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临终念叨三个词:和平、奋斗、救中国

​金满楼
2017-01-03 01:44:56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据林百克的记述,3月11日下午后,孙先生的呼吸更加困难,已不能续说四五字以上之语,只连续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等语。

金满楼

1924年11月13日,在夫人宋庆龄等人的陪同下,孙中山先生离开广州,之后经上海至日本神户访问。次月3日,一行人抵达天津。在津期间,孙先生因风寒而肝病复发,但仍坚持于12月底前往北京。3个月后,孙中山先生在京病逝。在其重病缠身的情况下,孙先生为何要执意赴京?其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又是如何度过的?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灵榇从中央公园移至香山碧云寺金刚宝_009574.jpg

扶病入京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正当直系大将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在山海关激战之时,原属直系阵营的冯玉祥突然倒戈相向,直系领袖、“贿选总统”曹锟随即被软禁,吴佩孚最终兵败如山倒。此战后,冯玉祥与张作霖控制了京津一带,原皖系首领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段祺瑞上台不久,其与张作霖、冯玉祥向孙中山先生发出联名邀请,请他迅速北上,商谈国是。接电后,孙先生认为这是民国成立后一次极难得的机会,有望实行国家和平统一,于是立刻复电,表示随即北上。

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一行人由广州启程,到香港后改乘日本春阳丸于17日抵上海。之后,由于北方不靖、津浦铁路中断,加上由上海赴天津的头等舱位船票均已售罄,孙先生决定绕道日本后再赴天津。11月23日,一行人乘上海丸至长崎,次日抵神户。在日本期间,孙中山多次会见日本友人并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发表演说。但是,由于当时日本方面更关注中国北方局势而对孙一行人有意冷淡,孙中山此次访日未能取得成效。

1924年11月30日,孙中山一行人乘坐北岭丸离开神户前往天津。据随行的马超俊回忆,船经黄海黑水洋时,狂风巨浪,多人晕船呕吐,孙先生也倍感辛苦;抵岸后,海河已冰封,须破冰船引导才能进入。12月3日,船抵达大沽口外,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冯玉祥代表张之江及张作霖代表等均在码头迎候。上岸后,孙中山乘车至张园行馆,“甫经登楼,即感腹部剧痛,脸色苍白”。稍事小坐后,孙先生即与汪精卫等人前往曹家花园奉军总部访问张作霖。下午5时返回张园后,德国医生克利博士前来诊视。当晚,张作霖也来回访,而孙先生此时已卧床未起。

另据美国律师、曾为孙中山顾问的林百克在《孙逸仙传记:辛亥记忆》中的记述,孙先生在日本期间精神甚健,毫无病象,但从上海出发后十余日均进日本饮食,既不适口又乏营养,孙先生“颜色已略有不豫”。入住张园后,午餐毕即往访张作霖,谈话在途三小时,天气寒冷,因感冒而肝病大发,遂卧床不起。12月18日,段祺瑞派代表许世英、叶恭绰来请孙先生从速晋京。当谈及临时执政将尊重历年条约时,孙先生勃然作色曰:“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于是肝气再作,病情转重。

因为患病,孙先生被阻于天津近一个月,其间请了德医聂彼、日本医学博士管简勇和山东留日医学博士癌症专家王伦前来诊治,但均无起色。1924年12月底,在医生的建议下,孙中山扶病入京。因为病体不支,孙先生在入住北京饭店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后,即再未公开露面。此后,协和医院派医生会同诊视后一致认为孙先生所患的恐怕是“最烈肝病”,情况不容乐观。令人遗憾的是,“但凡肝药方,试验殆遍而均无效验”。

1925年1月21日,孙先生的病势骤然加重,克利医生发现其眼球中有黄晕而意识到肝脏中的脓将侵及其他部位,于是立即会同其他医生,紧急商议手术方案。1月24-25日,孙先生已不能进食,食即呕吐,而其体温越来越高,脉搏也愈跳愈快,已现病危之势。据马超俊回忆,孙先生于1月26日下午3时被用担架送入协和医院,之后进行手术,由克利、刘瑞恒主刀,手术约一小时。开刀后,发现肝癌症已发脓,无法割治,只得将脓头割去,立即缝合。

