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了香山人！近代中国的领头羊

2017-11-28 16:52:36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近代买办就是先行先遇者，他们文化觉解能力较强，能够比较敏锐地感觉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主动地了解别种文化、反思自己文化，自动地进行文化比较和创新。

时代周报记者谢江珊发自上海

清末时，广东人欧榘甲曾写过一本《新广东》，讨论广东特质，要点有四：一曰人才之出众。通商最早，风气最开，通外事而知内情者所在多有，办实业，兴制造，开报馆，开学堂，开学会，开国会，游学海外，议论国事，爱国爱种，无不由广东人发起，于是全国之事，几乎有广东人则兴，无广东人则废。二曰财力之雄厚。广东财雄闻于天下，咸丰同治以来，国家若有兵事、赈荒、国债、赔款，举凡大款大项，无不向广东搜刮，其数常倍于他省。至于广东财富之耗于官吏、耗于外洋者，更不知几何。广东一县之财，往往胜于其他荒瘠之一省而有余。三曰地方之握要。背负长江，面对南洋千万岛屿，紧扼东西两洋之吭。外国文明输入中国之前沿，东西两洋轮舶所必经，万物运输，无能留阻。四曰户口之繁殖。广东人口滋生之易，世界殆无其匹。人口众多，不独充塞其本部，流寓海外者达数百万。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熊月之在为《广东人在上海》所写的序言中提到，在他看来，欧榘甲所言，条条有据，事事在理。近代以来，广东人在全国，领风气之先，创时代之新，外抗强敌，内兴实业，接引西学，除旧布新，确实不同凡响。从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农民起义、变法维新与反清革命的三大领袖都出在广东，绝非偶然。“广东人将开放的风气吹向全国，也将创新的种子撒向全国。上海是他们重要的活动舞台。上海开埠以后，广东人就追随洋商的脚步来到上海，成为上海移民中极为重要的一支，人多、钱多、影响大。”熊月之说道。

粤商近“洋”

时代周报：徽商、晋商、浙商、苏商和粤商“五大商帮”里，粤商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熊月之：粤商近“洋”，自明末以后，中国对外开放口岸最多的地区就是岭南，使得粤商有机会跟外国商人做生意，对洋商有深入了解。上海开埠以后，最初售卖的都是布、铁、锡器等洋货，价格便宜但质量好，容易打开市场。粤商跟洋商接触较早，掌握语言技能，洋货一般都是粤商在经营。

时代周报：在长篇学术论文《上海香山人与香山文化》中，你指出，近代上海是移民城市，人口来自全国各地，广东人、宁波人、苏北人是最为重要的三大群体。广东人中，又以香山人最为突出。上海香山人这个群体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如何评价上海香山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变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熊月之：香山在北宋成镇，南宋设县，元明清沿袭不变，1925年4月15日，因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中山县。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广东省中山市、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属于岭南。

自15世纪美洲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加快扩张步伐，东西方联系日趋频繁与密切。公元1553－1557年间，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在澳门登岸，开始定居下来。此后，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居留通商，传教办学，将澳门经营为西方宗教、文化向中国传播、扩展的基地。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均以澳门为根据地。1685年，清政府宣布开放海禁，设粤、闽、江、浙四海关，澳门、漳州、宁波与云台山被确定为外贸港口。广州等地对外国人限制严格，只许外国商人在贸易季节到港口来，其他时间不得停留。澳门则例外，外商可以居留。不光是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以此为据点。马礼逊等人来华以后，就频繁往来于广州与澳门之间。传教士与外国商人在其他地方经营不顺时，就退到澳门，徐图发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与上海为对外通商口岸，澳门仍然维持对外开放状态。这样，自明末以后，中国对外开放口岸最多的地区是岭南，一直没有闭关、保持开放状态的唯一是澳门。

