面的名声。‘文革’十年,香港人看到亲友多少人受到批斗、挨受迫害,看到运动就害怕极了,到今天还没有很好地人心归顺。人心不归顺,就谈不到热爱祖国。人心归顺靠文化,得人心者得天下,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

多年交往,我深感这位报界前辈的古道热肠。我们曾在香港北角碰杯,在湾仔吃冰淇淋,在广州喝早茶。曾先生告诉我,当记者一定要和采访对象交朋友,建立长久的关系。尽量读点历史、学点诗词、懂点字画,这样和文化人就更有可聊的话题。这些报界秘笈,是他数十年风雨中悟出的经验之谈。

九十多岁的曾敏之还往返于香港与广州两地。在香港,他热心推动香港作家联会的活动,时常邀请华文世界的作家进行文化交流。2003年7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荣誉勋章,表彰曾敏之在文学创作的成就和推动华文文学的贡献。

本文参考了《曾敏之评传》,陆士清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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