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经营手段的革新者,先进观念的传播者

2017-11-14 05:20:32
来源: 时代在线网
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历史合称“五大商帮”。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上,千年粤商纵横捭阖、引人注目。

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历史合称“五大商帮”。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上,千年粤商纵横捭阖、引人注目。

秦汉时代海外贸易的兴起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孕育了粤商天生“乐于面对蓝色海洋、勇于改变陈旧世界的文化血脉”。作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群体,这个群体得风气之先,以强烈的开拓、创新、进取意识,成为中西方贸易交流的桥梁,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每个关节点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粤商的演变史,浓缩了传统中国努力融入世界潮流、追求现代化的卓越历程,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早已远远超越了传统商人单纯逐利的原始边界。

改革开放近40年来,凭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粤商饱尝开拓者的艰辛,更品尝到了成功者的喜悦。腾讯、华为、格力、比亚迪等一大批代表性企业,成为新时代粤商精神发展、延伸最好的印证,并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

古今中外的商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文化的较量,精神的博弈。中国走进了新时代,粤商再次踏上了新征途,也应展现新气象,有所新作为。以史为鉴,阔步向前。

时代周报记者 陆璐 发自广州

1791年,英国人托马尼·斯当东随外交使团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和乾隆皇帝进行了一场“聋子般”的对话后,败兴回到广州。在广州,斯当东并非全无收获。参观十三行使他由衷发出赞叹,并使他意识到这个封闭帝国并非是铁板一块。这段见闻被他写进当年的日记:

“令我惊讶的是,大部分商人都能用英语交谈,他们的英语还相当不错。我们看到一家很大的瓷器店,品种之多不亚于任何一家英国瓷器店。街道很窄,两旁商店林立,没有租价,很像威尼斯的梅丝利亚区。”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被西方工业革命加速甩开的前夜,古老的帝国在盛世的幻觉中做着沉睡的大梦。但在封闭帝国和西方现代贸易制度扩张之间还存在唯一的连接点,就是广州十三行。从这里走出的行商,成为中国最早接受并学习和融入西方现代贸易体系的商人群体,也是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粤籍商人。

但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体系中,粤商作为地处岭南沿海地区商人群体的指称,和徽商、晋商这两大传统商帮并没有本质不同。加之中国传统对商业和商人的轻视,包括粤商在内的商人群体总是以边缘或面目模糊的角色出现,鲜有人去记叙他们的发展历史,更未将它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历史使命联系起来。随着时代远去和资料缺乏,粤商事迹连同他们对推动近代中国转型所做的贡献,一起坠入了历史的烟尘中而不复为后人所记。

杨黎光写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正意欲填补这一空白。2009年,他在写作另一本书的过程中,一路寻访和考察中山等地的商业博物馆。随着近代粤商的事迹在他面前逐渐打开,他惊讶于竟有如此多的粤商参与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转型历程。至此,写作一本梳理近代粤商发展脉络的书的计划开始萌芽。

以近千年商业文明和世界、社会的历史碰撞为背景,杨黎光对粤商给予了不同于徽商和晋商的历史评价。“粤商之所以独树一帜,引人瞩目,是因为他们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传统商人单纯逐利的原始边界,而是从经营手段的革新到先进观念的传播者,从而承载起近代中国的转型之重。”杨黎光这样向时代周报记者概括他写作此书的核心观点。《大国商帮》拨开历史的迷雾,粤商第一次作为主角在书中出现,其在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一次被加以重新审视。

第一批国际化的中国商人

“粤商和徽商、晋商最大的不同,是后者止步于现代化,经营垄断权被打破之后便迅速没落,而粤商却能在任何一个时代做到因时而变,积极拥抱变化和融入世界潮流,从而直接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社会转型。相比起来,徽商和晋商都没有承载到这个意义。”杨黎光认为这是粤商区别于其他传统商帮的最大不同。

关于这一点,长期从事徽商与粤商比较研究的原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叶显恩,也曾表示过类似观点。他在批判徽商局限性时,将其与珠三角的商人加以对照。“徽商无论在贾道和商业运营方面的建树上,抑或规模经营和资本的积累方面,都走到了传统的极限。既没有如珠三角商人般进一步提出‘以商立国’的思想,也没有将其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如同珠三角商人投入机器缫丝业,反而用来结托官府,或用于科举仕途。”

