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思想是包含吸收中外学说的复杂体系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6-11-15 05:07:15
  • [摘要] 李吉奎教授是研究孙中山的学者,他参加编撰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三卷本)于1990年出版,被认为是全世界研究孙中山编得最好的一部资料书。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5日上午11时,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率领南京临时政府文武官员二百余人及军士数万人拜谒明孝陵。

    时代周报记者 高扬 发自广州

    李吉奎教授是研究孙中山的学者,他参加编撰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三卷本)于1990年出版,被认为是全世界研究孙中山编得最好的一部资料书。

    谈及自己与孙中山研究的结缘,李教授说,1962年他大学毕业,当时东北局要办一个文史研究所,在北方招了一批古文基础好的大学毕业生到文史研究所读四书五经,这是中国最后一批系统读四书五经的学生。他很幸运成为其中的一名。遗憾的是,学了三年就停止了。此后,他到了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参与撰写《沙俄与东北》、《义和团运动史》两书。1979年,中山大学成立孙中山研究所,他调到广州。陈锡祺先生叫他参加编一本《辛亥革命论文集》,后又参与编辑《孙中山全集》中的第五、六卷,以及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如此,孙中山就成了李教授研究的主要方向。

    在李吉奎看来,时代产生了孙中山,孙中山也义无反顾地以天下为己任,但受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他无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连他自己也承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重要的是,孙中山的许多政治主张、建设理想,以及联俄外交政策,其影响极为深远。

    蒋介石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

    时代周报: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之前,他所面临的国内国外的情况大致如何?如何评价苏俄对黄埔军校创立的影响?

    李吉奎:从1895年密谋发动广州重阳起义开始,到1923年为止,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已经走过28年的艰苦历程。在此期间,他领导了反清、反袁、护法,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北伐,不断从事武装斗争。不必讳言,孙中山先后与会党、新军、南北武人,甚至与日本浪人、军人合作,但获胜的记录却少之又少。失败的道理很简单,他从未掌握过一支以自己的思想主义、政治理念武装起来的军队。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粤军兵变,逼走孙中山,但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又借助滇桂军、部分广东军重回广州。孙中山不能完全号令驻广州的客军,粤军也不能得到有效指挥。桂军沈鸿英时服时叛,与陈炯明不时窥伺广州,杨希闵、刘震寰军在广州分区割据,控制税收,胡作非为。

    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对孙中山来说,革命前途是毫无指望的。为了图存和发展,孙中山别无选择,只能将从1922年开始的联俄、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进行下去。而国民党改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最重大的项目之一,就是黄埔军校的创办。

    孙中山创办俄式军校,从萌发念头到成为现实的过程,大体上是两年左右的时间,它与联俄外交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是联俄外交的具体成果之一。

    孙中山曾要求英、法、美、日等西方大国帮助,对日本期望尤其殷切。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大国认真考虑过准备与孙结盟。与西方列强相反,苏俄在经过对陈炯明、吴佩孚等人的联络后,最终选定以孙中山为其在中国的合作对象。孙中山推行联俄外交的重要契机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林、越飞及鲍罗廷,是孙俄合作的关键性人物,前者主要是拉线搭桥,后二人是具体落实。马林是在帮助建立中共之后赴桂林会晤孙中山的,他们究竟谈了哪些问题,当时并无正式记录。不过,马林与孙中山在上海第二次会谈后,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孙中山在桂林会谈后多次“强调要以俄国军队为楷模”的表态。

    黄埔军校创办的若干重要环节与孙中山的联俄外交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苏俄在人、财、械等方面的支持,在体制训练等方面的示范,黄埔军校是办不起来的。

    时代周报:怎么从蒋介石和孙中山的关系来理解蒋介石后来的崛起?

    李吉奎:蒋介石与陈其美有深厚的关系,1908年蒋氏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便是陈介绍的。蒋氏初次会见孙中山,大概也是由陈其美引见的。陈其美去世后,蒋介石毫无选择地投身到孙中山营垒里,并尽力地表现自己的军事才能。由于蒋氏具有相当的军事历练,第一次护法战争开始后,1918年春,赴粤,投孙,旋往援闽粤军陈炯明总司令部,先后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第二军前敌指挥官等职。因与陈部将领不洽,蒋氏一再离队。尽管如此,孙中山对他仍信任有加,并要求他像对陈其美那样对待陈炯明。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部叶举等人发动兵变,围攻观音山孙中山官邸与总统府。6月18日,孙中山从永丰舰上发电报给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同时,蒋氏接汪精卫、林业明从上海来电,“惊悉粤变,犹幸总理无恙。”事虽紧急,但直至25日,蒋氏才携妻由沪动程;29日抵广州,上了永丰舰。孙中山在8月9日离开广州。蒋氏夫妇与之一同返沪后,又回溪口。9月13日,蒋氏写完《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中山无疑对这种宣传品饶有兴趣,同年10月10日,他为该书作序,对蒋氏大大表扬了一番。在永丰舰上与孙“共生死”者岂止蒋介石一人,而“蒙难记”中都没有提到,“序”中又没有提到(仅提及“海军将士”),独树一人,蒋氏的地位,也就不自高而高了。

