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凝聚人心到难挽颓势“总理纪念周”的施行与废止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7-01-10 03:03:52
  • [摘要]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因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59岁。孙中山的逝世,对偏居广东一隅,尚未取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而言,实为一种巨大的打击。

    韩戍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因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59岁。孙中山的逝世,对偏居广东一隅,尚未取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而言,实为一种巨大的打击。国民党人决定建立一种永久性的仪式和机制,一方面以纪念孙中山先生,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此种纪念与仪式,增强组织的凝聚力,构建自身“革命正统”的合法性。3月3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北京开会,会上各委员一致通过议案,规定今后各级党部开会,应该先由大会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全体党员须起立肃听。此种“恭读总理遗嘱”、全体肃立默哀的规定,成为日后风行全国的“总理纪念周”的仪式雏形。

    军队以总理纪念周鼓舞士气

    据南京大学李恭忠教授的研究,最早将“总理纪念周”制度化的是国民党军队,目的或是用于激励士兵的士气。1925年4月,建国粤军总部制定了《总理纪念周条例》七条,规定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作为永久的纪念日。全体官兵应该向孙中山像或青天白日旗三鞠躬,并默哀三分钟,其后大声宣读孙中山的遗嘱,以纪念孙中山。为了使每位士兵都对“遗嘱”倒背如流,军部还为每个人发放了印刷有“遗嘱”的小册子。此小册子异常重要,如果丢失,将按照丢失枪械的标准治罪。

    随后,“总理纪念周”在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内先后举行,并逐渐固定成为制度。比如,1925年12月7日,在广州召开“第八次总理纪念周暨各级党部代表大会”,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就“军事、财政、北方情形”三个方面做了报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做党务报告。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正式议决各级党部、国民政府各机关、各军队每星期都应举行总理纪念周。其后,此种活动被推广至广州国民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各级学校和机关团体。比如。1926年3月,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举行“总理纪念周”,由校长褚民谊演讲《三民主义与三育训练》,教员沈雁冰(茅盾)演讲《最近国际情势与中国革命策略》。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正式公布《总理纪念周条例》,正式确定了“全体肃立、向总理遗像三鞠躬、选读总理遗嘱、默哀三分钟、演说或政治报告、礼成”等六个程序。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这一仪式被推广向全国。

    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实行总理纪念周的命令,可谓三令五申。1927年7月,浙江省政府委员马叙伦等向全省各机关县市饬令,称“总理之精神与人格为普遍而继续的感化,使凡为党国服务之人员益加奋勉忠心及努力于本职,是其意义何等重大”,因此,各机关必须按时举行总理纪念周,各机关长官必须负起督促组织的责任,严格遵守条例执行,“其有执行不力或阳奉阴违或任意缺席者,一经查出,本政府定当惩处,决不宽限”。

    最基层的乡村也被要求执行总理纪念周,一方面目的在于灌输党化思想,另一方面为训练民众。比如,一本河南省政府编的《乡村总理纪念周须知》,要求省内各乡村必须按时举行总理纪念周。在地点方面,考虑到乡村缺乏大的公共厅堂,便利用庙宇或庵观略加修葺用于会场,而修葺时候必须注意墙壁要粉刷洁白,门窗开阔明亮,以示庄严郑重。会场布置方面,要求铸造一个二尺高的讲台,台前放置长凳,如教室排列。台上放一桌子,墙壁上悬挂总理遗像,左边挂党旗右边挂国旗,并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下面写总理遗嘱。由于乡村人数众多,场所有限,因此并不强迫全体民众参加。如果是一区举行的纪念周,三五里之内乡村派代表若干人出席,一村举行的纪念周,应最低三分之一轮流出席。类似活动,应区长或村长担任主席,还需要负责记录,异常繁琐。

    重量级主持人:蒋介石

    总理纪念周,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部委、各大学以及乡村等四个地方执行的情况各不相同。因为总理纪念周执行如此频繁,不可能只是机械地纪念孙中山,通常是走完法定的六个程序之后,便转入正题,赋予总理纪念周以实际意义。

    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总理纪念周,多由重量级人物主持,阐发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比如,1929年2月25日中央党部的纪念周,便由胡汉民主持,到场者中央委员与来宾等500余人。胡汉民报告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与使命,观其报告,以“统一思想”等陈词滥调居多。不过,作为一种维系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国民党中央要员对此种活动非常重视。检索1927-1936年的《蒋介石日记》可知,这段时间内他曾有过204次参加“总理纪念周”的记录,而其实际参加的次数应不止于此数。

    在国民政府各部委,通常是政治报告与事务报告的混搭。比如交通部的总理纪念周,通常是部长先做“高屋建瓴”的政治报告,灌输党义强调党性,其次是负责实际事务的次长演说,报告部长交议事务的执行情况,报告该部一周内的大小事务,交待未来的部务部署。此种将纪念孙中山与政务会议结合起来的情况,使“总理纪念周”实际类似于一种“周会”,不无实际的意义。地方党政机关的情况,与中央级别的党政机关大同小异。