手术后的最初几天,孙先生反应良好,但在短暂的稳定后,病情再度急转直下。2月16日,院方启用镭锭进行放射治疗,以阻止癌细胞蔓延,这是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后办法了。可惜的是,镭锭疗射近两昼夜后,病状仍未见任何好转,院方至此也是无能为力。

在此情况下,张静江、李石曾等人极力主张请中医治疗。2月18日,孙中山搬出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改由中医治疗。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曾共同诊视一周并开出方剂,孙在服药两剂后情况有所好转。

据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忆,孙中山病危时曾谈起对中医的看法:“他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朋友仍旧一再劝他吃点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灵榇从中央公园移至香山碧云寺金刚宝_009575.jpg

临终遗嘱

据林百克在《孙逸仙传记:辛亥记忆》中的记述,1912年2月24日下午3时,有护士急急报告孙先生已到极危险的时期,应预备最后之言语。汪精卫等人见状,便约请家属数人至榻前向孙先生请示遗嘱。

孙先生沉默了片刻,说:“我看你们很危险的啊,如果我死了,敌人一定要来软化你们。如果你们不被软化,敌人一定要加害你们。你们如果要避去敌人的危险,就一定要被人软化。那么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汪精卫再三恳求,说:“我们跟总理奋斗了几十年,从来没怕过什么危险,也向来没有被敌人软化过。不过总要总理先告诉我们几句话,令我们有所遵守,方知道怎样向前去奋斗呢!”

孙先生说:“你们要我说什么话呢?”汪精卫于是拿出之前写好的遗嘱,即国民党开会时常念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

汪精卫读完后,孙先生即点头说:“好呀,我很赞成呀。”当时有一位家属随后请求说:“先生对于党务,既是赞成说几句话,对于家属可不可以照这个样子,也说几句话呢?”孙先生表示赞同,汪精卫遂又取出第二张拟好的遗嘱念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此外,尚有一份写给苏联政府的英文遗书,大意是:“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在孙先生表示认可后,汪精卫即请先生签名,孙也表示同意。正当汪精卫开门取笔墨时,孙先生听到宋庆龄在门外会客室哭得很伤心,于是又说:“今天不要签字,过几天再看罢。”汪精卫等人听后即依次退出病室,让孙先生好好休息。

之后十几天里,孙先生的病情时好时坏。延至3月初,孙先生肝肿加大,饮食之水分不能排泄,此后也不思进食,浮肿日甚。至3月10日,病情已是百药罔效,群医亦束手无策。此时,孙先生神思仍甚清楚,当电报报告粤军已攻下潮汕时,孙先生指示:“要电报汉民,不可扰乱百姓。”

据何香凝回忆,在3月11日早上8点,她发现孙先生的眼睛已经开始散光,于是赶紧出来找到汪精卫,让他拿遗嘱去让孙先生签字。孰料陈璧君听到后却埋怨说:“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汪精卫被这一闹,竟退了回去。之后,何香凝又找到宋子文、宋霭龄等人,大家都认为到了应该签字的时候。当日正午快吃中饭时,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孙先生用钢笔在遗嘱上签字。是时,宋庆龄泪流如雨,众人也都不禁哭了起来。

到下午,孙先生已渐丧失说话能力,但仍悲慨地说:“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被敌人软化。”汪精卫起立答道:“要怕敌人,我就不革命了。”之后,孙又喊了两声:“廖仲恺夫人……”但因舌僵,不能做声,而又想要说什么。

据何香凝回忆,平时孙先生都用日本话开玩笑地喊她“巴桑的”(即老太婆之意,也指上年纪的女服务员),但这次如此郑重沉痛,显然意有所指。何香凝赶紧走到孙先生床前,说:“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誓必遵守。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孙先生听后,紧紧握住何香凝的手达十分钟之久,算是临终托付。

