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这五年,政协变得更加务实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7-02-28 04:56:32 来源:时代周报
  • [摘要] 俞正声主席经常提醒大家,包括提案,不要搞“提案大王”,我就不信一个人可以提出那么多真正有见地的提案,如果大家能提出几个能解决问题的提案,就很好了。

    时代周报记者 谢江珊 发自上海

    72岁的葛剑雄已经进入“两会状态”。

    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每年3月都是他最忙的时候。到目前为止,跟葛剑雄约好采访的媒体已达二十多家。葛剑雄说,既然平时不能把百分百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政协事务上,“两会”时就该全身心投入,“‘两会’期间,我们这些人都是‘公共产品’。”

    葛剑雄一直以敢言著称。2014年,他批评高考改革“隔靴搔痒”;2015年,他直指贯彻“八项规定”不应该影响职工正常福利;2016年,他斥责“轻言高校是腐败重灾区”不负责任—讲到畅快处,葛剑雄爽朗大笑;谈到激动处,又习惯以指叩桌。

    当了近十年的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亲历了政协在这五年里的变化:“这一届(政协)有很多新的进步,更加务实了”;“政协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也是在这一届恢复的,本来已经停了大概40多年”;“王岐山同志也带了一个头,他到政协作报告,来了两次了。第一次来就提出:第一,他自己讲话不用稿子;第二,他讲一个小时,讲完之后留半个小时给大家讨论,请大家提问题。这个机会相当好。”

    政协越来越务实

    时代周报:就要出发去北京了,今年你准备了什么话题的提案?

    葛剑雄:重点关注的还是教育。一方面,政协分为各界别,我是教育界的,理所应当要更加关注教育。另一方面,我在大学,对这一块比较了解。当然也不单是教育,还包括整个社会我所知道和关心的,都会提。

    有些提案是基层或其他人跟我提出来的,他们提供情况和意见,如果我赞成并且认为比较重要,就有两种途径处理,一是作为社情民意转送;二是作为我的提案提出来。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意见,还有不少寄来的材料。有的我会退回去,因为很多人不明白提案是什么,什么都来提。学术问题、具体的技术推广问题、涉及到个人的、已进入司法程序的,都不能提。另外,提提案还要考虑谁来管这个事,没有承接对象的,向谁提? 

    我建议他们要改变观念,不要以为很多人提提案才有用,正确的提案,一个人提就够了。也不用联名,联名的提案不见得就有分量。

    时代周报:你当了近十年政协委员,在政协职能方面,最近几年有没有感觉到一些变化? 

    葛剑雄:这一届(政协)有很多新的进步,更加务实。俞正声主席经常提醒大家,包括提案,不要搞“提案大王”,我就不信一个人可以提出那么多真正有见地的提案,如果大家能提出几个能解决问题的提案,就很好了。俞正声主席还讲过,有些提案大而无当,说的都是该怎么做,谁不知道该怎么做?问题是要怎么做到。俞正声主席给我们政协委员带了一个很好的头。

    政协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也是在这一届恢复的,本来已经停了大概40多年。恢复之后,两个礼拜一次,每次只提一个小主题,比如说安全生产、新型建筑材料怎么推广、转基因等。座谈会还会特别邀请最反对(会议主题)的代表人物来,人也不多,一二十个人,包括政协委员、提提案的人、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当场商量。虽然主题小,但能解决问题,解决了就起大作用。

    王岐山同志也带了一个头。他到本届政协作报告,来了两次了。第一次来就提出:第一,他自己讲话不用稿子;第二,他讲一个小时,讲完之后留半个小时给大家讨论,请大家提问题。这个机会相当好。

    这一届的政协报告—我参加过的—前后来了四位中央领导。王岐山来了两次,李克强总理来了一次,汪洋副总理来了一次,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来了一次。这五次会议,有问题我们都是直截了当地提的,他们也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能深度地跟中央领导直接讨论,我很珍惜这个机会,所以这五次我都提了问题,其中四次都是第一个提问。我们提的问题属于内部机密,虽然不便跟你们媒体言明,但我可以说,我们问得相当坦率,有的问题还很尖锐,他们的回答也是一点不含糊。