这种本质性的差别在清朝“一口通商”时期被迅速放大。晋商的票号止步于现代银行业,徽商随着官盐制度的放开而瓦解,相反这时期以十三行行商为代表的粤商却迎来黄金时代。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后,广州迅速发展成一座国际化都会从而成为全球贸易的一部分,行商们则成为第一批国际化的中国商人登上历史舞台。

不止于让英国人习惯了喝茶,让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形成贸易顺差,一些精明的行商甚至将投资范围扩展到远洋运输、美国铁路、矿山和国际证券等多种新兴行业。如当时的十三行总商伍秉鉴,因为财富达到2600万两白银而成为世界首富。但他留给当时洋人的印象却不仅仅是有钱。当1843年伍秉鉴离世时,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杰·多林将其称为“广州体制”的化身,而在香港出版的一份英国报纸则断言,“浩官(对伍秉鉴的一种尊称)完全可以比拟欧洲最著名的商人……果断、审慎、机警和精明都是他商人性格的明显特质”。

靠精明、果断等优秀商人品质赢得世界广泛认同的伍秉鉴,尽管作为其中佼佼者,但显然并非行商中的个例。从当时一些洋人回忆录的记叙来看,在行商这一商人群体留下的印象也同样如此。美国齐昌洋行的合伙人、曾长期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亨特在其回忆录《广州番鬼录》里,对行商就作出了这样的总体评价:“作为一个商人团体,我们觉得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

上海的广东买办

说“上海是广东人建起来的”,这种判断不一定全对,但放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商业历史背景中考察,却恰如其分。

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关系从番邦来朝的纳贡制进入了由法律和条约主导的契约制。“一口通商”制度瓦解,随着广州在官僚体系变本加厉的盘剥下江河日下,此时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东商人也开始顺势北移。

由此在当时形成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南京条约》签订后,当英国人抵达南京、宁波等新开口岸时,发现广东商人早已在那里等着他们了。1843年,当首任英国驻上海理事乔治·巴富尔来到上海市,第一个租给他房子的是上海的粤商。凭借对国际趋势的观察和把握,粤商将官方主导的广州体制转化成了商人自己的“广东经验”。这一次大规模粤商北进,被认为重塑了中国经济格局,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凭借其特殊的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因此催生了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群体:广东买办。其中大多数先是通过充当洋行的贸易中介积累了巨额财富,转而投资茶栈、丝栈,参与洋务运动,投资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企业。身份则非常模糊:既是外国洋行的工薪人员,又是收取佣金的中介商,有时还是为自己生意奔走的独立经纪人。

“广帮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即被视作上海最具影响力的商业群体。”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人在上海》的作者宋钻友这样评价广东买办对上海的影响。

至于20世纪初上海最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则皆由粤籍侨商创办。其所带来的组织机构、人事管理和经营模式理念都成为近代上海商业企业发展的标本,而给上海市民带来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消费观念和商业文化。

但百货公司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刚在上海建立时,也和传统消费习惯发生了激烈冲突。《大国商帮》对这段历史亦做了详细记叙。例如“明码标价”的商品营销模式难以被当地民众接受,在强调男女授受不亲的晚清,雇用女店员的方式亦被视为石破天惊之举。最后,先施百货公司的创始人马应彪的妻子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才打破僵局。

洋务运动中的粤商身影

在主流叙述当中,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主动调整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开始贯彻“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路线。这场运动被描述成一场由官员主导的实业救国运动,但在有心“师夷”的晚清开明官僚与成熟的工商业体系之间,却缺乏熟悉现代工商业且具备实际经验的引导者。事实上,活跃在上海的粤商群体,曾在“官督商办”模式下深度参与了这场社会经济变革,这段历史亦被杨黎光从被遮蔽的过往中打捞出来。

1863年,近代赴海外留学第一人、正在九江经营茶叶生意35岁的容闳,被招揽至曾国藩的门下,参与筹建江南制造局。容闳被授予全权负责专门机械工程师和适用机器设备的考察与采购,这项任务被顺利地完成了。但容闳的抱负并不止于此。他矢志不移追求的是他的教育计划,并提出“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尽管这一想法直到1872年才被清政府采纳,但以此开创了西学东渐、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先河。

