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银帝国》,银元宝串起的中国货币史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7-03-21 02:34:14 来源:时代周报
  • [摘要] “金元宝,银元宝,闪闪亮亮数来宝。”儿歌里唱的元宝,中国人家喻户晓。现代货币出现之前,白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充当“钱”的地位。

    时代周报记者 谢江珊 发自上海

    “金元宝,银元宝,闪闪亮亮数来宝。”儿歌里唱的元宝,中国人家喻户晓。现代货币出现之前,白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充当“钱”的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及货币起源时,曾经说过:“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直到现在,一提到钱,中国人还是会形容为:“白花花的银子啊!”

    自16世纪40年代起,中国以白银为媒介参与创建世界市场,开始向“白银帝国”演变,并创造了繁荣盛世;18-19世纪,西方过渡到金本位并逐渐孕育出现代金融系统时,中国仍然固守银本位,“白银帝国”逐渐走向末路。

    作为青年经济学者,徐瑾试图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考察,分析中国古代货币兴衰存亡背后那条连绵不绝的“银线”:从中国早于西方几百年开始的纸币试验,一直到中国在全球金本位大势之下对白银的固守,《白银帝国》既是一部中国货币史,也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窥探。

    白银与纸币之战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想到写《白银帝国》这本书?它跟当下的经济热点并不靠近。

    徐瑾:最近几年,我的个人兴趣转向了金融史。这个领域是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领域,也可以说是一个边缘地带。一方面,学界对此要么关注不多,要么只看到了自身学科的一面;另外,业界对金融史的关注有时候又偏于阴谋论与夸张的演绎。因此,我觉得自己可以在金融历史领域做一点工作。我的上本书是《印钞者》,主题是中央银行和金融危机历史,因此《白银帝国》也可以看做是《印钞者》的延续。

    但实际上,《白银帝国》并非是我一直想写的书,甚至其最后形貌也与我最初设想的大为不同。我一直想写的主题其实是金圆券,四五年前就看了很多材料,我很好奇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通货膨胀是如何发生与结束的。但是在梳理金圆券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问题的答案不在当时,而是需要追溯到历史之中,从民国到明清,再到宋元、汉唐,结果最后写成了金圆券的前传,也就是《白银帝国》。重新梳理中国货币史,其实是借助货币重新理解中国历史。

    时代周报:货币是一国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大转轮。白银作为货币的主要形态之一,在中国宋元以降直至近代的中国货币史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时间跨度近1000年。你在书中梳理了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艰难历程,此中重要的节点是什么?

    徐瑾:最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提起白银,很多人一下子都会想到明代,其实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更久,唐代已经开始了,宋代开始流行。不但是汉人正统视野中的南宋北宋,就连同时期的金朝以及元朝等政权,对于货币变迁的影响也是很多的,甚至可以说,是军事竞争以及财政压力促成了宋代的诸多经济变革及探索。

    白银的竞争对手是纸币,宋代发行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从北宋地方流通的交子到南宋广泛使用的会子,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明程度,可能是中国历史的高峰之一。遗憾的是,宋朝交子、会子等金融创新最终走上了滥发之路,没有得到更好的结局,也带来了王朝的毁灭。随着纸币败北,白银登场,白银在明朝焕发出其通货的“光芒”。

    明代当然也很重要。地理大发现之后,大量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将明朝经济从死水微澜改造为喧声四起。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明朝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这其中,海外白银流入及其货币化正是幕后最重要的推手。

    所以不能就白银谈白银,要将白银放在货币进化史中解读。回看白银近千年的故事,其竞争对手纸币的作用如此巨大:从交子开始,堪称白银货币化的开篇,以法币结束,也是白银货币化的归宿。

    “过早开出的文明之花”

    时代周报:货币的本质是信用?

