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叫一声“孙大哥”,孙中山与海外洪门恩怨录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6-12-06 03:14:15
  • [摘要] 孙先生于1904年1月11日在当地“国安会馆”加入致公堂,代香主江玉璋、先锋陈元发主持了入盟仪式,孙中山被当场封为“洪棍”。从此,孙先生便被洪门中人尊为“孙大哥”。

    孙中山被旧金山移民局拘留的档案照。

    金满楼

    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先生搭乘“高丽号”离开檀香山前往旧金山。经过一周的海上漂泊,“高丽号”于4月6日安全抵达旧金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刚一上岸,孙先生便被美国海关加以扣留,其理由是:孙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且1896年系以中国人身份进入美国,因而其所持美国护照必属伪造。由此,孙先生被扣押在旧金山口外天使岛木屋长达17天之久。

    这一次停留美国,孙中山先生还在檀香山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加入洪门。

    革命初起之时,由于海外康梁保皇党势力雄厚,孙先生四处宣传革命,“然而劝者谆谆,听者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已”,可谓收效甚微。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在舅父杨文纳的建议下决定另辟蹊径,参加洪门组织。据现存于美国檀香山致公堂的入盟记录,孙先生于1904年1月11日在当地“国安会馆”加入致公堂,代香主江玉璋、先锋陈元发主持了入盟仪式,孙中山被当场封为“洪棍”。从此,孙先生便被洪门中人尊为“孙大哥”。

    木屋蒙难:洪门兄弟救“大哥”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似乎对美国有着美好的期望,如其所在“檀香山”“金山”等都赋予了动听的名称。但旧金山并非金山银山,天使岛没有天使,木屋更没有外出度假之浪漫。据著名华侨领袖、美国安良堂创始人司徒美堂的回忆:“木屋就是美国移民局在旧金山港口外一个荒岛上盖的专门拘押入境华侨的监狱。白种人移民则另有洋楼,不必住木屋。为什么叫木屋呢?它是用木头架起来的矮房子,房顶是用马口铁做的。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得出油。木屋又矮又小,又黑又臭,拥满了人。”

    可以想象,孙中山先生在此环境下是不舒适的,不过好在他身边有一份侨报《中西日报》,其总经理伍盘照是基督教友,于是他立刻写了一封求助信托人带出。伍盘照收到信后,立刻前去拜访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及英文书记唐琼昌,后者随即展开营救。

    据司徒美堂的回忆:“旧金山的洪门大哥黄三德、唐琼昌等,就先用500元铺保把孙先生保出来,又花了5000美元请美国律师那文先生打官司。打到了华盛顿最高法院,终于打赢了,孙先生才由不准入境变为获得在美居住的自由。”司徒美堂还说,当时的美国护照并不难弄,有很多美国律师专门勾结贿赂移民局官员出卖黑市护照,最初只要500美元就可以搞到一份。

    不过,孙中山先生的护照最终是通过法律诉讼确认的,而胜诉的关键是:孙先生持有夏威夷出生证明,而在1900年4月30日以后,夏威夷土著居民才获得美国国会授予公民资格。因此,孙先生1896年赴美尚无公民资格,其以中国人身份赴美并无不当,移民局据此裁定孙放弃美国国籍显属武断。

    在本次赴美本土之前,孙中山先生在舅父杨文纳的建议下申领了一份夏威夷出生证明,在经两位公证人(孙眉、杨文纳)签字担保后,呈交夏威夷州政府部长批示后取得“土生公民”证件(第25号),之后据此获得美国护照(第96号)。由于美国移民局无法调查这份出生证明的真伪,洋律师的抗诉最终获得成功。

    除护照之外,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还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加入洪门。

    以当时的情形论,孙中山加入洪门其实并不奇怪。事实上,其最早结识的革命同志郑士良、尤列等人都是会党人物,而最早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中,会党分子至少占三分之一。更为急迫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保皇党人也都在积极争取会党。如司徒美堂所云,孙中山最初在美国发展了两百多名会员,但两年后只剩七人,中间被保皇党夺了地盘,如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徐勤、欧榘甲等人都加入了洪门,一度还把持了美洲致公堂《大同报》,一时风头极盛。

    洪门前辈曹建武也在《致公堂复国运动史》中说,孙中山1902年曾到加拿大宣传革命,而加拿大是康梁保皇党总会所在地,当时“致公堂以孙文非隶属洪门党籍,遂以圈外人视之”,“孙文匿居维多利亚华埠英昌隆店中,无所为计,愤然自去”。鉴于美洲华侨多数列籍洪门的现实,孙中山也意识到,欲收革命宣扬之实效,就必须借助洪门的势力。