如果说容闳是清末那场洋务自强运动框架方案的首倡者,徐润、唐廷枢则是这个方案的落实者。尽管以徐、容、唐为代表的粤商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作用,主要得益于开明官僚的支持,但他们在当时的所为亦称得上不负所望。

1873年,李鸿章邀徐润和唐廷枢这两位粤商入局轮船招商局。在此后的几年中,这两位作为轮船招商局的实际管理人,也是最大股东,除官办漕运一事由另人主管外,诸如募股、添置新船、开揽航路和设置码头等业务都由他们一手操办。在此期间,这两人不仅将轮船招商局做到和洋行实力相抗衡,还完成了对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收购。之后在组织形式、管理体制和股份核定等方面的“招商局模式”,被复制到开平矿务局等其他制造企业。唐廷枢不仅主导了开平矿务局的建立,还主导修建了中国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铁路唐胥铁路。

同时期在观念上走在最前的粤商是郑观应。其受近代西方重商主义影响,倡导商业立国论,并为此写下了一系列关于商战、商务的文章。“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为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这段记录在《盛世危言》中的文字,是中国商人郑观应对商业和市场经济发出的由衷赞叹,放在长期以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工商业者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背景下解读,尤显得超前和振聋发聩。

粤人性格与商人身份

至于为什么粤商能够不断超越时代的局限,拥抱变化,杨黎光在《大国商帮》中将之归因于两点:一是地处沿海形成面向海洋探索发展空间的文化性格;二是唐朝以来海上贸易发展所形成的营商传统。

到1949年以后,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所有工商业被收归国有,商业作为一种经济形态被彻底抹去。但这时期经济中心再度南移,香港成为粤商活动的主要舞台。香港粤商作为一支帮助新政权突破西方经济封锁的重要力量,不仅促成了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创办,更使粤商这支传统中国最具海洋开拓精神的商脉得以保留。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粤籍港商跨过深圳罗湖桥开展内地投资。例如中国第一座五星级酒店、坐落于广州的白天鹅宾馆就是由港商霍英东和广东省旅游局投资建立。无论是对确立广东的改革开放前沿地位,还是推动全国市场经济改革,香港粤商都作出了独特贡献。

《大国商帮》为读者清晰地描绘出了粤商从明朝的海商到清朝行商、买办再到民国时期归国侨商所开创的“摩登时代”这样一条代代相传、层层递进、因时而易、顺势而为的发展脉络。在被问及何种历史观支配其写作此书并对粤商作出全新解读时,杨黎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人类一切的阶级进化最终是要给人们带来福祉,而现代化进程就是这样一个能给人们带来福祉的不可阻挡的潮流。”处于新旧文明交替时代中的粤商积极拥抱变化和趋势,主动融入现代化潮流,在经济繁荣和贸易方面的努力促进了社会的繁荣。

这种精神内涵在新时期的粤商中依旧得到传承。从如今华为、腾讯等行业领先者“模仿到创新”的发展路径中,依稀可见19世纪50年代,粤人北上先是进入上海洋行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和熟悉市场经济规律,进而借助积累的财富和经验投资办厂的发展轨迹。

尽管从出版以来屡屡获奖,但这样一本以粤商发展为考察对象的书,却鲜少在当下粤商群体中引起充分讨论与关注。杨黎光在自序中也提到,如今人们谈起近代中国的商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徽商和晋商,而曾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轨迹的粤商却被严重忽视了,有关系统介绍粤商发展史的论著,寥若晨星。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或许是粤人“低调、务实”的文化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历史条件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时期粤商所面对的问题和任务与100年前更是迥异。改革开放近40年后,特区经验已经扩展到全国。而更深层次的改革在当下中国依然是未完成的命题。

时代潮流滚滚向前,粤商作为一支随时迎接变化的商人群体,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决胜时期将发挥何种作用,或许只能待几十年后回望来路时由后人评说。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

相关推荐
碳酸锂暴跌拖累矿企业绩!锂矿“双雄”去年少赚300亿,赣锋锂业营收16年首降
投行营收占比仅4%,信达证券“另类投行”成色不足!未来或需逐步脱离AMC的庇荫
“第一物企”碧桂园服务遇盈利大考:收并购不及预期,疯狂买买买拖累利润
“六边形战士”中海走出独立行情
扫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