据林百克的记述,3月11日下午后,孙先生的呼吸更加困难,已不能续说四五字以上之语,只连续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等语。下午安眠后,孙先生于11日晚6点醒过一次,但手足变冷,不能多做言语。12日凌晨3点再醒过一次,已不能言语,只喘气不堪。延至12日9点30分,孙先生最终停止呼吸,终年59岁。

后事数则

据何香凝事后的追记,孙先生在去世前已交代其后事:遗体送协和医院作医学解剖研究;葬仪及棺材式样等仿照苏联的殡殓办法,也要任民众瞻仰遗容。此外,据当时《民国日报》的报道,孙先生有意将墓地选在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一个月后,何香凝等人即南下金陵寻找合适的墓地。

关于棺柩问题,马超俊则另有一种说法:孙先生去世后,治丧委员会计划在美定制铜棺,以期保持久远,但因制运需时而决议先用香沙木棺大殓,等铜棺到后再行更换。这时,苏联顾问鲍罗廷及苏联大使加拉罕自告奋勇,谓将由莫斯科赶制与安葬列宁同样之棺柩,运送来华,以安总理之灵。治丧委员会对此表示同意,但向美订制铜棺亦未中止。后来,苏联棺柩运到,但经马超俊等人检查,此棺系用锑铝皮制成,外漆白银色,片片浮起,颇似鱼鳞。马用指向上轻捺,即现裂痕,遂摒弃不用。

逝世一周后,根据孙先生的嘱托,其家人及好友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按基督教仪式举行了一次家庭葬礼,葬礼由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刘廷芳牧师主持,广州政府司法部长徐谦和孔祥熙先后致悼词。仪式结束后,孙中山的灵柩被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

3月24日起,社稷坛开始举行公祭并接受各界人士的吊唁。据记载,孙先生的灵柩安放在灵堂内一座50厘米高的榇台上,灵柩前上方悬挂遗像及“有志竟成”横匾,两边是孙先生的遗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棺上盖以青天白日旗,宋庆龄身着黑素服率亲属守灵。此后一周内,包括本国政要名流、各国大使及各界民众有数十万余人前来吊唁,盛况空前。

由于孙中山病逝时陵墓还未动工,各方决定于中央公园公祭后将灵柩暂厝于西山碧云寺内。1924年4月2日上午,灵柩用汽车运送,下午4时到达碧云寺,灵柩安放在殿后金刚宝座塔石龛内。经治丧处决定,马湘、黄雅觉率卫士李荣等7人常驻碧云寺护灵。

4年后,中山陵竣工。为表示对孙中山的尊崇并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自命为中山传人并以北伐胜利者自居的蒋介石决定为孙先生举行盛大的奉安移灵大典。

1929年5月22日,在碧云寺举行遗体改殓仪式后,国民党方面又在天安门前举行奉安迎榇纪念大会,碧云寺内则另辟“孙中山纪念堂”及“孙中山先生衣冠冢”,以示纪念。5月26日下午5时,移灵专车在礼炮声中离开前门火车站开往南京,沿途经天津、济南、泰安、徐州等站,各地方官员及民众举行隆重的路祭。

1929年5月28日上午4时,灵车抵达蚌埠车站,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等人从南京来迎。是日上午10时,灵车抵达浦口车站,灵榇随后被转上“威胜”号军舰渡江。下午3时,灵车至中央党部礼堂,由杠夫32名奉移灵榇下车,举行停灵礼。6月1日上午,灵榇运至紫金山麓,用杠夫108名。10时1刻,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奉安典礼行礼如仪。礼成后,孔祥熙率杠夫敬奉灵榇移进墓门,鸣炮101响。奉安仪式结束后,宋庆龄率孙科夫妇等将墓门严扃。

由是,经营数载、备极隆重的奉安大典遂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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