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学子求职记：他们和李文星一样，曾在求职路上历尽沧
寒门难出贵子，一次又一次叩问人心，而寒门学子要实现“逆袭”，第一步往往依靠一份好工作。这或许也多少是李文星点开BOSS直聘时的心理。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程洋 罗仙仙 发自广州
“尊敬的候选人，您好！目前西安某500强大型国企人才招聘，基本条件要求：全日制统招一本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工作地点为西安市高新区。”
李润记不清这是他收到的第几条招聘信息短信了，在他第一次将手机号码留在招聘网站后，总会收到类似的短信。已经找到工作的他通常瞄一眼就搁下手机，直到8月2日，《求职少年李文星之死》一文出现在他的朋友圈，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5月15日，23岁的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在Boss直聘上投递简历，不久后收到北京科蓝科技的聘用通知（后被证实为套牌公司）；5月20日，李文星前往天津面试。这份通知并没有给这个山东德州的寒门子弟带来希望，反而开启了他的死亡倒计时。7月14日，他被发现浮尸天津静海区郊外水塘。
“李文星事件”让公众再次聚焦传销组织的猖狂、互联网平台监管的缺失和大学生求职等问题，同时难以忽视的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态当中，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寒门学子求职仍处弱势。
“从农村到城市，我走了十八年”
从贵州安顺西行28公里，来到普定县，这座县城下辖五镇六乡，许多寨子坐落在大山之中。李润就是从这些大山深处走出的大学生。
沿途风景优美，只是穿行在这九曲十八弯的盘山路，时常让人胃里翻腾得厉害。李润无心欣赏沿途风光，这么多年来，他早已熟悉路上的一景一物。从村里的小学，到镇上的初中，再到县城的高中，最后他考进了南方的一所大学，走出了深山。
在他的眼里，这万重山更像一道道关隘，阻挡着自己走出深山的脚步。
李润的父母都是农民，世代随着季节时令种粮，家庭年收入不到两万元。小时候干农活的场景历历在目，9月进入秋收季节，天气开始转凉，但中午的太阳依旧毒辣。有时候去山上掰玉米，钻入茂密的玉米地，脸被玉米叶割得生疼，叶上的绒毛让他浑身发痒。那时候还要用背篓把玉米背回家，山路难走，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干农活的辛苦。
李润从小学业就很好，父母亲不希望他继续辛苦种地。国庆假期，正是收割水稻的农忙时节，他一句“我在写作业”，父亲就不再叫他干活。李润也从小就知道了读书的重要性，他说：“在农村的孩子，不读书就只有在家种地和外出打工这两条路，而农村现在是留不住年轻人的。”
李润家的农田已经很久没翻整过了。即便是到了农忙季节，家人也只是随意地除除草，把种子撒到地里，然后隔很长一段时间再去看看。眼下，精耕细作的农业时代早已经过去了。他父亲说道，种农业不找钱，有时候还赚不回肥料钱，出去打半年工，抵得上在家种一年到头的地。
2013年，李润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父母给他操办了一场隆重的升学宴。他开玩笑地说“有点像庆祝翻身农奴把家当”。
考上重点大学的李润，成了山里的骄傲。升学宴那天下了很大的雨，可来的亲戚朋友依旧很多，一些他不认识的远方亲戚来找他聊天。“如果不是考上大学，这些远方亲戚间是很少走动的。”李润回忆道。
考上大学之后，李润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大学四年，学费26800元、住宿费6000元、生活费加上假期往返的路费，四年下来至少要7万多元。这笔钱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而言，无疑是一笔巨款。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申请了每年6000元的助学贷款。
解决了学费，生活费还是支出的“大头”，李润找到老师，申请做教师助理，每个月有300元的工资，这份工作他坚持了三年。性格开朗的他参与了不少社团，平时的社团活动都需要自己出钱，这也成了生活费中一笔不小的支出。李润不想因为自己过于节省显得和大家格格不入—这是大多数寒门学子希望过上的正常的大学生活。
“但心里还是会有一些落差，别人的钱比你多，用的东西也比你的好。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还在解决温饱，他们却已小康。”李润戏谑道。
一步步走出农村，他这样总结说：“农村孩子能够读出来真不容易，从农村到城市，我走了18年。”
“父母太辛苦了，真想马上赚到钱”
寒门难出贵子，一次又一次叩问人心，而寒门学子要实现“逆袭”，第一步往往依靠一份好工作。这或许也多少是李文星点开BOSS直聘时的心理。
和李文星的想法相似，罗康平也特意在毕业前后紧急报名参加了IT培训班。
为了跨越城乡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罗康平在毕业一个月后还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宿舍、餐厅、培训教室。在这个教室里，他正在学习javas1、java1、大数据等课程，学费17800元。他计划在一个月后，找到一份月薪1.5万元左右的工作。
罗康平同样来自贵州山区。在了解“李文星事件”后，他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觉得自己就像经历了李文星的整场灾难。罗康平与李文星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农村家庭出生、带着“留守儿童”的标签长大、有一个妹妹、到IT培训机构学习、性格内向少语，以及同样渴望一份高薪的“程序猿”（程序员）工作。
