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款高手孙中山和他的朋友圈

​曾园
2016-11-29 03:40:29
来源: 时代在线网
1882年7月,意奥兰尼学校在檀香山圣安德鲁大教堂举行毕业典礼。《太平洋商业广告日报》报道,夏威夷国王卡拉卡瓦为毕业生孙中山颁发了英文语法奖。

曾园

1882年7月,意奥兰尼学校在檀香山圣安德鲁大教堂举行毕业典礼。《太平洋商业广告日报》报道,夏威夷国王卡拉卡瓦为毕业生孙中山颁发了英文语法奖。成绩优异的孙中山那年16岁,在哥哥孙眉开设的商店“协理店务”。数月后回国。

1883年,17岁的孙中山在老家翠亨村的生活是怎样的?《孙中山年谱》的说法是,他自修中西学,并在余暇“从事游泳、体操等体育锻炼。在村民中宣传政治改革,抨击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风俗的不良,还着手进行若干改良乡政的实践……”实践之一是毁坏村庙北极殿中的偶像,此举为豪绅地主所不容,被迫离乡赴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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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的秘密筹款高手

曾跟随孙中山革命多年的冯自由所著的《革命逸史》,详细描述了孙中山在翠亨村闯祸的细节:总理毅然欲破除乡人迷信,与皓东同入北帝庙,戏折北帝偶像一手,并毁其他偶像三具,以示木偶不足为世人害。乡人见之大为鼓噪,群向总理父达成公问罪,声势汹汹。达成公怒,操杖觅总理,总理因避在香港,皓东亦赴上海。

此祸闯得有点大。因为当时在翠亨村四姓中,孙姓没有祖庙猪肉分(后来孙眉事业有成,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情况才有大的改观),孙中山此举后果极有可能让孙家被赶出翠亨村。他不逃走,被孙家族人打死都是有可能的。

在香港,孙中山先就读拔萃书室,后就读于皇仁书院。1886年,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校读书。1887-1892年,在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读书,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对香港的社会状况有不错的观感。毕业的时候,孙中山26岁。

整整20年后的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

在此之前,《纽约时报》在1911年10月14日发出有分量的报道《孙中山贷款闹革命,秘密计划大曝光》:

旨在推翻满清帝国统治的宏大计划已悄悄进行了多年。人民起义和军队倒戈的条件已经成熟,孙中山给英、美银行家的信透露了他寻求革命资金的细节,孙对世界发表声明。另,清国银行家提供担保。十成清国军队中有五成已反正,共和政体是革命党的政治目标,军政府短暂执政之后将进行全民选举,产生一位总统,孙中山在争取获得总统的位子,他可能已经筹集到发动全国起义的足够的资金,目前革命军正节节取得胜利。

今天,《纽约时报》记者掌握了一项与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有关的证据。这项证据表明,清国叛乱并非偶然爆发,而是在过去三四年中,在孙博士领导下,由一批最精明的清国进步人士组成革命团体,经他们精心策划和秘密组织才取得今天的结果。这项证据具有权威性,并且非常肯定。

《纽约时报》甚至搞到孙中山给某位伦敦金融家的信件,该信内容被有节制地曝光,孙中山在信中写道:

为了确保成功,我们需要50万英镑贷款以完善我们的组织,使我们能够在第一次突然行动中就夺取到至少两个富裕的省份。当脚跟站稳后,我们将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如果寻求到更多的贷款,我们就能给这次民族革命予以更重要的保证,以扩大我们的行动直至取得全面的胜利。

我们希望你积极寻求愿为我们提供资金的金融家。如果他们愿意提供上述贷款的话,请尽快通知我们,他们愿意以什么条件和什么方式成交。一旦从贵处确知细节,我即按照这些金融家的意愿展开工作。

一位历史学家曾对我说过,他最看重孙中山的是他的融资能力。这种看法与百年前的《纽约时报》同出一辙。的确,所有的革命家都以理想、热情示人,而背后,他们也呈现出不折不扣的筹款行家一面。