    执行程度参差不齐的是各级大学。一般而言国立大学执行得比较成功,将总理纪念周办成学术或时事政策演讲会。比如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掌校,利用身处首都的便利,邀请俞大维、陈立夫、竺可桢、陈公博、张治中、甘乃光、褚民谊、梅思平、周佛海、马寅初等政学两界的名人前来演讲。而国立浙江大学身处杭州,资源不能和上海、北平、南京相比,总理纪念周虽然也是学术报告会,但不容易请到一流人物前来演讲。根据《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可知,该校总理纪念周多是浙大校长、教务长等讲话,或者邀请浙江本地一些不知名的教授和学者前来演讲。

    一般私立大学,则经历了一个从抗拒到接受的过程。比如上海的私立光华大学,胡适、徐志摩、王造时、罗隆基等自由知识分子均任教于高校,学校的自由风气很充足,校方一直阴奉阳违执行总理纪念周。即使阴奉阳违地执行,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仍然反对。比如,一次念总理遗嘱,文学院院长张东荪大怒:“再念遗嘱,我就不来了。”其后,上海市地方党部鼓动国民党学生发动学潮,驱逐自由派教授,总理纪念周才成为该校常态。不过,观其内容,也主要是学术演讲会。

    就最底层的乡村而言,由于资料很少,不易看到总理纪念周的执行情况。但目前可知,在一些政府或知识分子主导实施乡村建设运动的地方,确实比较认真地执行了总理纪念周。但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天高皇帝远,而且没有经费支持,农民又有农务在身,是根本不可能认真执行的。

    由于国民政府强行推进总理纪念周,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舆论界的自由派和左翼知识分子,对此多有讽刺。比如胡适就曾在1929年抨击“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而一篇发表于《布尔塞维克》杂志的一篇小文章记录了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的总理纪念周无话可讲、穷索枯肠的窘态,讽刺称:“这种礼拜式的纪念周就免了罢!”

    总理纪念周在向宗教团体推行时,则遇到了不少麻烦。回教教义禁止敬拜其他偶像,然而,回教团体却被要求举行总理纪念周,向孙中山遗像鞠躬敬拜。许多原教旨主义信徒拒绝敬拜孙中山,便引起许多教徒与党部之间的纠纷。双方互相向政府控告,产生许多误会。

    对于不举行总理纪念周的公务员,确实也有被惩处的案例。1927年1月29日,广东省政府发布命令,命令广东省司法厅将台山县台赤分庭推事黎廷棨检察官撤职,原因是经人向检察院举报,该检察官在任内拒绝举行总理纪念周,系“违反党纪”,由检察院饬令台山县彻查后属实,要求广东省政府饬令省司法厅对其惩办。此种直接撤职的严厉处罚,显然颇有杀一儆百的意思,相当具有震慑力。

    纪念总理难挽江河日下

    总理纪念周的纪念仪式的内容,是不断增加完善的。

    1930年11月17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修改总理纪念周条例》,将“政治报告或演说”改为“讲读总理遗教,或工作报告”,可见确定了总理纪念周的世俗意义,那就是鼓励将总理纪念周与工作报告融合,避免耽于纪念活动,浪费行政时间。当时,意识形态灌输仍是不可缺少的。1939年,蒋介石下令修订《总理纪念周条例》,在“纪念周之秩序”中加入第九条—宣读党员守则。所谓党员守则,系蒋介石于1935年制定,包括“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事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等十二条原则。此种原则的加入,系与蒋介石个人思想的发展有关,系向党员和民众灌输一些儒家思想,以使他们安于现状服从领袖。当然,其中也有怀柔政策。此次修改,还将第七条规定的“不得无故连续缺席至三次以上,违者分别处罪”改为“违者分别处分,由主管机关查明,函该员所属党部议处”。此种规定,或许是因缺席者太多,严刑律法难以责众之故。

    抗战胜利后,总理纪念周一度被废止。1947年4月,行政院发布命令,称总理纪念周经过二十几年的运行,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已经深入人心,信仰在民众心中已经坚固确立,因此决定,各级政府和机关人民团体等一律停止纪念总理纪念周。所谓总理纪念深入人心,实为冠冕堂皇的语言,实际是在民间社会要求制宪、行宪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淡化国民党色彩过于浓重的活动,以示“民主”之意。不过,命令又规定,各级政府须另定办法,推行周会或者月会的形式,而国民党各级党部仍旧举行总理纪念周,原则不变。尤其是在国共内战中国民党不断失利的情况下,组织总理纪念周已经成为各级党部凝聚人心、动员力量的一种手段。不过,无论如何纪念或动员,也难以挽救国民党江河日下的态势。

    总理纪念周在近代中国推行时间之久,或许是罕见的。一方面当然增进了民众对孙中山的敬仰与认识,另一方面由于繁琐的仪式与党化灌输色彩的浓重,给人民造成巨大负担,反而从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孙中山的形象。实际上,孙中山生前不计名利,毕生以“和平、奋斗、救中国”为己任,未必愿意看到国民党借“纪念总理”之名,行党化统制之实。只是伟人无能力阻止身后被化为某种符号,任由政治势力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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