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京东恒大万达……民企巨头为何参与精准扶贫？

2017-12-12 03:49:08

来源: 时代周报

“精准扶贫的路径中，产业扶贫是主要路径，而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的主力就是民营企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时代周报记者陆璐实习生张硕发自广州

包括京东和阿里巴巴在内的互联网巨头相继高调宣布加入精准扶贫事业。

12月1日，阿里巴巴启动扶贫基金，马云宣布未来5年阿里将投入100亿元探索“互联网+扶贫”新模式，数日后就在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与湖北巴东县签下了扶贫第一单。京东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则晒出“村长”名片—成为河北省阜平县平石头村名誉村长的刘强东，将在五年内通过产业扶贫帮助全村家庭平均收入提高十倍，实现全部脱贫。

12月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对脱贫攻坚战提出了要求。要求进一步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将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激发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

此时距2015年底中央扶贫开发会议已过去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在会议上指出，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并提出“五年7000万人口脱贫”的历史目标。

紧接着的2016年1月，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光彩会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等撰写的《2016年中国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报告》（下称《报告》），“万企帮万村”行动已动员2.65万家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累计投入465.5亿元。

“精准扶贫的路径中，产业扶贫是主要路径，而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的主力就是民营企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政策鼓励与巨头企业的示范效应下，势必会有更多民企加入扶贫队伍。相比传统的政府扶贫模式，作为市场力量的企业贡献了哪些经验，又存在哪些不足？

更注重市场力量互动

年初发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到2016年底，尽管比上年减少了124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4.5%。但全国仍有4335万农村贫困人口。

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小康的“最后一公里”。

“万企帮万村”行动，主要以民营企业为帮扶方，以建档立卡的贫困村、贫困户为帮扶对象，以签约结对、村企共建为主要形式，力争用3-5年时间，动员全国1万家以上民营企业参与，帮助1万个以上贫困村加快脱贫进程。

行动效果超过了计划。《报告》显示，仅2016年，投身其中的2.65万家企业累计投入465.5亿元，精准帮扶了388.6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相比民企，2016年央企投入扶贫资金27.18亿元，实施扶贫项目1984个。央企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设立，累计投放资金19.35亿元。

“产业扶贫一般围绕农业企业、乡村旅游、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等产业形态展开，相比体量庞大的央企，民企的优势是产业形态丰富，机制灵活，可以直接参与到产业扶贫过程中去。”汪三贵告诉记者。

《报告》指出，民企参与精准扶贫更聚焦更精准，除了依靠自身力量，民企还会联合各方优势，形成扶贫合力。湖北黄冈探索实施的“政府+企业+银行+保险+贫困户”的“五位一体”模式便是示范之一。

以恒大对口帮扶贵州毕节市大方县为例。恒大在当地以参股的形式引进43家上下游企业参与合作，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的帮扶模式：恒大负责投入建设好大棚等生产基础设施，再确权给贫困户；合作上下游企业指导互助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发展生产，并负责统购统销；合作社负责组织贫困户入股和分红，从而实现“供、产、销一体化”经营。

“搞农业我们不是最擅长，但可以引入专业的企业来做，让专业人做专业事。”恒大驻大方的扶贫员工王长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持续参与动力仍不足

尽管民企已成为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力量，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对许多民企来说，持续参与的动力仍待增强。

《报告》显示，相比央企在扶贫过程中帮扶重心不够下沉、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帮扶措施缺乏可持续考量、存在运动式的管理模式，民企扶贫所面临的问题是资源零散和协同效果不佳。民企参与精准扶贫的相关优惠政策优惠不够完善，企业投入扶贫的资源规模小，并面临如何将短期扶贫责任转化为长期责任的挑战。

比如在对贫困地区的金融信贷投放方面，尚未有效建立民营企业的获得渠道。

“由于在信贷方面的支持还不够，有些参与的民营企业选择通过贫困户贷款，因为贫困户有贴息贷款额度。”汪三贵认为，这种办法虽然也可行，但仍有一定风险，万一企业经营不下去，债务关系就比较麻烦。

