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试验田

2017-03-14 05:23:16

来源: 时代周报

今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

时代周报记者谢江珊发自上海

今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这被认为意味着民间讨论多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设想已被列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层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设想覆盖广东省9座城市—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江门、惠州、中山、肇庆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占地5.6万平方公里，人口6000多万。

多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一直被提及。2016年6月，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成员之一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正式向中央提交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和莫道明教授共同执笔的政策报告，建议创设“环珠江口湾区”。

在郑永年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加快区域整合，建立更大的自由贸易平台，在中国引领全球化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而无论粤港澳大湾区还是“一带一路”，都可被视为中国全球化战略中的一部分。

粤港澳大湾区让广东承担更大责任

时代周报：你在《环珠江口大湾区与香港年轻人的出路》一文开头就写到，“如果没有南方的开放，中国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而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也在他去年的书《与中国打交道》中写道：地方性的试验常常演变为国家级的政策，最终改变了中国。对于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中国来说，南方（广东）的价值就在于此，它必须不断进行边界拓展和试验创新，以确保改革的可推广性。经过近40年发展，你认为广东改革先锋的特性是否依旧？粤港澳大湾区是否可被视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试验田？

郑永年：广东改革先锋的特性当然依旧在，但不论是“排头兵”还是“领头羊”，广东都需要更多创新和进步。

从经济来说广东是一个大省，深圳科技创新这几年不错，但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其他省份都进行了改革开放，有些地方的改革力度甚至超过广东。所以广东已经不再仅仅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而去寻找新的创新。

以前，广东是国家发展的“排头兵”，现在如何继续扮演这个角色？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是一个非常大格局的、新的大手笔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以广东为中心的，但对它的定位很重要，这是做“领头羊”的国家项目，而不仅仅是一个广东项目。广东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试验田，并且是非常重要的试验田，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且是体制创新、区域整合这个层面的概念。

时代周报：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早在2010年，珠三角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城市群，但珠三角实际上还是以制造业为主。和世界三大湾区纽约、旧金山、东京相比，粤港澳大湾区能怎样帮助珠三角完成这种升级？

郑永年：这实际就是目标。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以制造业为主？目前珠三角、粤港澳的城市分头干、重复建设，城市融合度不高。从经济上说，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要在中央政府统筹下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紧密合作。

要多问问题。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有很好的金融条件，大湾区能不能整合起来，变成纽约那样的金融中心？欧盟国家的就业市场已经搞得很好，那么多主权国家的社会政策都互利互通了，粤港澳能不能联通？香港、澳门的服务业水平非常高，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不仅是经济上互利互通，社会政策、金融、服务业要不要整合？能不能开放住房政策给香港、澳门人？要不要给他们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这些都将是广东要解决的问题，搞不定就找中央。

“一带一路”不仅成型，而且在落实

时代周报：你曾写道，“中国需要全球化，开放政策是一个国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同时我觉得中国要推进全球化，这也是中国必须要有的大国责任”。你如何评价“一带一路”提出这三年多以来，中国在世界格局中角色和地位的变化？

郑永年：“一带一路”是十八大以来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是中国外交尤其是经济外交战略的主体，非常重要，国家一心一意要把它做好。中国并不是说“一带一路”是“我的项目”，而是大家一起参与的包容性的项目。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创意，现在已经转变成具体的项目，它实际上就是整合周边。中国有技术、产能和资本，这是周边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老挝、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跟中国合作的项目已经启动，开始慢慢出现经济效益。三年时间不长，但从一个概念、创意转换成了具体的项目，它的作用已经开始发挥，并将越来越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5月也要举行了。

以前（走出去），主要是国有企业“打前站”，接下来，民营企业、私营企业要跟着走出去，跟沿线国家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作。这是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不像美国那样做世界警察，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自己发展了也推动其他国家发展，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哪怕从“一带一路”的角度去看，粤港澳大湾区也非常有意思，整合了以后怎么让大家一起出去，是需要考虑的。

时代周报：特朗普上任后便终止了TPP，你是怎样看TPP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差异？TPP的终止对于“一带一路”战略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郑永年：TPP是排他性的，“一带一路”是包容性的。TPP是规则导向的，“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的。TPP主要是搞标准、写规则，“一带一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项目，中国从没有说要通过“一带一路”写规则，就像中国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规则强加到别人身上。

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开放体，是共同讨论的结果，谁都可以加入，加入之后都有发言权。中国照顾其他国家，我想中国即使以后更强大了也要坚守这一点，不要像美国，随便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他国。要因地制宜才能有效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大国不能太自私。

TPP终止对“一带一路”没什么影响。中国可以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这是更开放、包容的经济贸易。

时代周报：今年5月，中国将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否标志着“一带一路”已经初步成型？

郑永年：“一带一路”不仅仅是成型了，而是已经在落实了。讨论阶段已经过去，各项目已经在落实阶段，下一步要开始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推动“一带一路”更有效地落实。

时代周报：接下来一年，中国的工作重心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你的观察，“一带一路”和中国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无互为影响？

郑永年：影响有内外两个方面。“一带一路”可以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以及习近平以前提过的，“一带一路”就是要重新使世界经济再平衡。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果，2008年以后美国、欧洲、日本都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世界经济失去了动力。2008年以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承担了最大的贡献量，这几年尽管中国经济下行，但因为经济基数大，中国仍然是对世界经济贡献最大的国家。通过“一带一路”，中国承担了世界经济再平衡的一个抓手，开发发展中国家市场—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也是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