    徐瑾:是的,但这种信用本身并不是恒定不变的,需要制度以及社会的维系,培育很难,摧毁容易。首先,从货币起源来看,经济学家认为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其实这种观念有局限,人类学证据表明货币更多起源于馈赠,背后隐含着“我欠你”的含义与承诺,这就是信用。

    再看纸币,纸币是法币的进化典范,纸的价值即使挂钩贵金属,但体现的还是发行信用。纸币是人类货币发展的高级阶段,与金属货币不在一个维度。成功的纸币尤其是法币,其实依赖于市场与国家的信用协定。

    最后,回到中国案例。从宋代诞生官方纸币,后来又有元朝与明朝的尝试,最后仍旧以纸币失败、白银胜出告终。中国纸币的命运,是成熟的古老帝国又一次过早开出的文明之花,一切聪明与机心,在缺乏约束与边界的时候,最终都会自我毁灭。

    时代周报:宋元纸币“是成熟的古老帝国又一次过早开出的文明之花”,这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为什么这么说?

    徐瑾:回顾历史,我们见证了中国在金融货币层面的领先与歧路。中国的纸币实验开始于宋元,用刘慈欣的“三体”话语体系来说,这是中国金融一次“升维”的尝试,即从主要称量金属货币转变为纸币的信用货币。不过这一次革命失败了,因为当时环境没有支撑信用货币的基础;也正是这一阶段的失败,构成白银在中国最终胜出的重要一环,“升维”不成之后就退回白银,比起欧洲等货币的进化则类似“降维”。

    为什么会失败?我认为不是技术因素而是制度因素,其中没有银行系统支撑是一个重要但是很少有人注意的环节。中国很早就有飞钱这样的汇兑方式,也有当铺、银铺等信用转让,宋代的纸币最早诞生在私人部门,明清钱庄票号的壮大也让人叹为观止,但是中国金融业的症结之一,正在于一直没有进化出银行系统。

    无银行,则无现代国家;反过来,如无现代国家,也很难诞生真正意义上的银行系统。没有银行系统的纸币发行,只能是国家意志的背书,在权力不受约束的时代,必然走向溃败。纸币的崩溃中,中国走向了白银之路,东西方的金融大分流在13世纪已经注定,几乎决定了两者后来不同的命运。

    时代周报:在书中,你引用了大量翔实的史料以及笔记小说、戏剧,这其实更像一个史学家的工作,你是如何想到用这种方式写作的?

    徐瑾:人的精力有限,时间是最大的成本,所以兴趣需要集中。金融史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走在路上的人,也有不少是误入歧路。

    《白银帝国》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吃力也最用心的一本书,从动笔到完成,用了三四年的时间,中间一度放弃,整整修改了一年。如果一开始知道工作量那么多,我应该会很犹豫,甚至可能会退出,但是现在回头,我想到了《圣经》里的一句话:事就这样成了。

    《白银帝国》以金融和经济的角度切入,其实涉及财政、军事、政治、外交等诸多领域,我也因此涉足了不少原本陌生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者,我报以无限感激。从资料以及研究来看,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个人的广泛阅读仍旧不可替代。国内曾经很流行虚构和非虚构的讨论,但是讨论忽略了一个事实:没有足够的阅读量以及知识储备,就无法进行有高智力含量的创作,粗暴通俗地说,有时候写得不好看,往往是因为读得不够多、信息量不够。

    如何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和一些朋友也有交流。我认为介于学术论文以及流行书籍之中,应该有一些中间地带,既可以具备学术价值,也可以兼顾趣味,剑桥大学的历史系就开过一门叫做“popular history”的专业。我个人喜欢的是苏格兰出生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他不算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学术大宗师,但是他的书有自身的价值,传播也更广,价值观也很正确。

    纸币与白银的博弈

    时代周报:中外历史学家对中西大分流的争议在于其出现时间是15世纪还是18世纪,但你认为早在13世纪就已经出现了金融大分流?

