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葆激情和理想 “花城文学奖”时隔25年重启

2017-08-15 03:09:28

来源: 时代周报

广东不光是经济大省，也是文化大省，还要建设文化强省。这次“花城文学奖”重启，对中国文学界肯定会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对作家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时代周报记者高扬发自广州

8月10日下午2点，由花城出版社、《花城》杂志举办的第六届“花城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南国书香节现场隆重举行。经过近两个月的激烈角逐，现场揭晓了“花城文学奖”的最终获奖名单：冉正万、孙频、王威廉获得“花城文学奖·新锐作家奖”；毕飞宇、吕新、东西获得“花城文学奖·杰出作家奖”；王蒙获得“花城文学奖·特殊贡献奖”。

颁奖典礼上，李敬泽、王蒙、苏童、邱华栋等享誉全国的著名作家和评论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荣誉时刻。“花城文学奖”主办单位花城出版社负责人表示，25年后重启“花城文学奖”，既是传承前辈们创下的文学传统，更要嘉奖有时代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作家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六届“花城文学奖”终评委主席李敬泽表示：“《花城》杂志是中国文学重要的探索前沿。愿‘花城文学奖’永葆激情和理想。”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南方传媒董事长王桂科希望，重启的“花城文学奖”能够引领大众关注有价值、有分量的出版物，推动全民阅读发展。

颁奖典礼前夕，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花城》杂志主编朱燕玲。朱燕玲见证、参与了《花城》杂志30年的办刊历程，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次“花城文学奖”的重启，对中国文学界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对作家们来说也是极大的鼓励。

引领风气之先

时代周报：为什么要重启“花城文学奖”？

朱燕玲：过程很复杂。这次重启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也得到了上级单位的支持。近几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出版集团对《花城》杂志有不少资助，有了这个先决条件，我们才觉得这个奖有可能重启。到了今年，这件事终于可以做成。

其实我们很早就想延续这个奖，因为之前办过五届。“花城文学奖”前五届的获奖作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很多都成了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这个奖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这些年，各杂志大多都有自己的文学奖，对扩大杂志影响力非常有效。从我们编杂志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对作者最好的致敬方式。20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都被商业化大潮覆盖，好多家杂志都面临体制改革之类的问题，很多文学杂志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花城》杂志在广东这么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反而能够坚守文学阵地，特别不容易。

时代周报：重启后的“花城文学奖”有什么不同？

朱燕玲：之前的几届评选是没有评委会的，就是编辑部自己评。上世纪80年代的编辑部是很强大的，有非常大的自主权。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们需要有一些外聘评委，也有条件聘请，这样会让“花城文学奖”更有公信。

这次重启，因为中间隔了25年，评奖没有办法能够覆盖到每一年，因此只好选了最近的五年来评奖。在作品、作家的评选上，我觉得和当年没有太大的不同，都是我们觉得非常优秀的作品。奖项设置上，以前是按小说、报告文学等门类设置的，而这次我们是按照杰出作家、名家、新锐来颁奖的。从初选名单里可以看出，各个门类的文学体裁都有，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

时代周报：《花城》杂志以及“花城文学奖”拥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总能发现新锐的作家，而这些作家往往也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花城》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朱燕玲：发掘新锐作家，这是所有文学杂志人共同的理想。发掘新人是每本文学期刊的重要责任，一家文学杂志必须要有前瞻性，要知道文学潮流往哪边走，知道哪些作者有潜力。

《花城》杂志尤以新颖、大胆、创新著称，从开创之初就是这样。1979年创刊时，北方的一些文学杂志还比较保守，而《花城》杂志已经开创了一系列新栏目，介绍国外现代派的写作状况，系统介绍港澳台华语文学创作。90年代以后，《花城》杂志的风格有一些调整，从原来非常写实、非常介入现实的姿态，调整为一种对文学写作实践的探索与鼓励，开始以一种“先锋文学阵地”的姿态出现，一大批实验文本栏目出现了。在对汉语文学创作的探索方面，《花城》始终在尽最大的可能，包容一切创新。

见证中国当代文学发展

时代周报：《花城》的编辑是优秀作品、作家的发掘者，是杂志的核心，你们如何挑选优秀的编辑？

朱燕玲：杂志办了这么多年，已经有很多代《花城》人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还是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鼓励各种写作实践、写作理念，也会花很多精力发掘新的作者，文学的未来在他们身上。来《花城》做编辑，肯定是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件事，如果急功近利，那就待不下来。留下来的都是经过慢慢的锻炼后，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文学编辑。

时代周报：20世纪80-90年代，《花城》杂志的工作氛围大概是怎样的？杂志社跟作者群体的关系如何？

朱燕玲：那时的文学编辑是比较高尚、清雅的工作，文学的地位比较高，编辑跟作者的地位也非常好。那个时候，出版社专门有招待所，经常接作者过来改稿，一住就住几个月。编辑会深入参与他们的创作，一遍一遍地改，现在的介入程度可能不会有以前那么深，节奏明显快了很多。

现在，编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各种通信手段向作者提修改意见，但是很少能像以前那样，把作者接到广州来，陪他住几个月，大家变成非常非常好的挚交。现在的年轻作者虽然也和编辑一起成长，但他们也羡慕以前编辑跟作者的这种交情。

时代周报：你在《花城》杂志担任了多年的编辑，接触了诸多作家。近年来，中国的作家群体在写作风格上、文学倾向上有什么变化？

朱燕玲：《花城》杂志风格的转型，跟整个大的文学环境有关。20世纪80年代，经历“文革”后，文学重新焕发了青春，涌现出很多新作者，当时的报告文学非常引人注目，大家关注现实的东西，都希望深入介入改革。90年代以后，除了参与现代改革进程的思考，很多作家吸收了现代派的技法，产生了中国的第一批现代派作者。90年代后期，这些作家又开始转而关注社会变化，很多人的写作又从现代派慢慢转入写实。《花城》杂志始终关注着各种门类的作家以及他们最新的创作，所以，可以从《花城》杂志看出中国当代文学潮流的走向。

时代周报：此次“花城文学奖“的重启，对广东乃至全国的文学界有什么意义？

朱燕玲：《花城》杂志一直是广东文学界的标杆之一，能够恢复传统的文学奖，消息发布后，立刻在全国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大家都觉得应该恢复“花城文学奖”，因为广东不光是经济大省，也是文化大省，还要建设文化强省。这次“花城文学奖”重启，对中国文学界肯定会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对作家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表达了我们对他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