    俞正声主席从第一次开常委会议就说了,习主席要求他明确政协的定位:政协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法律理论根据?每个政协委员,不是凭自己的热情就能做好的,要守法,遵守宪法,遵守政协章程,包括执政党所规定的政协的功能,政协委员要在这个功能里做,该恢复的恢复,但是不能碰线。政协不是权力机关,抬高了讲是两会,但跟人大还是完全不同的功能。通俗点讲,我们就是说话,说该说的话。

    政协要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政协委员不是普通公民,也不是专家、学者,你的身份就是政协委员。既然一个人的权利义务都是对等的,那首先就要承担义务。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政协委员不单在两会期间是政协委员,平时也是。

    同时要记住不可逾越“红线”。该公开的还是内部的,这个界限要掌握好,不能单凭政治热情,也不能鼓动媒体。所以有的人问,为什么这个话你不能讲?我说如果我今天只是一个普通教授,我可以讲,但作为政协委员,不能说的我就不说。

    我必须服从整体,但也不是说所有政府的举措我都赞同。比如当年投令计划的反对票,有的人说你钩了反对票还给人家看?我说我就是给你看的,这是我的权利,我有我的判断。人家又问我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他有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对党起到积极作用,那么我就有权利反对他。

    时代周报:2月7日,教育部副部长沈晓明向媒体介绍,2016年教育部共发布新教育政策81项,绝大部分都得益于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最近几年,政协提案被采纳的比例是不是有增加的趋势?

    葛剑雄:提案采纳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该做并且现在就能做的;二是该做的但现在条件还未成熟;三是该做的但一段时间内做不了。譬如我第一次提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开放,当时交通部明确答复,一是于法无据,二是现在做不到,没有采纳。但过几年,采纳实施了。

    作为提案的委员和代表特别是委员,要有自知之明。我认为我们国家最大的能人不是在政协,而是在党内。现在好多领导本身都是学者出身,所以政协主要还是起一种推动作用。

    “世界一流大学”没有标准

    时代周报:去年,你曾说过,随便说高校是腐败重灾区是不负责任的。2月22日,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首轮巡视启动了,这次将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9所中管高校党委开展专项巡视。你如何看待这一动作?

    葛剑雄:复旦跟人大第一轮已经巡视过了,十九大以前,这差不多是最后一轮巡视了。中央这样做,省市也会对地方高校进行巡视,基本上覆盖了,这是正常的。

    大学不是世外桃源,社会上有什么,学校也会有什么。现在高校规模大,有很多人,涉及很广,当然要巡视。但据此就轻易地套个帽子说高校成了腐败重灾区,这个真的很好笑。我每次都要严厉批驳,谁跟你讲重灾区?要拿数据来比较。难道大学里采购不用钱的?大学里没有权的?任何地方有不受监督的权力,就肯定会有腐败。

    比如最简单的例子,外界把有些大学称为副部级大学,甚至连有些大学教授和有些领导都这么称,这是错误的。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副部级大学,只是有的学校高配了副部级的校领导(校长、党委书记),而且只配两个,整个学校级别并没有提高。这么简单的事情,到现在大概中国90%的人都不明白。

    时代周报:今年1月底,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文,提出到2020年,中国要有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你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你如何定义“世界一流大学”?

    葛剑雄:第一是标准,什么叫世界一流大学。既然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特色,那非社会主义的认同不认同?一流学科有的有客观标准,有的没有。人文学科很难有具体标准,但反过来说物理学一流,那是有标准的。但现在恰恰包括国外都在强调,大学不仅要有科学技术,还要引领思想、独立自主,这个就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了。