    木屋脱险后,孙中山表示此次来美目的是要发动华侨捐资支持革命运动,黄三德对此予以支持。随后半年中,黄三德亲自陪同孙中山到全美各埠游历演讲并筹集革命经费,司徒美堂即在此期间结识孙中山。1904年,孙中山受美洲致公总堂委托拟定《美洲致公总堂八十条公章》,其中明确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奋斗宗旨”,而这也是后来同盟会十六字纲领的最初张本。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相继发起十次起义,其中除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外,其余均依靠洪门会党武装。为进一步得到洪门会党的支持,孙中山于1911年第三次赴美时提议将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其中要求致公堂、同盟会成员互盟互会,互为对方成员。在此期间,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美洲致公堂为援救流亡革命党人而将多伦多、温哥华等处公堂大楼典押,后得款七万多港元汇出。

    海外筹饷:洪门革命捐输几何?

    辛亥功成后,孙中山曾不无感激地说,“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大体是符合史实的。以事实论,海外华侨包括美洲洪门在内,其对革命的贡献不仅在于出人,更重要的贡献是筹款。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革命也是如此。除了孙本人及兄长孙眉的捐献之外,历次起义所需的费用大多靠募捐而来,而为了筹集革命经费,孙中山也尝试过多种形式。早在1895年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即在章程中规定,兴中会成员应邀购买价值十银元的股票,革命成功后将偿还一百银元。1904年,孙先生在夏威夷印制了公债券,每张售价一元,其保证在清王朝被推翻后,每券偿还十元。不过,这些努力似乎成效不大,因为筹集来的钱大概只有四千元,而且基本被其漫长的革命旅行而耗尽。

    天运庚年(即庚子年,1900年)致公总堂·执照2张,面额分别_009063.jpg

    天运庚年(即庚子年,1900年)致公总堂·执照2张,面额分别为叁拾玖元和贰拾余元,发行于南洋槟榔屿;此天运年号常见于孙中山之革命党人所使用,致公堂即洪门,故此票券或与辛亥之前革命党人在南洋筹募革命经费相关。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日本印制了面值一千银元的革命债券,其以四分之一的价格出售,并承诺在革命大功告成后归还本利千元。之后数年中,孙中山与其他革命党人在南洋华侨中努力推销这种革命债券并试图募集两百万革命经费,但由于南洋富商大多被康梁保皇党所争取,其募款工作显得缓慢而艰难。

    1911年初,为筹备策划已久的广州起义,孙中山在旧金山印刷了面值为10、100、1000美元的债券,其以对折价格向外出售,并许诺在共和国成立后这种债券将作为法定货币流通。此外,孙中山还打算建立一个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中华实业公司以筹集资本一百万元,其以一万股为限,每股百元。孙中山许诺,中国的投资者在“将来革命成功后,专承办开矿,专利十年”。不过,这些计划大多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在孙中山1911年1-10月的赴美之行中,唯一亮点是当年7月与黄三德合作成立的美洲洪门筹饷局。根据筹饷局章程,凡在革命成功前捐助的,皆得列名为“优先国民”;凡捐献军饷5美元以上者,革命成功后按双倍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筹饷局成立伊始,温哥华致公堂即带头捐助港币一万元,“以为众倡,侨众踵趾相接”。

    旧金山致公堂旧址_009061.jpg

    旧金山致公堂旧址。

    由于洪门的巨大号召力及革命形势的好转,筹饷局的工作开展颇为顺利,仅仅数月之间,便在华侨中募集近十五万美元。据统计,筹饷局成立一年内共筹得四十余万美元,系辛亥革命的海外主要经费来源。此外,筹饷局还拨款购买了六架飞机,并雇佣美国机师威尔霍斯与两名助手将飞机运至上海以供军用。1912年后,洪门筹饷局又将余款三十余万元汇到上海,作为犒赏军士之用。作为对比,美洲华侨在辛亥年前的捐款不过万余港币,洪门筹饷局的成效显而易见。

    不过,从以上筹款活动中也可看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向华侨筹款时都蕴含许诺。据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记载,武昌起义后,美洲致公堂及洪门筹饷局等三团体公推他为美洲革命党总代表回国参加组织共和政府事宜,并代携筹饷局两年内发行的革命军债金币券收支总册向革命军政府缴呈报销。1912年3月,美洲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也专程回国向南京临时政府呈报洪门筹饷局的各种文件、捐册。如此,报销事宜已然启动。