此外，近年众多企业通过电商扶贫，过程中也暴露出地方政府和企业衔接不够导致扶贫精准性和实效性不足的问题。

以农产品上行为例，企业能让农产品上网，但让农产品从田间地头走出来，更多要靠政府去推动基础设施短板建设，比如修路搭桥让农产品能走出去。

农产品出来后，还需要政府做标准化建设和认证工作，给农产品网络销售提供绿色通道。网络直供直销，本身就要求快速配送，企业能让物流网络优化，但如果政府不给绿色通道，企业的物流优势就发挥不出来。

今年9月，在贵州召开的全国农村电子商务精准扶贫经验交流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表示，要强化统筹协调，促进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产业链各环节密切衔接。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为电商扶贫创造公平竞争、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相反，政企在这方面的配合如果更加完善，就能起到较好的扶贫效果。

在和大方县结对帮扶中，恒大就密切和当地政府联动，并确定了“政企联手又各有分工”的工作模式：在贫困户易地搬迁中，政府负责“三通一平”等基础建设，恒大负责房屋建设装修和家具置办；产业基地建设中，政府负责土地平整，恒大负责引进龙头企业和建设蔬菜大棚；毕节市政抽调100名干部和恒大扶贫队员联合办公；从县、市、省政府到全国政协，恒大扶贫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另一需要政府后续配套的工作在民生方面。

通过易地搬迁扶贫，大方县1000户4000人从深山老林里搬出，被集中安置到县城奢香古镇居住，这意味着4000人直接从农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

“转为城镇人口后会有很多不适应，新增城镇上学儿童就是一个方面。”大方县移民局副局长吴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大方县的做法是“帮助实现‘三个就’：就业、就学、就医—为解决搬迁子女上学问题，大方县在安置点旁边援建3所小学、1所完全高中和幼儿园”。

多方利益结合点

“十九大提出到2020年的脱贫计划，要提升整个乡村振兴计划，这是阿里巴巴应该做的，也必须做的，要积极参与。这既吻合我们的商业利益，更吻合我们的战略目标。”在阿里巴巴扶贫基金启动仪式上，马云说道。

马云认为，中国有8亿农民，未来的二三十年，农业现代化、农业信息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在相关鼓励政策尚待完善的情况下，找到自身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结合点，也是部分大型民企大手笔持续投入精准扶贫的内在逻辑。

汪三贵指出，企业扶贫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捐赠式慈善扶贫，一是利用市场方式扶贫，以产业扶贫为典型。“市场方式扶贫，企业也需要在此过程中获得利益，如果企业没有利益，长远看未必能保持积极性。”

无论阿里还是京东，参与其中帮助贫困地区的同时，也符合他们布局农村市场的商业利益和战略计划。

2014年阿里成立了农村淘宝，此后宣布了“农村电商五年计划”，计划投资16亿美元，在国内建立10万个农村淘宝服务站。同年底，京东在一批县城推出“京东帮服务店”，主要面对4—6线市场，为农村消费者提供商品送货、安装、维修等服务，并招募农村推广员。

随着电商市场日趋饱和，打破“最后一公里”的农村成了下一个战场。而“实现货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是双向打通农村市场的基础。

2015年起，阿里与河北省扶贫办、河南济源市、信阳市光山县相继签订精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开设扶贫频道，为国家级贫困县的优质商品提供电商销售渠道，其官网数据显示，2016年京东在全国832个贫困县吸纳近5000家合作商家，上线近200万种富有地方特色的农特产品。

在房企领域，近年恒大、万达、碧桂园等巨头亦投身扶贫队伍。2014年，万达选点贵州黔东南州丹寨县整体帮扶；2015年，恒大计划斥资30亿元，以产业扶贫等六大措施整体帮扶大方县18万贫困人口；10月，在多年教育扶贫和广西整村帮扶的基础上，碧桂园斥资5亿元整体帮扶清远英德市，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碧桂园曾三次派团队赴大方县考察恒大扶贫项目。

房企参与精准扶贫的模式以区域内整体帮扶为主。与此同时，以特色小镇为载体投资乡村建设亦成为房企转型下一站。

乡村建设缺资金、缺人才、缺思路，特色小镇可将产业等各种要素带进乡村，是政府鼓励的方向。但另一方面，防止由过度“地产化”带来“产业空心化”也为政府所警惕。

一名房地产分析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在盈利模式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以扶贫为契机参与乡村建设开发，可能遭遇的阻力和投资成本也会小很多。通过产业帮扶实现地区整体脱贫，既能给当地带来切实好处，但同时，也是对房企的最佳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