    但至少在一些重要的客观指标上,我们做得到。假设只拿诺贝尔奖来评,那诺贝尔奖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杨振宁评到了,吴健雄却没有评到,谁都知道这是吴健雄做的实验,但结果就是这样。好在学术界谁都承认吴健雄在物理学界的地位,所以我们也要这样来看“世界一流大学”,既不要太当一回事,也不要不当一回事。习近平在北大的讲话曾经讲到,不要老是提中国的哈佛,应该提世界的清华、北大,意思就是说有些标准不要完全根据外面。

    第二,这些年中国学校的地位确实在上升,这是事实。但对我们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往往更多的人是用一种主观的标准来看。比如说北大要有德先生、赛先生,要恢复科学、民主的传统—科学的传统有标准,民主的传统有什么标准?中央现在的做法比以前要进步,很多学校要在整体上一流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如一部分学校是一流,一部分学科是一流,这个思路是对的。

    社会不应过多干预教育

    时代周报:无论是去年北京中关村二小的校园“霸凌”事件,还是近日山东大学将在济南章丘迁设主校区的消息,每一次跟教育相关的话题总能引发热议。你如何看待公众对教育的热情关注?

    葛剑雄:我们一直在说要给学校自主权,但全世界都要来监督教育,你有资格吗?

    社会不要过多干预学校内部的事情,包括教育改革,事情还没做,外面的人就来评论。有中小学禁止学校内用手机,外面也来讨论,有什么好讨论的?只要不违反法律,学生、家长都自愿,为什么不可以?好的学校就该有一些自己特殊的做法。我记得上海以前的南洋模范中学,校长赵宪初是数学名教师,他的方法就是上课的学生全体起立以后,在“老师好”后面集体背诵公式。放到现在,恐怕全社会都要来讨论为什么强制学生背公式。 

    中关村二小校园霸凌事件,我觉得很不正常。事情还没调查清楚,本校还没公布决定,媒体甚至是国家权威媒体在尚未弄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就一味指责学校。你有什么资格评论这件事情?学校根据录像和调查认为还未构成欺凌,但一方家长坚持说是,所以我很坦率地说,这个家长肯定是特殊的家长,才能起这么大作用。

    时代周报:教育减负喊了这么多年,但现在蛮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家长越来越焦虑。去年有个帖子很火的,一群小学生家长在群里抱怨,现在老师布置的作业都要家长来做,负担比以前更重了。

    葛剑雄:减负是伪命题,学生对负担的感觉是不同的。最近复旦附中登上《中国诗词大会》的女孩子,她会感到有负担吗?一是天才,一是兴趣。美国孩子也忙,美国研究生忙得不得了,他为什么不说负担呢?他有兴趣。真正有天赋的孩子不加负担能成功吗?要成功,都要有点负担。

    问题就是把那些毫无意义的负担加在孩子身上,超出了他的需要。譬如说这个孩子根本不适合上大学,你非要他上大学,那减得了负吗?现在一味讲减负,特别是由社会讲减负,由行政部门讲减负,这是很好笑的事。怎么减得了?学校减掉了,家长会给孩子加负,业余那么多活动,今天学古琴,明天学跆拳道,即使老师一点作业不布置,家长照样让他学到夜里11点钟。我一直在讲:高考压力来自哪里?不是高考本身,而是来自整个社会。如果真的要减负,那需要全社会特别是家长的共同努力。

    时代周报:开放民办教育的资源是解决教育问题的一大方向,但去年出台的“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的规定,是否会打击民营学校办学者的热情?

    葛剑雄:我并不完全同意教育部的做法,但我也觉得在当前这样做是不得已的。现在很多中国的民办学校不是真正的民办学校,至少在上海就有很多假的,民办是公办学校改制,利用公立资源将民办办成优质资源,可以多收费。有些老师甚至既要享受民办教育的高薪水,又不肯放弃公办学校的福利,编制还在公立学校。这样的学校再不整顿,会出大问题。

    我认为教育部的做法是暂时的。我一直主张允许民办学校营利,毕竟任何国家的公办学校总有一定限度,需要民办资源缓解就学压力。所以我一直强调,怎么保证我们的义务制教育均衡发展?如果将来能做到北京市里的每一所小学的基本条件都一样,家长还择什么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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