    世事难料的是,革命虽然成功,但南京临时政府同样为钱所困,当时各路民军因索饷不得而几有哗变之势,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此也是一筹莫展。随后,孙中山又很快辞任,财政上同样捉襟见肘的袁世凯政府自然不会接下这一包袱。

    如此一来,就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迫切地想要偿还这笔革命的债务,但政权易位之后,只能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债权人的飘散,辛亥年前所发行的革命债券是否得到偿还,目前已无确切证据可以证明。最终,美洲致公堂为革命而变卖或典押的公堂楼宇迟至十余年后才得以赎回,但也有一些分堂因无力赎回而不了了之。

    遭受冷遇:洪门兄弟分道扬镳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由美国经欧洲返回国内。据致公堂大佬黄三德说,孙临行前系由洪门“代筹行费一万元与之”。之后,在其策划下,海外洪门“用各埠致公堂名义、各华裔团体名义,一日而发三数十封”贺电,目的就是为孙中山回国领导革命张大气势。事后,黄三德不无得意地说,“若使当日不发此数百十封电报公举之,其气势不大,各省代表未必注重之”。

    黄三德的话虽不免自矜其功,不过海外洪门对革命成功卓有贡献也是事实。1912年3月,黄三德返回国内,其行目的有二:一是核销前文所述的革命债券;二是为洪门立案,以便回国参政。关于“洪门立案”一事,此前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在发给孙中山的电函中即有提及,其中亦不无殷切地恳求:“望大哥念花亭之机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总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胜利之灵,慰同仁仰视之心。”为此,维多利亚致公堂还“特命谢君秋、梁翼汉君回国见大总统,办理政党事宜”。

    从某种程度上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各省新军、革命党和会党三者合力的结果。由此,民初前后各省会党也极为活跃,如湖南革命后焦达峰被推为都督,会党兄弟们为之欢呼:“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咱们洪家的天下了”;在四川,哥老会袍哥们纷纷在四川军政府公署门前开起了“大汉公”“大陆公”“光汉公”等堂口;其他如云南、贵州、江西等地,同样是会党翩然入市的热闹景象。

    时代剧变下,旧式会党试图采取政党形式来改造帮会以获得社会的承认,这种尝试固无不可,但会党毕竟以下流社会起家,其成员素质差、水平低,蛮横有余而智慧不足,不能造福乡里,反而为祸一方。此后,江西军政府为维护地方秩序而率先解散洪江会、三点会及哥老会,其他如云南、四川、浙江、上海、安徽等地也都纷纷跟进。在广东,曾参加过多次起义的会党首领许雪秋、陈涌波被当权的陈炯明设法除去,其他如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人的会党武装也都被强行改编、遣散甚至遭到血腥的镇压。

    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似乎也不希望致公堂在国内搞什么政党活动。1912年3月,黄三德与孙中山在广州约见,谈及致公堂立案一事,孙中山要黄三德具呈胡汉民,请其批准,因为孙中山已卸任临时总统职务,而当时筹集军饷多由胡汉民负责接收。此时胡汉民正任广东都督,黄三德很快便将呈文递上都督署,然而不料一月之久,“渺无声息”。

    黄三德也许还不清楚,孙中山回国两月之后,便改变了之前的态度。1912年1月29日,他在致江西马毓宝暨南昌各界的电文中说:听说在省城(会党)扰乱地方的事情时有发生,如果不严申禁令,这不但与我建设共和国的宗旨相违背,也关系到民国将来的前途问题。在革命党看来,洪门向来以恢复汉族统治为宗旨,如今目的已达,历史使命就已完成,也就没有在国内立案活动的必要。

    1912年8月,孙中山就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不久,黄三德来上海见到孙中山,告以胡汉民不肯批准洪门立案的事情,孙中山“权作答复,亦无切实之言”。

    回到美国后,黄三德又一次收到孙中山寄来的书信。当时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孙中山逃亡日本,准备组建中华革命党,动员洪门人士一律加入,将致公堂改为中华革命党,印出传单,遍寄加拿大和美国,随即准备开始就第三次革命向洪门筹款。这一次,孙中山吃了洪门的“闭门羹”。

    191年,孙中山居住上海期间,北大校长蔡元培与张蔚西曾经联名上书孙中山,拟从清朝的秘密会党活动开始,至南京临时政府取消之日止,仿照《通鉴外纪》的写法,编写一本名叫《国史前编》的书,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孙中山在回信中说:近代秘密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主旨在反清复明……这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等理论关系不大,相差较远,所以应该另编一部秘密会党史,而不是“杂厕”于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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