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神秘的“高野”先生在上海见了谁？

张杰

2017-01-10 03:29:21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孙中山希望筹款，熊克武和秋瑾商议下，主要由秋瑾负责筹措，秋瑾得宁调元湖南方面和浙江绍兴方面革命者的支持，很快便完成了筹款任务。

张杰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第372页，有这样一段话，值得关注：“熊克武忆述：‘五月，中山先生化名高野，乘法国邮船由日本经上海去南洋，约我们上船去见他，报告内地的情况。临走时，中山先生说他需要一千块钱，我们答应设法筹措，后由秋瑾送去一千元。’”此番描述虽寥寥几句，但信息量着实不小，有许多信息值得挖掘。

从熊克武的追述来看，此次孙中山自日本去南洋，途径上海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了解一下内地革命的情况，另外主要就是筹钱，具体数额是1000元。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至少熊克武和秋瑾在孙中山这次途径上海时遇见了孙中山，两人还顺利完成了孙中山此次筹钱的任务。然而，究竟有多少人在此期间会晤孙中山，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孙中山年谱长编》说得不够详细，其他不少资料在论述这一事件时还存在时间、内容的分歧，确实值得我们细究。而且，通过部分人的回忆和年谱记录，恐怕还有更多值得细致讨论的地方。

熊克武与秋瑾，革命大业大过内部矛盾

首先提及熊克武和秋瑾，如上文所述，他们于此刻同孙中山见面。熊克武回忆言论见于上，《秋瑾年谱》可见：“（1906年）秋瑾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并代熊克武等筹措款项一千元转交于孙。”语焉不详，缺少关键时间，但和熊克武的回忆没有分歧，内容基本一致。然两者的资料只是佐证了他俩在1906年同孙中山的见面和具体任务，他们也顺利完成了这项任务，对于更多的细节则没有交待。

熊克武，四川人。1904年东渡日本，1905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民国初年四川著名的长衫军人。而秋瑾则是同盟会、光复会双重会员，同盟会在浙江的负责人。1906年时，熊克武主要在四川活动，积极联络会党，组织各种起义活动，与此同时，秋瑾则和徐锡麟合作在浙皖开展活动，1907年，因浙皖起义，秋瑾、徐锡麟牺牲。熊克武则长期坚持革命活动，一直到解放，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孙中山召集两人见面，除了筹款外，当是了解四川、浙皖一带革命形势发展的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熊克武是同盟会黄兴系的重要骨干，秋瑾则是光复会的重要成员。历史上，黄兴系、光复会都有过同孙中山关系不和、闹矛盾的历史。二次革命失败后半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李根源为核心的黄兴系组织欧事研究会，明确表态不支持孙中山改组，不过也未直接同孙对立，只是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特别是光复会，最终与同盟会决裂，还发生了光复会重要首领陶成章被刺的惨剧，这段历史确实引人深思。但是，在革命大业前，内部矛盾只是次要矛盾，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熊克武还是秋瑾，对孙中山的赤诚，对革命的付出，至少在这次上海行动中值得称许。

孙中山的“迷弟”柳亚子

另外，作为后来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发起人和早期成员，高旭、柳亚子、朱少屏和陈陶遗四人曾一起拜会过孙中山。柳亚子《自撰年谱》1906年有载：遏孙中山先生于吴淞口外海舶中。柳年谱中未明确具体时间。而《高旭年谱》的记载则详细一些：“7月20日，孙中山先生由日本赴南洋，舟泊黄浦江中，托法租界公董持名片，召高旭等至轮船中会见，高旭与朱葆康、陈陶遗、柳亚子四人共赴。对上海革命事宜有所规划。”柳亚子的回忆较为简略，一句话略过，高旭年谱详细，交代比较完整，更重要的是把相见时间明确了。相比较现存很多史料对相关时间语焉不详，《高旭年谱》的价值便体现出来了。

从这两人的年谱可以得出，四人同去拜会孙中山，其主要目的当存在些许不同，其中高旭应当是孙中山让他过去的。高旭1903年便积极参与革命，1904年结识陈天华、宋教仁等人，同盟会成立后，他又作为同盟会江苏省的负责人，长期负责江苏党务。孙中山召集他，显然主要是为了了解革命在江苏，尤其是在上海（时上海为江苏省管辖）的情况。毕竟高旭和柳亚子等三人相比，年长，老到，资历深。仅从年龄中便可得知一二，高旭长柳亚子十岁，比朱、陈也大几岁。当然高旭之后的人生略有曲折，有关曹锟贿选高旭有无参与以及其在北京的言行，早已是学界公案，引发过不少争议，当然高旭的早逝也让这段历史化为尘埃。