    徐瑾:在《白银帝国》中,我追溯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历史的镜头定格在1262 年,观察世界文明的两个极点,西方的威尼斯与东方的南宋。二者都面临来自战争的阴霾,战争对应的融资需求更是千钧一发。几乎同时,双方的当权者都设计出了应急方案,都涉及当时最为前沿的金融创新。南宋的贾似道以不断贬值的会子买公田,掠夺民间财富,并以此为军资;而威尼斯则走了不同的道路,通过议会授权政府以税收作为抵押,当财政出现赤字的时候发行公债,付给5% 的利息。

    事后来看,威尼斯的金融创新激发了政府债务作为资本的魔力,事实上,它推动欧洲进入了一个金融革命的时代。至于中国,滥发的会子并没有因此重新获得市场青睐,而民间的不满与动乱甚至变相为蒙古人兵临城下提供了方便之门。于是,中国在纸币的崩溃中走向了白银之路。

    时代周报:宋金元的纸币尝试,最终纷纷以通胀告终,这对今时今日有何借鉴意义?

    徐瑾:纸币的尝试背后是白银与纸币的博弈,其实也是保守与贪婪的较量。如此博弈,如果通过权力制衡,其实可以有不一样的结果,以此而言,纸币是中国未能把握的制度红利。我在《印钞者》中曾经探讨过英国的工业革命与英格兰银行的关系。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 年,之后才开始发行英镑,比起交子晚了六七百年。英镑最初只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而已,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也不过是一家私人银行。尽管如此,英镑诞生之后,在200 多年内维持了稳定的币值,英镑的坚挺为英国从一个欧洲边陲国家跃居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基础。

    不可能再回“金本位”

    时代周报: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经济一体化,资本在全球配置资源,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根本挑战:没有一个全球政府对资本进行遏制和治理,那出现资本外逃时该如何有效解决?

    徐瑾:经济学的核心之一是机会成本。关上门,资本要走,还是会找到各种方式离开,甚至可能快一点,只是成本高一些。打开门,虽然意味着随时可以离开,但也许来的资本会更多。最终决定资本去留的,本质还是经济体的投资回报率,通俗说就是好不好赚钱。换言之,资本流动更合理的支配者应该是谁呢?政府还是市场?这其实是经济学的一个老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不认为资本管控有什么意义,但是在面临金融震荡可能性的情况下,适当的管控有一定必要,但是与其临时管制,还不如早点练好内功。

    时代周报: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后,美元指数走高速度很快,引起人民币兑美元较大幅度的贬值,人民币会不会一直贬值下去?

    徐瑾:没有一直贬值这样的说法。中短期来看,我认为人民币面临比较大的贬值压力,但是幅度不会太大—大家觉得人民币近期贬值,却忘了人民币近年相对日元等货币其实是大幅度升值的。最终,无非是市场力量与监管方面的双重较量,关键在于以什么速度以及什么方式贬值的问题。我很早就预警过贬值压力,而且未来人民币“价”(人民币价格)与量(外汇储备数量)的较量还会持续。

    时代周报:2017年以来,金价上涨6.2%,但对因2013年大手笔买入黄金而一战成名的“中国大妈”而言,离解套还有一段距离。你如何看这一问题?

    徐瑾:黄金乃至白银等贵金属,本质在于大家如何看待它们,是作为商品还是货币。黄金让人困惑,就是因为它作为货币的历史太久,目前仍在非货币化过程中。

    我个人认为黄金最终会作为一种商品,回归金本位是不可能的。作为商品,虽然其货币溢价正在消失,但是其商品价格就自然会有周期性,也和供给消费有关。黄金供给相对稳定,而中国和印度目前是最大黄金消费国,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增长难以维持强劲,过去的高增长其实也是在透支未来空间。未来一段时间黄金价格可能还有上涨空间,但是追高未必是好主意。

    黄金保值或者黄金抗通胀,其实是黄金作为数千年货币属性的一种后遗症或者红利,随着黄金最近几十年的去货币化,黄金价格与通货膨胀的相关性并不高。黄金保值同时并不生息,对于黄金的偏执,恐怕只是对于印钞的恐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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