香山长期处于中国对外开放前沿，处于中西文化交流交汇交融的前沿。在近代以前，在鸦片战争前后，香山地区是与西方接触最多、对西方了解最多、拥有西方知识最为丰富的地区，在近代化的知识、实践、人才方面，较之中国内地广大地区，占有广泛而明显的优势。在近代史上，香山地区以四多出名，即华侨多、买办多、留学生多与基督徒多。这四类群体，都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香山人因此成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领头羊。

香山人的共同特征就是开风气之先，了解国际情况。上海是晚清中国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香山人谋求发展的重点城市。最早到上海谋求发展的香山人，是随洋行从广州北上的香山买办。据估计，1853年以前，上海有广东人8万，其中广肇帮最多，潮州帮其次，雷钦惠梅帮最少。广肇帮中香山人最多，人数有两万多。

近代百余年，香山人在上海纵横驰骋，开拓创新，实干巧干，声名卓著，其中有四个方面，对上海经济社会影响最大，一是买办集团，起步早，势力大，在早期上海对外贸易中，起着相当巨大的作用；二是环球百货，开一代风气，极大提升了上海商业中心地位和服务形象；三是小刀会起义；四是外滩公园交涉。

时代周报：1853年，小刀会领袖刘丽川、潘启亮联合福建帮小刀会首领李咸池、陈阿林等在上海起义，迅速占领了上海县城，活捉了吴健彰。小刀会起义及其被镇压，对上海城市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熊月之：小刀会起义及其被镇压，对上海城市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上海城市重心此后逐渐移往租界，租界由华洋分处变成华洋杂处，工部局等机构由此设立。小刀会起义对广东人在上海的活动也有一定影响。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以后，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奏请办理善后事宜，凡十四条，其中五条与广东人有关，即一、广东游民，未来者严其防范；二、广东游民，已至者分别递回；三、慎选会馆董事；四、稽查洋行雇员情况；五、闽、广商民会馆不准进入城内。经此顿挫，香山人在上海的势力受到很大打击。但是，当时清政府权力并不能达于租界，因此，所谓限制、防范广东人来沪的说法，只是流于一纸空文。广东人来上海发展的势头仍然很强。

香山买办

时代周报：作为上海著名的香山买办，徐润创立了上海茶叶公所，后又在汉口设立茶叶公所。这一机构在对外贸易中起到什么作用？

熊月之：公所在近代社会组织当中十分重要。原来我们讲会馆公所，会馆通常指同乡组织，而公所是指同业组织。为什么要建立同行组织？因为当时中外贸易看重信誉度和质量，这就需要担保。比如外商来做茶叶生意，他并不是十分清楚几十家茶行的优劣，但他能够信任公所。公所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同时对外起到信用担保的作用。徐润办的公所规模大，对上海及其周围广大地区的茶叶贸易进行控制，处在龙头老大的位置，人家都认可他。

时代周报：在上海，徐润完成了从广东买办到上海民族实业家的蜕变，上海的商业环境对他的个人转型有无推动作用？

熊月之：他这种身份转变，并非自身的有意为之。帮洋行做生意时，他是买办，边帮洋行边自己做生意，是半民族半买办，后来有一定的资本和实力之后，徐润成为独立商人，跟洋行形成竞争关系，性质发生改变，人们就称为他民族实业家。后人在分析一个买办转变成民族实业家和开明绅士时，会认为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经营方式的转变过程，背后是逐利，十分常见。

此外，徐润善于学习。虽然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向明即起，夜分而寝，以余暇读书自励”，中学、西学知识均靠自学而来。

时代周报：著名的香山买办唐廷枢，除了职业生涯外，还用广东语注音，编撰了英语教材《英语集全》，如何看待香山买办在推动社会文明方面的作用？

熊月之：作为亦中亦西的文化混合体，买办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与漩涡之中，对于西方文化有广泛的了解、冷静的思考和积极的吸纳，成为近代中国文化自为的先行者。