医学院毕业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时候,技术非常高明。他与英国老师康德黎合作,医疗水平达到了澳门第一流水平,被称为“大国手”。此后,他的融资能力在与康有为、梁启超竞争中渐渐脱颖而出,说他后来成为全国第一的秘密筹款高手也不为过。

2009年陈可辛的《十月围城》获得金马奖与香港电影金像奖,讲的就是孙中山与香港的渊源。此片序幕就先声夺人,张学友饰演的杨衢云一露面就被击毙。梁家辉饰演的陈少白是《中国日报》总编辑,是孙中山忠心耿耿的左膀右臂。王学圻饰演的李玉堂是谁呢?我看极有可能就是与孙中山关系极好的香港富商李煜堂,也许还有李纪堂的影子,因为两人都赞助过《中国日报》。陈少白与李玉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激动地告知,孙先生马上就要来香港了,这次计划如何如何。李玉堂略一皱眉,沉吟道:“这次,需要多少钱?”

这句似乎有点扫兴的话道出了真正的革命本质:理想与金钱,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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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金如土李纪堂

孙中山1894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那时中日甲午海战正酣。从友人来信获得这个信息后,孙中山认为国内政局大有可为,立即回国。1895年1月返回香港,以自己的同志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等人为班底,准备筹建兴中会。2月21日,孙中山等与香港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谢缵泰、黄咏商成立香港兴中会,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办公,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随后,港人陆续加入。

兴中会计划当年重阳节从香港进攻广州。经费由杨衢云在香港筹措。据李吉奎《孙中山研究丛录》,见于记载的捐款仅两笔,一为黄咏商捐款八千元,一为余育之的捐款。

“愉园主人余育之,为日昌银号东主,四十年前之富商也。”《革命轶史》这样回忆余育之。乙未广州重阳起义时,国人视谋反大逆如蛇蝎,余育之慷慨捐助军饷万数千元,密约衢云、黄咏商等至红毛坟场(位于跑马地的外国坟山)交款,“虽同志中亦鲜有知者”。

1904年日俄战起,余育之经营失败,家道日以中落。民国后,余育之所营贸易相继歇业,只好去祺昌洋行打工。二十年后,余育之去上海冠生园酒家任招待员,每个月靠几十块钱的工资生活。凡老友到冠生园喝茶,他都会用心招待,并一起回忆当年兴中会往事,唏嘘不已。

捐助历次起义军饷,以李纪堂为第一。李名柏,号纪堂,新会人。港地富商子弟多不脱纨袴习气,李纪堂却活泼好动。还一直喜欢躬亲执役(《十月围城》里,富商李玉堂亲自做饭给行动者吃,看来不是虚构),不假手他人。《革命逸事》还记载,李纪堂“尤善行猎,枪法至精”。说明为了革命,他有临阵杀敌的准备。

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郑士良、陈少白乘船逃亡日本。李纪堂在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后,奔往码头,上轮船拜访,慷慨陈词,表达对革命的倾慕之意。第二年,李纪堂父亲逝世,分得遗产百万,对革命的支持称得上挥金如土。

1900年,义和团兴起,孙中山开始筹划惠州军事。6月从日本来到香港。杨衢云、陈少白带着李纪堂登舟与孙中山相见。孙中山与他谈得非常高兴,孙中山当场将二万元交给李纪堂,让他担任驻港会计主任。其实也就是将管账与筹款的重任交给了他。