而柳亚子等三人应当是趁着这个机会，随同高旭去拜见他们心目中的偶像，而不应当是由孙中山专门邀请而来，如柳亚子的各种回忆及相关学术研究都揭示此次会晤是柳亚子一生中首次同孙中山见面。虽然他们三人并不是专程应邀参与会见，但对于这三人未来革命生涯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至少他们同孙中山的会见，使得他们真实地对革命有所投入与倾向。比如学术界一直比较关注柳亚子与孙中山的关系，笔者仅举两例，来说明孙中山对柳亚子的影响。其一，柳亚子在其故乡吴江黎里书房的书桌上，一直放着一座孙中山先生的半身铜像。其二，1956年中共中央曾举办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大会，此时柳亚子身体已经非常不好（1958年逝世），还依然抱病参与了纪念大会，这样的行为，已足以反映出柳亚子对孙中山的景仰，以及对中山精神的认可。

陈陶遗和朱葆康的革命生涯有些跌宕。陈陶遗一直坚持革命，即使是在直系军阀孙传芳处任职，也一直坚持做对革命有益的事情，比如在1926年，孙传芳准备抓捕柳亚子，正是陈陶遗对柳亚子的提醒，而使柳亚子得以从容全身而退。抗战期间，陈陶遗拒绝成为汉奸，因而受到日伪方面的折磨，于1946年病死。而朱少屏（即朱葆康）抗战生涯值得记述，抗日战争期间，朱少屏任国民政府驻马尼拉总领馆的领事。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马尼拉，强迫中国总领馆敦促重庆政府对日本“媾和”和宣布承认南京汪伪政府，还要求总领馆组织华侨为日本当局筹集巨额捐款。中国总领事馆朱少屏等九名外交官无一屈服，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严词拒绝。日寇恼羞成怒，把朱少屏等人抓起来施以酷刑，最后横加杀害。1947年，南京各界人士公议，将九位烈士的遗骸迁葬于南京菊花台，加以祭奠，是为菊花台九烈士墓。

“敢”见孙中山的真勇士

前述提及“孙中山……托法租界公董持名片……”的细节，说明此次停靠，孙中山同法国外交人士有所接触，实际上，在当年四月孙中山自南洋去日本，就曾“秘密约见法国驻沪领事”。同时1905年“10月11日，船抵吴淞口，法国情报官布加卑上尉登轮与孙中山密谈”。一年多的时间内，同法国方面至少三次会晤。

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得到了国外一些外交人士及友好人士的支持，如1905、1906年这两年间，孙中山得到了法国相关方面的资助，这在年谱中也提到很多次，包括清政府要求法越当局在孙中山过境越南时，抓捕引渡孙中山，但是被法越当局拒绝了。可以说，海外友人特别是部分国家外交官员的支持，是孙中山革命的重要保障。因此，从相关资料中不难看出来，此次停留上海，孙中山应当在法国方面的帮助下和外界保持联系。

另外，刘谦著《宁调元革命纪略》（引自《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则提到这次孙中山停留上海：“君迭（笔者注：宁调元）与马子畦（马君武）、秋瑾、陈其美、姚勇忱、杨侠卿、陈伯平、丁洪海等造遏舟中，于革命大计多所规划。”故至少还有宁调元、马君武、陈其美等人参与到此次会晤中。

《宁调元集》附《宁调元年谱》中提及：（1906年）7月17日，湖南政治气候恶劣，经有人劝说，宁调元避离湖南，与禹之谟告别。旋赴上海。《马君武生平主要活动年表》中提到，马君武190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后，回到上海，当年一直在上海，并在此成婚。至少说明宁调元、马君武有这个时间和机会到上海晤见孙中山，共商革命。陈其美的传记未提到1906年相关史实。

这批人中，宁调元和秋瑾应该是中坚，学术界有关宁、秋二人的关系有相当多的讨论，笔者倒是认为，宁调元和秋瑾因为革命理想的趋近，结为革命道路上的同志，并不宜作过多的延伸。其他人，从其籍贯分析，或者同宁有关，或同秋有关，都随同两人参与了这次会晤。如果考虑上文熊克武的言论，可以作出以下合理的推测，孙中山希望筹款，熊克武和秋瑾商议下，主要由秋瑾负责筹措，秋瑾得宁调元湖南方面和浙江绍兴方面革命者的支持，很快便完成了筹款任务。因此在面见孙中山的过程中，这批人一道前去拜见。当然，也可以从中发现，筹款的主力是华兴会和光复会的革命志士。