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近代买办就是先行先遇者，他们文化觉解能力较强，能够比较敏锐地感觉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主动地了解别种文化、反思自己文化，自动地进行文化比较和创新。买办与西洋人日复一日地接触，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西方精神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为西方文化所化。

由于工作的特点、生活的环境，徐润、唐廷枢、郑观应等买办，率先接触到西方的洋纱洋布、轮船汽机、挖煤器具、印刷机器，因而力主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并且身体力行，成为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同文书局等新式企业中的骨干人才。中国近代最早的铁路、轮船、煤矿、水泥厂、机器印刷业的兴办，都凝结着他们的远见与智慧。

以前对买办的评价多呈负面，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同时，对买办进行诸多批判。但总体而言，我对买办群体持积极的评价：近代中国的文化自为是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持续接力的过程，从清末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到民国时期各种流派的志士贤人，都做过努力，有所贡献，买办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部分。没有他们的努力，中国早期的近代化努力很难想象；没有他们的努力，中国近代思想史就会留下大段空白。

时代周报：寓沪香山人最多时不过三万多人，为何会形成极大的影响力？

熊月之：上海香山人身上，一直有香山文化在起作用。可以归纳出四个特点：

其一，目光远大，视通中西。近代香山，处于中国对外开放最前沿，接触西方早，走出国门早，既知道西方、又了解中国。而当时的中国，确实需要启蒙，需要振聋发聩的呐喊，于是，这副担子落到了香山商人身上。

其二，善捕良机，决策果断。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并不鼓励向外移民，也没有保护华侨的政策，甚至苛待华侨。但是，香山人善于捕捉时机，看到了向外发展的巨大空间与美好前景，移民东南亚，移民北美，以后又移民澳洲。虽然千辛万苦，但是成功了。五口通商以后，香山人又一次捕捉到良机，北上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到上海、天津、汉口发展，他们再一次获得巨大成功。

其三，脚踏实地，精益求精。

其四，融会中西，植根中华。上海香山人以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出名，同时并没有脱离中国文化。

总结来说，香山文化即香山人，香山人即香山文化。

官督商办

时代周报：有人这样总结粤商对上海轮船招商局发展的意义：“航海经商，本为粤人所长，且商局股东泰半粤人。”1873年，经盛宣怀等人介绍，唐廷枢和徐润两位粤商被李鸿章延请进入上海轮船招商局，再加上朱其昂，盛、唐、徐、朱四人形成了招商局“官督商办”的体制，这一体制的具体运作是什么样子的？有何特点？

熊月之：官督商办的道理很简单，商办，就是商人出资办理，作为利益共同体，纯粹由商人来治理。实行官督之后，政治力量介入。官督自有其优劣，优势在于刚刚兴起之物，可借助官府影响大、关系多等特点形成垄断。比如轮船招商局最初没有轮船，国家举力由官督集中起来，作出相关规定，与外国人竞争。但同时也带来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诸如关系复杂、效率低、贪污腐败等弊端。

时代周报：甲午战争前，官督商办体制的弊端充分显露出来，人浮于事、贪污腐败，因产权不清导致官商矛盾尖锐，商股屡被官府侵吞，随着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的退出，官督商办的大清模式渐入穷途，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熊月之：当商人渐成气候之后，都开始反对官督商办。长期的垄断损害了他人的利益，腐败滋生，使得官督商办逐渐丧失生命力。尤其在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之后，官督商办模式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时代周报：有一种说法，洋务运动兴于商办，大清经济毁于官督，你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熊月之：我不认为是这样，总结历史不能用如此笼统的说法，比如晚清铁路的建造，偏远地区、悬崖峭壁之地需要耗费高成本，几乎无利可图，商人注重眼前利益，是不愿意投入的。此时就需要国家的力量，这是国家整体利益，需要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一味地在学术研究上下简单的结论，应该深入到历史事件当中去反复考察，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