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最穷的天使投资人”拒绝投资共享经济

王心昊

2017-06-13 03:43:58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天使投资人，身上背着隐形的翅膀，口袋里装满金子。对早期创业者来说，这是一群比亲人还亲的人。

时代周报记者王心昊发自广州

天使，魔鬼的反义词。天使投资人，身上背着隐形的翅膀，口袋里装满金子。对早期创业者来说，这是一群比亲人还亲的人。多玩背后的雷军、美图秀秀背后的蔡文胜、世纪佳缘背后的徐小平……相比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王利杰属于后起之秀。

今年是王利杰进入天使投资领域的第六个年头。近两年来，王利杰把睡眠时间尽可能压缩到最低值：每天睡6个小时。在圈内，他被称为“最穷的天使投资人”，因为每一笔投资额仅为5万、10万元，以获得创业公司2%、3%的股权。王利杰给这种投资模式起名“PreAngel”，意为“早期天使”，一种比天使投资更加早期的投资。

2007年底，王利杰从华为离职，创立了一个移动SNS项目。虽然项目最终因为诸多因素而夭折，但也正是这次创业经历，让王利杰发现了国内天使投资的匮乏。2011年，王利杰创立了PreAngel。同年，他用400万元人民币投资了50家公司。目前，PreAngel中收益最差的一只基金，年化收益率为38%；最好的一只则在2年内翻了5倍。

曾在华为工作2年的王利杰，将那段经历视为宝贵财富。他至今认为任正非是一位可遇而不可求的创业者：“假设任正非当年找1000个人融资，估计999个都不会投资。创始人是不是专家无关大局成败，真正重要的是其领导能力。这种能力关键在于搭建一个团队。”

王利杰认为，考核天使投资项目不应该过于严格。过于严格造成的结果就是项目很难投出去，“优秀的企业很多，但伟大的企业寥寥无几。而且在天使阶段这么早期，是无法精准预测未来的，只能看到一个大概趋势。所以天使投资主要是要把握大势、挑优秀的领袖以及谈到一个合适的价格”。

偏爱“异类”

时代周报：这本书名叫《投资异类》，为什么把自己定位为“异类”？

王利杰：英国畅销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异类》，他在书里把异类定义为出类拔萃的成功者。看完这本书后，我认为异类有两层含义：一是与众不同，二是出类拔萃。

作为一名天使投资人，我觉得我的投资路径和主流的投资机构是有区别的。首先，在进入天使领域时，我并没有受到过专业的训练，也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其次，我很喜欢关注主流基金不太追捧的项目。一个备受瞩目的项目，愿意接受小机构投资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新兴机构要想在投资圈中立足，就应当投资业界相对不那么关注的领域。

随着从业时间的增加，我发现其实大的机构也需要关注“异类”。包括Elon Musk（埃隆·马斯克），Steve Jobs（史蒂夫·乔布斯），Jeff Bezos（杰夫·贝索斯）等人，其实都是所在那个圈子里的异类。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我已经开始有机会投到一些“白马”，但我会非常注意规避其中随大流的团队，“异类”是我在项目选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察因素。

时代周报：作为“异类”，你在决策过程中多次强调概率论和博弈论的作用，这和普遍天使投资人的决策有什么区别？

王利杰：很多天使投资人会把人的作用放到第一位，他们可能会基于一个“这人靠谱”的判断就投一个项目，但我逐渐发现这其实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当年我也干过中午和一个朋友吃饭听项目，下午就把钱打过去了的事，完全不顾项目的前景和未来。这样的项目信奉“以1%的几率去换20倍的回报”，但其实成功的概率都靠运气，而运气是不具有可复制性的，长久以往整个基金都会吃不消。

时代周报：刚才提到的概率论和博弈论都是定量分析，在书中的后半部分，你以更多的篇幅讲了投资中的定性分析，如何看待在天使投资中定性和定量分析之间的关系？

王利杰：在天使投资之中，定量分析更多是一种“模糊的”定量分析。我曾提出一个投资公式：以1/10的概率获取1000倍的回报。理想状态下，一个基金的回报率是100倍，但在现实中，还要估算整个项目中大概有多少玩家。玩家越多，成功的概率就越低。最开始投一个项目的时候，赛道上可能有10个玩家，那公司的成功率可能是10%，但之后赛道上可能会再出现90家公司，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般会粗浅地认为前10家公司可能会占90%的成功概率，后90家则可能一起均分余下的10%。

还有一种1000倍的回报率，其实也是我根据个人认知预估未来市场规模的结果。如果一个赛道具有垄断性，能够实现“赢家通吃”，就有机会出现1000倍的回报；假如一个赛道 “百花齐放”，1000倍的回报率肯定出不来，那些追求1000倍回报率的投资者需要关注有垄断可能性的或者是平台级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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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异类》

王利杰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湛庐文化

2017年6月版

时机最重要

时代周报：你看中的投资项目一般具备怎样的特质？

王利杰：最重要的是时机。所谓时机，其实是这个世界“先来后到”规则的一个体现，不但决定了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的安排，在商业领域其实也是这样的。一旦时机过去了，后发者通常都会面临社会资源已经被瓜分完毕的窘境。

以锤子手机为例。锤子手机一直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不是技术的问题，也不是团队的问题，而是罗永浩加入赛道的时间比雷军整整晚了两年。在小米之前，山寨机虽然也是在做手机，但山寨机的认知维度，和雷军以互联网思维做手机的认知维度不一样，所以他们不在同一赛道。相比之下，罗永浩的认知维度和雷军是一样的，但雷军比罗永浩有两年的先发优势，小米在锤子加入赛道的时候已经占有许多稀缺资源。如果一个项目已经失去先机，那就需要有更多的资源整合力、更强的执行力，才有可能实现突围。

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趋势。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的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分到了趋势的红利。赚钱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水涨船高：假如有两家条件相近的供应商，分别和两家不同的企业合作，那么和那家规模大10倍的企业合作的供应商，自然规模也会获得很大的提升，这就是大势给予的红利。

目前，中国的BAT、美国的Google（谷歌）和Facebook（脸书）、Amazon（亚马逊），分别占据了搜索引擎、社交和购物三条赛道。这三条赛道都是千亿美元规模的，而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所在赛道的发展趋势是排山倒海而来的。

最后的因素才是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一定是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他们最初可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对他们即将要进入的赛道一定有深刻的认知。

时代周报：对于目前的共享经济而言，有人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实现垄断的现象级市场，也有人觉得它的准入门槛较低，行业面临洗牌。你怎样看待？

王利杰：我个人不太愿意投资共享充电宝或者共享单车这样的生意。一方面，我认可有的生意是能够用钱砸出来的，但我不是大机构，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对于大的机构投资者来说，他们本身的进入就意味着资源的集聚和门槛的提高；另一方面，市场中总会有“幸运儿”以极低代价获得极高的收益，但对于投资收益率来说，这些小概率事件的意义不大。对于投资机构而言，充分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建立自己的投资哲学才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对我和我的机构而言，技术稀缺性、团队稀缺性、明确的技术门槛、可见的盈利模式以及明显的先发优势才是关注的焦点。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多次提到，天使投资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认知，作为天使投资人，如何迭代形成自己的认知？

王利杰：讲到人工智能，通常会讲到算法的问题。其实一个人的认知，就是他的决策算法。我们每天都会面临大量的决策，每个人的不同认知又会使他在面临问题时作出不同的决策。人一生的核心，其实就是所有这些决策的总和，人生的轨迹就是靠一个又一个的决策决定的。如何提高认知水平，我认为应该依靠不断实践、不断思考。另一个提高认知水平的好方法是向他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