不久,惠州三洲田起义失败。李纪堂为这次起义所捐的钱加上《中国日报》的费用,“已过巨万”。孙中山自惠州失败后,赴欧美考察,“无后顾忧者,纪堂之力为多焉”。

1902年12月孙中山应越南总督韬美之邀,与陈少白一起赴河内参观博览会。李纪堂赠少白旅费二千元,以壮行色。

1908年春,李纪堂负债累累,因债主多人控告入狱,半年后才出狱,宣告破产。辛亥革命成功后,李纪堂数次任职县长,但都以郁郁不得志而去,家境日益贫困。

李纪堂革命前在香港炮台道自建高楼华屋居住,革命后租住九龙塘区何文田的一层楼(月租三十元)。他的两个兄弟均拥厚资,富甲香港。因理念不同,李纪堂与他们早已不再来往。

辛亥革命后不久,很多开国元勋身无立锥之地,求一饭而不可得者比比皆是,李纪堂算是其中之一。1943年10月6日,李纪堂在重庆病故。

简照南出钱又出人

李煜堂(1850-1936)名文奎,字煜堂,广东台山县人。曾开办康年人寿保险公司,“为吾国人自办人寿保险之滥觞”,也是孙中山革命的“商人同志”。

《中国日报》是兴中会鼓吹革命的阵地,孙中山让陈少白担任该报的总编辑。《中国日报》1900年创刊,1904年该报运转日渐困难,李煜堂多次出资。辛亥革命后李煜堂被任命为财政司长。广东军政府成立时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军政府派李煜堂到香港听取华人领袖的建议,寻求金钱援助。在香港,李煜堂运作很成功,港商踊跃垫资,筹得款项约一百万元。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一书中对筹饷活动的记载是:“先生在港一夕而筹饷八十余万。”

李玉堂之子李自重曾经赴日学习军事。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起义爆发,因起义军力量薄弱,起义失败。“同志蒙难者七十二人。”李自重参加了黄花岗一役伤员的救治工作。

黄花岗起义被杀害的众多革命党人暴尸街头,革命党人潘达微毅然冒死收敛遗骸七十二具,安葬于广州黄花岗,才有了今人熟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1913年,潘达微来到了香港,出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部主任。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由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办。简照南(1870-1923)出生于广东佛山,其父是木匠,在他1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16岁的时候,简照南离开了广东,前往香港谋生。1902年,32岁的简照南自立门户。他到日本神户创办了自己的航运公司,置有“广东丸”轮船一艘,业务是将日本的纺织品运销香港及东南亚。1905年,简照南在香港成立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

南洋公司兴起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动荡不安,革命渐成最强的呼声。简照南一直支持革命,并与孙中山保持密切关系。

简照南十分清楚孙中山领导的这场革命,无疑是符合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孙中山发动侨胞回国振兴实业的号召,也完全符合自己的志向。1909-1910年间,孙中山为发动起义来往于新加坡和南洋各埠,向华侨募款,筹备起义经费,并派陈炯明到香港募款。当时“南洋”刚刚第二次复办,业务尚未开展,资金并不宽裕。但简照南毫不犹豫拿出一笔巨款,让族伯简昌达前往陈炯明在香港的住处,亲手交与陈炯明。1916年,南北合作期间,在上海,南洋与一家保险公司举行欢送两院议员大会,邀请孙中山发表演讲。

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当时总统府要成立卫队,一时找不到可靠人员。简照南在上海从南洋烟草公司挑选10人南下广州参加总统府卫队,投身革命。在上海期间,孙中山曾手书“博爱”条幅送给简照南,简照南将此条幅珍藏于上海的书房里。

孙中山年幼时有一次从国外回翠亨村,发现清国官员针对商人收厘金达四次之多,年轻的他对此极为愤慨。据史料记载,广东商人普遍对厘金政策早已痛恨多年。仅在这一点上,孙中山与商人就是非常合拍的。拍得不错的电影《十月围城》里的革命党,在宣传革命的时候,激情、口号、理想与手势眼神均完美无缺,而家财巨万的商人一旦听到“革命”二字就仿佛听到符咒,决定舍弃一家老小,投奔革命,这稍稍有点缺乏说服力。

孙中山与商人之间的理性合作的细节,应该得到更多关注与发掘,准此,我们方能更深地理解百年前的革命与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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