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伦:中国微记录,观看他人,也看自己

2017-07-25 11:50:47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写作《回来》时,孙中伦很克制,希望尽可能还原当时情境原貌,当被问及是否称得上是“青年何伟”时,他笑称自己比不上何伟,“写作《回来》,一方面想对当下中国做一个微型记录。

时代周报记者 姚佳莹 发自北京

一身休闲装,一副黑框眼镜,思考时常不自觉地皱起眉头—知名特稿记者杜强笑称初见孙中伦时,感觉他就是个“标准的城里孩子”。正是这个“城里孩子”,2015年在美国读书时毅然休学回国,开启了一次属于他自己的寻路中国之旅。他将这段旅程记录为一本书:《回来》。

孙中伦生于1994年,是个标准的“90后”。2012年,他开始在美国波莫纳学院修读政治经济哲学和德语专业,并入选剑桥大学2017年社会人类学硕士项目。有条不紊的学院式生活,知名院校伸来的升学橄榄枝,孙中伦的生活沿着既定轨道前行着,然而“做自己想成为的人”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看似平静的学院生活实际潜藏着焦虑的暗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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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程:“我在做自己想成为的人吗?”

2014年,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遭白人警员误杀,身边华裔同学表现出的冷漠让孙中伦感到惊异,一句“政治正确真是让我恶心。少数群体也真是闹够了,他们要的东西还不够多吗?”就此凿开了孙中伦心中焦虑的阀门。看到往日一同讨论平等、资本伪善的同学,在即将踏入社会之际,开始为社会不公辩护,昔日所学成为自身欲望辩解的工具,孙中伦开始质疑:我所学一切是为了什么?我在做自己想成为的人吗?深感生活经验的匮乏,不满足于摆在眼前的“答案”,孙中伦决定休学一年回国,走入真实的人群。

“想成为怎样的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知道自己的位置,他人在过怎样的生活。”孙中伦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回来》里,他记录了一路走来的观察:在东莞,他成了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分享着工人们规律却又单调的日常;在甘肃定西,他是初中老师,倾听小县城里老师、孩子、家长无力的过往,惊愕于他们对生活不幸的忍耐;此外,他还在成都漆器厂学徒、大理民宿店小二、北京《单读》编辑部实习生等不同的身份切换……他开始与平时少有接触的人对话,在真实的生活中重新检视学院里高谈阔论的自由、平等等概念。

途中:“与他们建立一种联系”

在体验工人、学徒工等角色前,孙中伦坦言,自己对这些群体有很多先入为主的偏见。当他问工人“你的理想生活是怎样的”时,得到的常是“我不知道”的回答,多次的交谈也往往在这句话后戛然而止。孙中伦发现,很多人面对不公时,往往不会追究造成该状况的人或事,而是内化所有不公,不去回顾,不愿面对。“在定西,其实很多人很不幸,但他们不追究,甚至为过去的不幸找证据,似乎一切是注定的,往往所有不幸都化为一句玩笑话—‘我就是瞎苦’”。孙中伦回忆道。

看他人的同时也在看自己,孙中伦感到世界对于所有人也许都是相似的。他坦言,自己也在逃避,逃避对自己过往的反思,而这已经成为整个时代的特征。社会在进步,机械大工业蓬勃发展,除了冰冷的机器进步和物质欲望的膨胀,人的精神面貌和追求远被甩到了后头,“时代在扩张,很多东西似乎都在欣欣向荣,时代是一辆进步的列车,但我们都常有被遗弃的感觉,”他说。

然而,也正是因为成为普通工人,亲身经历了流水线的生产流程;成为孩子们的老师,深入普通孩子的生活,孙中伦开始对这些与自己原本生活距离遥远的人们有了新的观察,他看到了生活之外的一些充满活力的事物。在《回来》中,他写了一个名为小黎15岁男孩的故事。一开始,孙中伦固守于既有观念:小黎才15岁,不能成为工厂工人,然而,当看到小黎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主动地想把电容器做好时,孙中伦被打动了,“小黎才15岁,虽然不知自己要做什么,但他很勇敢,对自己要求很高。换做我肯定就不干了”。此外,工友们“攒够钱了就去开店”等对生活的美好憧憬,让孙中伦感受到了这些普通劳工身上的活力,“每天工作14小时,但他们没放弃生活,而是在各种琐碎的细节里发现生活的乐趣”。

至今,孙中伦仍与回国途中结识的很多人保持联系,他很享受这个过程,在东莞工厂同屋的胡哥至今经常和他分享自己生活的点滴。“建立这种私人联系对我来说是珍贵的,我与胡哥相互深入对方的生活,这是一个相互疗伤的过程”,孙中伦说。这些路途中遇到的人让他意识到,把握生活中那些美好的瞬间才是重要的,即使面临很多不幸和挫折,但生活还应继续,而之前的自己其实过得很混沌,浪费了很多时间。此番经历也让孙中伦对什么是虚度光阴有了新的解读,活在当下,不只用眼看,更要用心感受,去挖掘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便不枉费时光,“时刻反思自己在做什么,去感受。哪怕只是躺在床上,感受床单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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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给自己一个交代”

谈及这段休学之于自己的意义,孙中伦说,除了建立与胡哥等人的私人联系,这段经历刺激他反思过去,这也正是他写作《回来》一书的缘由。“每天都在过,但不知自己过的什么日子,没有解读,写这本书是给自己的交代”。而书名之所以为“回来”,除了表达回国深入陌生人的经历,也表示重回自己的生活、去面对之前逃避的事,并尝试作出解读。对于一开始,他质疑同学对待不公的冷漠,孙中伦有了自己的解答,他希望自己在看到社会不公时,第一反应不是为其寻找社会或历史原因,将其合理化,而是依旧能够感受到愤怒,“真实的愤怒是必要的,太过冷静,缺少原始的愤怒很容易变冷漠”。

对于“我在做自己想成为的人吗”这个问题,孙中伦坦言并未找到答案,只是与自己达成了和解。答案虽然重要,但却不是找到的,相反,找到答案才是危险的信号,寻找答案之旅应该持续。这也是孙中伦在书的最后部分特意安排了胞兄回信的用意,尽管胞兄已不存在于这个世上,但他希望通过假想胞兄的存在,提供另一种审视自己的可能性,“现代人看自己,太沉浸于自我了,通过写回信的方式,是通过天上的眼睛来看自己是什么样子的,自己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孙中伦说。

另一方面,设置胞兄的回信,也是想实现一些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他希望凭借回信的方式创造出胞兄存在的证据,这也是文学和写作对于孙中伦的意义,“写作让我很快乐,虽然过程很痛苦,但它是一种创造,创造一种自己的东西;其次它是一种疗伤的过程,有些东西我不愿面对,就通过写作来面对”。

写作《回来》时,孙中伦很克制,希望尽可能还原当时情境原貌,当被问及是否称得上是“青年何伟”时,他笑称自己比不上何伟,“写作《回来》,一方面想对当下中国做一个微型记录,实际也有创造一部好文学作品的野心。”

2017下半年,孙中伦将赴剑桥深造。一年的出走让他更有底气去探讨平等、公正等话题,他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直接、剧烈的生命体验,而不只是停留在理性思考的层面。他用小说《纳尔奇斯和歌尔德蒙》作喻,“纳尔奇斯是修道院的修士,思索和思辨;歌尔德蒙出走,去森林里和各种各样的人结交,最后两人殊途同归,歌尔德蒙回到修道院,但两个人的生命经验截然不同。一个纯粹靠理性活着,一个靠生命活力活着,我更希望自己是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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