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乡村回不来了 但我要为它写一部史诗
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乡村一直处于被解构的过程，《机村史诗》写的不只是“机村”，而是整个大时代下所有乡村共同的命运。
时代周报记者 谢洋 发自广州
“乡土是留不住的，以后也不会有乡土文学了。”阿来说。
今年的《机村史诗》即2005年《空山》的再版，多年来，阿来在审视了《空山》中那些乡村凋敝和破碎的痛楚之后，他又有了新的定义和命名：“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
《机村史诗》六部曲由《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和《空山》组成，每部又分为一部小长篇、一篇事物笔记和一篇人物笔记。用阿来自己的话讲，整部小说的结构就像“摔碎的青花瓷盘”，不是《尘埃落定》式的编年史，而是“以破碎的结构对应不断重组的乡村，形式本身就带着某种隐喻。”
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乡村一直处于被解构的过程，《机村史诗》写的不只是“机村”，而是整个大时代下所有乡村共同的命运。
《机村史诗》
阿来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
233.8元
写的不仅是机村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对乡土文学的定义是：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因而在乡土小说中，作家的记忆和经历不仅是最直接的素材，更与作品背景形成了互为镜像的关系。
对于这点，阿来并不否认，他这么解释关于“机村”的密码：“机”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意思是种子，或根子。乡村是阿来的根，也是中国人的根。《机村史诗》中那个涤荡的年代是阿来真实经历的缩影，“每一次改革都带来痛苦和希望”，即便他已经离开了乡村，但“也从未真正脱离”。
在《机村史诗》的舞台上，没有一个人物能在50年来的政治与经济活动中成为主角，在旧秩序废除时又有新的秩序建立起来。于是“机村”失去了同情与怜悯，失去了对自然与知识的敬畏，更失去了信仰和神明。即便最后村民们开始觉悟，重新回归到与土地的关系上来，但是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是阿来对当代乡村的认识。同样，阿来也有其独特的身份，身为藏族作家，他的汉语写作是对整个中国文学的补充和贡献。
把镜头拉回到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颁奖典礼上，彼时凭借《空山》拿下年度杰出作家奖的阿来说：“在很多年前，我就说过，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这个高原上的民族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而是为了去除魅惑，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最最需要的，就是作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去生活。”
《机村史诗》中描述的都是那片高原上的细微事物，六部曲犹如六卷历史电影胶片，在时代的幕布上投映出藏族乡村的人物群像。阿来曾经提到：“只有具有了宽广的视野与现代的思想方法，才能把地方史的研究置于巨大的历史背景下详加思量，才能把个人命运安置在社会巨变的洪流中进行考察。”
因而，《机村史诗》的真正主角是村子，阿来借由这个藏边小村落去介入当下更广泛的乡村经验，就像他完成藏族身份向汉语语境的转化一样。阿来说：“只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而没有更普遍的意义，那肯定不是好作品。”
去中心化的当代乡村经验
《机村史诗》并不是一曲挽歌，也不是一次招魂。
将《尘埃落定》和《机村史诗》放在一起看，阿来描绘了20世纪中国百年的乡村变迁。在他看来，当代乡村已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辐射下，乡村自身的话语权和历史都被时代无情地撕裂。
另一方面，乡村再也不可能有始终处于中心地位的稳定家族或稳定势力。“今天这拨人被推上台，很快又有别的运动把另一帮人推上台，就是不断有不同的人进入乡村的权力中心。”
外力的拉扯和内核的游移让乡村这个词变得暧昧。政策变化、人口流动、市场价格、土地流转等诸多因素都在加速动摇乡村的传统模式，“乡村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生态，同样，城镇里的商铺和街道也不再固定不变。也许理论界需要一个对城乡清晰的定义，但文学有时候刚好在一个模糊的地带”。
如果说《尘埃落定》里尚有一个大事件作为线索贯穿，《机村史诗》则彻底从时间性转变为空间性的结构，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像是碎片一样，“我在这里做一个镜框，把它们拼接在一起”。显然，乡村的生活习俗和生产形态在发生变化，其背后也是一股不可转逆的趋势，“机村”这副镜框是裹挟在潮水中的个体。
“未来不会有乡土文学，因为城乡的边界更难以分辨”，随着传统乡村渐行渐远，阿来对这个题材创作有更明确的认知：“作家从写乡愁和缅怀变成单纯的记录，传统的乡村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只能是重构。”
为乡村和农民所写的史诗
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将具有对抗性的英雄气概作为“史诗”作品的核心特征，“当这种精神与记录社会变迁的轨迹结合起来，我相信它就是现代史诗的定义。”阿来说。
《机村史诗》记录了乡村半个世纪的艰难求生之路，附着在农村和农业上的群体，也在各个行业和阶级发展中迈着最缓慢的步伐。“他们不应该被遗忘。”阿来说，“以前农民靠天吃饭，丰收时喜悦，灾害时悲伤。而现在农产品的定价全不由农民决定，他们连自己的悲喜都无从把控，只剩下茫然。”
不过，阿来同时赋予了某种语焉不详的希望。他在最后一部《空山》中写道，考古队来到村里发现了以前的遗迹，村民们不禁发问：“这是不是我们祖先生活过的地方？”这一段的存疑也被评论家誉为“神来之笔”。
时隔多年，穿过历史的迷雾回溯，“机村”从往昔荒凉破败的《空山》走向未知的新生，文明仍在延续。“每个普通人在琐屑日常中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看似没有希望，但是我们仍然为了生存不屈不挠地坚持前行，这种精神在个体的身上闪耀光芒，也是史诗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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