宁调元，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烈士。1904年加入华兴会，次年留学日本，并积极参与到同盟会的工作中。回国后创办杂志，鼓吹反清革命，因此遭清政府通缉，逃亡日本。1906年底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回国策应，在岳州被捕，入狱3年。出狱后赴北京，主编《帝国日报》。1912年初在上海参加民社，创办《民声日报》。二次革命期间来沪，参与讨袁之役，失败后，宁调元不幸被捕，于1913年9月25日在武昌英勇就义，年仅30岁。

陈其美因与蒋介石的关系而广为人知，事实上，其革命履历也很光辉。1906年赴日本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奉孙中山派遣回国，往来于浙沪京津各地联络革命党人。1910年与宋教仁、谭人凤等人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期间在上海发动起义。袁世凯任总统后，1912年7月被解除沪军都督职务。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被推举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攻打江南制造局未果，11月应孙中山之命赴日本，继续筹划反袁革命。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长。1915年2月潜回上海策动武装反袁，11月暗杀上海镇守使、海军上将郑汝成，12月发动肇和舰起义。1916年5月18日，被受袁世凯指示的张宗昌派人刺杀。

马君武，中国近代获得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大夏大学、广西大学的创建人和首任校长。1902年留日期间结识孙中山，1905年参与组建中国同盟会，是中国同盟会章程八位起草人之一，《民报》的主要撰稿人。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旋即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后又担任孙中山革命政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是中国国民党元老级人物。

宁调元、陈其美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就逝世了，真正践行了为革命而生死。马君武则于抗战期间因病逝世。上文所提其他人中，姚勇忱于1915年被袁世凯所杀，陈伯平1907年参加起义被清军所杀，说明那个阶段的革命者，很多最终都为革命献身，为革命献出了热血。他们敢于去上海晤见孙中山，其实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孙中山作为当时重点抓捕的要犯，普通人多数都避之不及，而他们丝毫不避讳。革命需要作出牺牲，这些人确实是铮铮铁骨，值得铭记。

追随革命，居功至伟

由此可知，此次孙中山自日本去南洋，途中停留在上海，确实见了很多革命者，这些人一部分是来汇报革命状况，参与革命行动，而景仰孙先生而一同到来的估计也不在少数。但是，汇报革命状况、讨论革命事业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如上所述，会见孙中山的这些人中，在之后十年内被杀的就有秋瑾、宁调元、陈其美、姚勇忱和陈伯平等，当时他们都还年轻，为革命事业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不禁令人感慨。

孙中山这次停留上海，很多史料回忆录中均提及了孙中山会见的人，但总是挂一漏万，除在《孙中山年谱长编》出现的熊克武和秋瑾，其他很多人都淹没在史料中，长期不为人所知。笔者认为这和当时危险的状况有关，作为清政府重点盯梢的革命者，一切行事都很谨慎，孙中山停留不止一天，来拜访的人中互相之间并不熟识，而孙中山本人没有留下来访记录或日记，这些因素都导致上述情况的发生。好在翻检资料，互相比对，可以大致确定拜访人员有熊克武、秋瑾、高旭、柳亚子、陈陶遗、朱葆康、宁调元、马君武、陈其美、姚勇忱、杨侠卿、陈伯平、丁洪海等，当然这应该也不是完整的记录。

另外，在现在很多书中，对孙中山停留的时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很多把时间归为6月，或者笼而统之认为是夏秋时节，《孙中山年谱长编》甚至还把这一时间归结为5月。实际上应该是7月，从郭长海编《高旭年谱》和《宁调元集》中相关陈述来看，明确高旭于7月20日同孙中山见面，而宁调元则晚于7月17日与孙中山见面，考虑从湖南到上海的距离和当时的条件，宁调元面见孙中山当为7月下旬。这样一来，《孙中山年谱长编》记录7月17日已抵达新加坡恐为误记。应该在7月底8月初，孙中山才到达新加坡，而孙中山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应当主要是7月，可能6月底到达。

由此引发几点思考。其一，革命事业艰难，参与到革命中的仁人志士都值得我们纪念，无论是孙中山本人，还是与孙中山相见的诸位革命者，他们都值得后人尊重：敢于在清政府的压迫下，坚持自己的理念，为民族、民权、民生的奋斗而不懈努力。今日评价辛亥革命不应出现多元议论，辛亥革命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是不争事实，而这些人居功至伟；其二，无论是国民党早年革命史，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史，其相关记录保存均不完备，很多史实依赖于少数人的回忆，从而必然会导致部分史实的错漏，如本文提到的孙中山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因而，对于这些存在矛盾并不清晰的历史，还需要史学界的共同努力。其三，现如今有关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的研究，已然成为新的课题，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孙中山不断坚持革命，这样的精神让诸多人决意追随孙中山，本身就说明了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