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值耗材试水带量采购 最高降幅达6成

7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对降低高值耗材虚高价格、严控高值耗材不合理使用、健全监督管理等作出部署。

时代周报记者 姚佳莹 发自北京

7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降低高值耗材虚高价格、严控高值耗材不合理使用、健全监督管理等作出部署。在降低高值耗材价格的思路上，方案遵循了与药价治理相近的思路，具体包括医保目录准入和动态调整、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实行量价挂钩的带量采购等。

“血栓系统主要用于取出血栓，使神经血管中血液恢复正常流动，价格很高，一套取栓系统价格约为4万元。”北京某大型三甲公立医院血管介入科医师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像血栓系统这样的高值医用耗材，由于临床使用量大，价格相对较高，成为患者就医支出的主要部分。在医改“腾笼换鸟”的总体思路下，继药品之后，高值耗材治理的意义凸显。

今年5月，中央深改委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治理高值医用耗材的改革方案》。方案尚未公布时，已有省市打响了高值耗材带量采购“第一枪”。安徽省率先发布了带量采购方案，随后，江苏、山东先后跟进。

7月19日，江苏公布高值耗材省级带量采购方案。“目前，江苏第一批耗材带量采购谈判已于7月31日结束，主要是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支架和双腔起搏器的价格谈判。”江苏省医保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时代周报记者时表示，其中，支架按单个品种谈判，中选品种平均降幅为51.01%，最高降幅为66.07%；起搏器按生产企业谈判，中选企业涉及品种平均降幅15.86%，最高降幅为38.13%。

江苏首轮谈判结束

“在耗材尚未组织国家层面带量采购的情况下，省域带量采购，企业降价的幅度可能不会很大，因为可能造成其他省份的价格联动。应该说，江苏省的第一轮谈判取得了较好成果。”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7月25日，江苏省医保局还发布了血管介入类等高值医用耗材品种的带量采购方案。“首批谈判只是此次耗材带量采购的一部分，”上述江苏省医保局工作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意味着，接下来，江苏省针对血管介入等高值医用耗材的带量采购谈判亦将开展。

在国家组织的首次药品带量采购中，中选药品平均降幅达52%，药价“挤水分”成效显著，遵循降药价的这一思路，高值医用耗材实行带量采购属水到渠成。

在8月1日国新办举行的政策吹风会上，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滔表示，集中采购是降低高值医用耗材价格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国家医保局正在探索研究对高值医用耗材开展集中分类采购。

首份省级带量采购方案由安徽省于6月21日发布。该方案明确，以省属公立医疗机构为试点，安徽省高值耗材带量采购的第一批产品范围为骨科植入（脊柱）类、眼科（人工晶体）类。“骨科和血管介入科是医院内使用耗材最多的科室。”上述北京医务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安徽省此次带量采购并非包含该类疾病下的所有耗材，而是指已有一定使用量的产品。根据采购方案，此次带量采购的范围是在2018年省属公立医院中，骨科植入（脊柱）类、眼科（人工晶体）类高值耗材采购量达70%、90%的产品，此外，安徽方案亦明确，省属公立医院采购谈判成功产品的使用量，不得低于2018年该产品使用量的80%。

这意味着，部分价格昂贵且在国内尚为独家生产的耗材，并未成为此次带量采购的目标种类。“带量采购只能选取临床使用量大，且竞争较为充分的产品进行试点。”金春林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道。

四大难题待解

在安徽省公布了该省高值耗材带量采购谈判议价试点方案后，6月26—28日，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赴安徽、江苏两省调研高值医用耗材带量采购和医保经办服务工作。

其间，胡静林出席安徽省属医院医用耗材采购联合体成立仪式。胡静林表示，安徽省率先在全国开展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谈判试点，坚持了带量采购的原则，实现了招采合一，体现了锐意改革的勇气和担当，要“把试点工作开展好，为全国开展高值医用耗材治理积累经验”。

此前，在国家组织药品带量采购前，胡静林曾赴上海调研，之后上海市关于药品招采的政策成为药品带量采购的标杆，上海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承担了11城药品带量采购的日常工作和具体实施。此次胡静林赴安徽调研，令外界猜测，安徽省高值耗材带量采购方案，或将成为后续全国层面组织带量采购的参照之一。

尽管与药品降价遵循一致思路，但高值耗材带量采购面临更多待解难题。金春林向时代周报记者总结道，“第一个难点是质量和效果的保证。药品带量采购中，主要为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但高值耗材采购，目前尚未形成质量和疗效的评价体系。”第二个难点是耗材品种多，但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编码系统。“这就造成可能是同一种耗材，但不同生产企业的名称可能不同。”金春林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中选的耗材如何与患者已使用的耗材匹配，是第三个难题。“比如植入型器械，倘若已经使用在患者身上的髋关节支架有部件需要维修，如果没有原来的品种，怎么替换？还有，一些高值医用耗材在使用时需其他产品配套。倘若带量采购的中选产品与医疗机构原本使用的产品不同，如何衔接？这些问题，都是全国层面开展带量采购需要解决的。”金春林向时代周报记者进一步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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