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葆激情和理想 “花城文学奖”时隔25年重启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7-08-15 02:21:49 来源:时代周报
  • [摘要] 广东不光是经济大省,也是文化大省,还要建设文化强省。这次“花城文学奖”重启,对中国文学界肯定会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对作家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时代周报记者 高扬 发自广州

    8月10日下午2点,由花城出版社、《花城》杂志举办的第六届“花城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南国书香节现场隆重举行。经过近两个月的激烈角逐,现场揭晓了“花城文学奖”的最终获奖名单:冉正万、孙频、王威廉获得“花城文学奖·新锐作家奖”;毕飞宇、吕新、东西获得“花城文学奖·杰出作家奖”;王蒙获得“花城文学奖·特殊贡献奖”。

    颁奖典礼上,李敬泽、王蒙、苏童、邱华栋等享誉全国的著名作家和评论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荣誉时刻。“花城文学奖”主办单位花城出版社负责人表示,25年后重启“花城文学奖”,既是传承前辈们创下的文学传统,更要嘉奖有时代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作家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六届“花城文学奖”终评委主席李敬泽表示:“《花城》杂志是中国文学重要的探索前沿。愿‘花城文学奖’永葆激情和理想。”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南方传媒董事长王桂科希望,重启的“花城文学奖”能够引领大众关注有价值、有分量的出版物,推动全民阅读发展。

    颁奖典礼前夕,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花城》杂志主编朱燕玲。朱燕玲见证、参与了《花城》杂志30年的办刊历程,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次“花城文学奖”的重启,对中国文学界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对作家们来说也是极大的鼓励。

    引领风气之先

    时代周报:为什么要重启“花城文学奖”?

    朱燕玲:过程很复杂。这次重启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也得到了上级单位的支持。近几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出版集团对《花城》杂志有不少资助,有了这个先决条件,我们才觉得这个奖有可能重启。到了今年,这件事终于可以做成。

    其实我们很早就想延续这个奖,因为之前办过五届。“花城文学奖”前五届的获奖作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很多都成了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这个奖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这些年,各杂志大多都有自己的文学奖,对扩大杂志影响力非常有效。从我们编杂志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对作者最好的致敬方式。20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都被商业化大潮覆盖,好多家杂志都面临体制改革之类的问题,很多文学杂志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花城》杂志在广东这么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反而能够坚守文学阵地,特别不容易。

    时代周报:重启后的“花城文学奖”有什么不同?  

    朱燕玲:之前的几届评选是没有评委会的,就是编辑部自己评。上世纪80年代的编辑部是很强大的,有非常大的自主权。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们需要有一些外聘评委,也有条件聘请,这样会让“花城文学奖”更有公信。

    这次重启,因为中间隔了25年,评奖没有办法能够覆盖到每一年,因此只好选了最近的五年来评奖。在作品、作家的评选上,我觉得和当年没有太大的不同,都是我们觉得非常优秀的作品。奖项设置上,以前是按小说、报告文学等门类设置的,而这次我们是按照杰出作家、名家、新锐来颁奖的。从初选名单里可以看出,各个门类的文学体裁都有,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

    时代周报:《花城》杂志以及“花城文学奖”拥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总能发现新锐的作家,而这些作家往往也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花城》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朱燕玲:发掘新锐作家,这是所有文学杂志人共同的理想。发掘新人是每本文学期刊的重要责任,一家文学杂志必须要有前瞻性,要知道文学潮流往哪边走,知道哪些作者有潜力。

    《花城》杂志尤以新颖、大胆、创新著称,从开创之初就是这样。1979年创刊时,北方的一些文学杂志还比较保守,而《花城》杂志已经开创了一系列新栏目,介绍国外现代派的写作状况,系统介绍港澳台华语文学创作。90年代以后,《花城》杂志的风格有一些调整,从原来非常写实、非常介入现实的姿态,调整为一种对文学写作实践的探索与鼓励,开始以一种“先锋文学阵地”的姿态出现,一大批实验文本栏目出现了。在对汉语文学创作的探索方面,《花城》始终在尽最大的可能,包容一切创新。

    见证中国当代文学发展

    时代周报:《花城》的编辑是优秀作品、作家的发掘者,是杂志的核心,你们如何挑选优秀的编辑?  

    朱燕玲:杂志办了这么多年,已经有很多代《花城》人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还是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鼓励各种写作实践、写作理念,也会花很多精力发掘新的作者,文学的未来在他们身上。来《花城》做编辑,肯定是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件事,如果急功近利,那就待不下来。留下来的都是经过慢慢的锻炼后,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文学编辑。

    时代周报:20世纪80-90年代,《花城》杂志的工作氛围大概是怎样的?杂志社跟作者群体的关系如何?

    朱燕玲:那时的文学编辑是比较高尚、清雅的工作,文学的地位比较高,编辑跟作者的地位也非常好。那个时候,出版社专门有招待所,经常接作者过来改稿,一住就住几个月。编辑会深入参与他们的创作,一遍一遍地改,现在的介入程度可能不会有以前那么深,节奏明显快了很多。

    现在,编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各种通信手段向作者提修改意见,但是很少能像以前那样,把作者接到广州来,陪他住几个月,大家变成非常非常好的挚交。现在的年轻作者虽然也和编辑一起成长,但他们也羡慕以前编辑跟作者的这种交情。

    时代周报:你在《花城》杂志担任了多年的编辑,接触了诸多作家。近年来,中国的作家群体在写作风格上、文学倾向上有什么变化?

    朱燕玲:《花城》杂志风格的转型,跟整个大的文学环境有关。20世纪80年代,经历“文革”后,文学重新焕发了青春,涌现出很多新作者,当时的报告文学非常引人注目,大家关注现实的东西,都希望深入介入改革。90年代以后,除了参与现代改革进程的思考,很多作家吸收了现代派的技法,产生了中国的第一批现代派作者。90年代后期,这些作家又开始转而关注社会变化,很多人的写作又从现代派慢慢转入写实。《花城》杂志始终关注着各种门类的作家以及他们最新的创作,所以,可以从《花城》杂志看出中国当代文学潮流的走向。

    时代周报:此次“花城文学奖“的重启,对广东乃至全国的文学界有什么意义?

    朱燕玲:《花城》杂志一直是广东文学界的标杆之一,能够恢复传统的文学奖,消息发布后,立刻在全国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大家都觉得应该恢复“花城文学奖”,因为广东不光是经济大省,也是文化大省,还要建设文化强省。这次“花城文学奖”重启,对中国文学界肯定会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对作家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表达了我们对他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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