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应惠民生， 防止“GDP保6”绑架政策导向

盘和林（特约评论员）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而对于2020年经济增长是否需要“保6”，学术界和相关机构展开了罕见的大讨论。

多数机构和学者预测2020年经济增速将保持在6%左右，建议将6%作为经济工作保底线；同时也有部分机构和学者认为，只要保持就业稳定、居民收入增加、经济发展质量逐步提高，至于2020年经济增速在6%左右，略高或略低都是可以接受。

笔者认为，争论是否“保6”意义并不大，更应把精力聚焦到经济发展的实质上来。

此次争论凸显了当前社会对于经济增长的诸多误解。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经历过多年超10%的增长时期，也经历过长达8年8%的增长阶段，正是多年快速的增长给了民众错觉，似乎只有经济有着8%以上的增长才会有幸福的生活。

其实不然，GDP的高速发展并不一定代表着生活水平的同步提高，GDP增长率仅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众多指标之一，并且粗放型的发展带给社会环境的破坏可能完全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

201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首次宣布将增长目标从8%调低至7.5%，那时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议论，同时也让人们真正开始关注GDP目标，公众开始从这个简单的数字去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

GDP增长率在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上确实是个客观的指标，但并不是全部。那什么是经济发展，宏观经济学明确指出，一个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包含四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所以，GDP只是其中一环，不是全部。

而且，国际上从来没有形成过关于某国经济应该处于怎样一个增长和发展水平这样的理论，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实现了GDP高速增长，但并不是说不会降速甚至是不能降速。从10%到8%，再到6%，如果今天我们还仅仅讨论GDP的增长，关注“保”这个字，我们可能真的要反思了，这个“保”字何尝不是一个枷锁呢？

本世纪初期，中国经济长期高速的增长引来世界关注，众多经济学者对中国式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而研究结果令人吃惊，之所以有这样高速的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国层级制的官员体系下，各地方官员政绩与GDP挂钩，使得政府对于经济的影响超出了自然的水平，而这样的干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刺激了本地经济的增长，靠着各地的高投资带动了整体经济层面的高速发展，而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市场分割、产业同质化以及环境破坏等现象。因此，可以说“保6”其实也给政府带上了枷锁。

虽然，去年经济工作也设定了经济增长目标区间，但给出了一定政策操作弹性空间。而如果区间变成了具体的底线，并且以6%预测值作为底线的零弹性目标下，相应的政策将会受到绑架，而所谓的发展目标则成了货币财政政策的施行的标准。

可以预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策可能会不遗余力去倾斜，特别是当这个目标接近完成之时，反而会打破经济体系和发展的平衡，产生结构性或者资源性副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看，设定经济增长具体目标也与之前提倡的不以数字考核政府政绩的倡议有所冲突。因此，与其争论数字不如真正思考一下未来的经济发展问题。

国家经济虽然需要稳增长，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稳增长的目的在于保民生、稳就业等，而不是单纯的GDP增长，尤其是培养未来经济增长新动能、优化经济增长质量，恐怕远比“GDP保6”有意义的多。进一步说，真实的、健康的GDP增长，远比片面地去“GDP保6”有价值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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