从罗康平上初中以来，父母开始外出务工，海南、安徽、江苏……他们到过几乎每一个被称为“打工城市”的地方。大二的暑假，罗康平没按原计划回家，而是坐火车去了父母打工的城市，那时他才知道，母亲租住在郊区的小农民房里，父亲则住在另一个镇上的工厂宿舍，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000元—这比父亲转给他的生活费还少500元。
罗康平的父母为了给他凑够17800元的培训费，从上班的工厂预支了两个月的工资，靠着上一年手头剩下的几千元过了三个月。妹妹曾开玩笑说，父母是举全家之力在培养他。
2月，罗康平离开学校来到北京，住进了三室一厅改造的宿舍。培训班里原本有40人，每一阶段考试后刷人，如今只剩下11个。在北京，罗康平每天早上7点起床，9点开始上课，其间他要背知识点，用于面试时应对面试官的提问。晚上，他一般都在教室待到断电，回到宿舍时已经深夜11点了。
“花钱来培训了，在最短的时间里学习，很充实，也很累，身体和心都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班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对一份高薪工作很强烈的渴望。”
在IT培训班里，像他这样放弃了原本专业的人有很多。罗康平说：“这是因为程序员的社会需求量很大，还能到大城市生活，高薪，而且仅靠实力就可以，所以来的人很多。”
在罗康平眼里，家里物质条件不好，也没有社会关系，程序员工作是唯一能看到希望和赚到钱的工作。“父母给我的已经很多，他们工作太辛苦了，我真想马上赚到钱，而这些都只能自己拼。”
再过20天，罗康平就要结束课程，开始求职了。他与班上的同学在微信群里约定，去面试，一定要把地点发到群里。
找工作，样样都需要钱
李润在就业的选择上也感到了局限性。农村出来的孩子，在选择工作时普遍更看重“稳定”。“家里的环境让我们折腾不起，”他说，“一方面要考虑照顾农村年迈的父母，一方面还要考虑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和压力。”
农村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都缺乏“拼爹”的资本，也没有啃老的条件，相对较差的家庭经济条件又急需他们就业，而不是继续求学。此外，青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环境使他们在社交能力和素质培养方面不如城市孩子全面，所有这些主观和客观因素都导致他们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
先后面试过几家企业之后，李润总结说自己在面试环节总是表现不佳。“其实好一点的企业，面试都会看你的穿着，我们的话穿得就比较差一点，第一印象分就不高。”
更多人对面试穿着没有概念，也没有条件。
来自江西农村的王友朋，大学毕业后独自一人到北京求职，他说自己连一套像样一点的西服都没有。“我家物质基础不是很好，北京的租房规矩是需要‘押一付三’，当时每个月的房租是800元，需要一次性交清3200元。”王友朋当时租房的钱，也是找朋友东拼西凑借来的。
王友朋租住在北京通州一个不到10平方米大的隔断间里，每次从公司回到出租屋，他总感觉自己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国际化大都市的CBD，一个则是城乡接合部。
王友朋从大四的实习期就来到北京，一家不错的互联网公司给了他机会，并许诺有转正的机会，而他实习将近四个月后，对方却又表示目前没有转正名额。
眼看长期实习下去工作也难以落实，王友朋陷入“毕业就失业”的恐慌。“他们打着实习转正的幌子，招实习生当免费劳动力。”王友朋不禁感慨，求职场上，到处都是套路。
在竞争中容易退而求其次
农村大学生就业遇到的种种困难，不仅体现在低就业率上，也体现在就业质量方面。
毕业于985高校兰州大学的马成，来自甘肃农村，他先后报考了国考、省考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等的招聘考试，笔试成绩都不错，面试环节却总是出各种差错。最后，他报名加入了“西部计划”，将成为志愿者。他对这份工作表示满意，“国家将帮我还清大学四年的助学贷款，同时在基层工作期间一年也能拿到两万。对于当地农村的物价而言，两万够了”。
中国社科院“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调查”报告中提到，大学生所在学校的层次、就读专业和个人身份户籍等都可能成为用人单位筛选的标准。加之农村大学生普遍性格内敛、缺乏自信，很可能在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岗位时选择退而求其次。
研究机构麦可思的《2017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调查分析显示，2016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为4367元，月收入在7000元以上只占总人数的10.3%。虽然王友朋现在工作稳定了，但每个月不到5000元的工资让他在北京城生活倍感压力，租房的欠款，到现在也还没能还上。
除去毕业生们自身的主观原因，不少学者对更深层次的客观现实给予了关注，社会发展、教育制度、高校教育机制、家庭教育等，这些因素都间接或直接地决定着农村大学生的命运。
2017年求职季已近尾声，李润回到了安顺小城，他说“回安顺我觉得心安大于遗憾”。而人在北京的王友朋和罗康平，依旧穿梭在拥挤的地铁和人潮，坚持着与身后那片土地继续拉锯与对抗。参加了“西部计划”的马成，即将去往甘肃农村，他笑言自己是“从那里来回那里去”。
他们知道，在独自奋斗跨越城乡的路上，必须比城市青年更加坚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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