    实际上,蒋介石可以说是“六一六”之变唯一受益者。首先,经此事变,粤军一、二军由同袍变为敌人,许崇智军成孙系军队的主力,蒋任该军参谋长,实际负指挥调度之责,其地位也随之益显。其次,经此事变后,孙中山决定要联俄容共,启动之初,孙便想到用蒋助成其事。另外,许部粤军未经灌输新思想,北伐、东征、对付滇桂军,均难用力,必须从头开始,以作后图,于是有后续的埔校之设、校军之练,这些都为蒋介石的纵横捭阖,提供了广阔天地。蒋氏既受到孙中山的重用,予以权责,终于使之坐大。所以可以断言,“六一六”之变不仅对孙蒋关系而言意义极其重大,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对历史轨道的影响至今犹在。

    孙中山思想是吸收中外各思想学说的复杂体系

    时代周报: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位给袁世凯,他让位的真实原因是怎样的?应该怎么看这一举动对此后历史的影响?

    李吉奎:南京临时政府在清朝皇帝退位后已经不存在合理的地位了,袁世凯政府已经取代临时政府,这与孙中山个人让不让位是没有关系的。清朝政府倒台之前,当时所有的舆论,包括国外的、国内的、革命党内部的,都有一种“非袁莫属”的看法。

    为什么“非袁莫属”?因为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外,对各种政治势力而言,孙中山都是一个未知数。各国公使并不看好他。原立宪派的领袖并不真心与他合作。革命党方面,南京选临时大总统,湖南谭人凤就不投他的票。章太炎高唱“革命军兴,革命党销”,直言“逸仙不晓国中情伪”。

    相反,原国内立宪派领袖、曾是袁氏老师的南通状元张謇,不久前还与袁在彰德会面。成为袁氏幕僚长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则正在拉袁、梁(梁启超)合作。袁氏的长期竞争对手盛宣怀,通过他的侄子盛国华向袁氏输诚。从牢房放出来的汪精卫与袁子克定结拜兄弟,成为促孙下台的重要说客。罗列这些,无非是想说明,袁是有一批重量级“粉丝”的。袁氏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当过外务大臣,举办过许多新政。他有地方、中央工作经验。北洋六镇是他练出来的。他熟悉外交,洋人认可他(只有日本人不太乐意)。另外,对于清廷对他罢黜一事,也心有戚戚焉,如今重新上台,见大清气数已尽,当然是尽力摇撼这株大树了。尽管就个人品质而言,他并非善类,但他的大总统职位是国会选出来的,合法的(虽然选举手段卑劣些)。

    袁世凯当了大总统,随后又有一系列的变化,最后当了皇帝,这些变化并不是孙中山让位的必然结果,而是袁世凯违背临时约法,另搞一套造成的。即使换一个人,同样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在民国初年,这种反复也是照样存在的。

    时代周报:孙中山总结自己的思想来源“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这些不同的思想在孙中山身上是如何糅合到一起的?

    李吉奎:孙中山思想是包含吸收中外各种思想学说的复杂体系,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比如说,他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承认生命原始单位是“生元”,也就是细胞,承认世界是物质的;他深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同时他还曾笃信基督教。

    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接受了完整的新式教育。据他自己说,12岁毕经业,这种说法似乎不足信,但他早年受过一定程度的传统文化训练,却是无可怀疑的。

    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曾写道:“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次年制订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中也说:“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则中国虽危,无难挽救。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可见他早年颇具民本思想。

    从事革命活动,尤其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的周围不乏饱学之士,这种环境,对加深他的国学修养,也是很有裨益的。不过,在1917年开展护法运动以前,孙中山为从事反清、反袁,主要任务是从事军事活动,奔走海内外,缺乏对传统文化探讨与表达的机会,他对传统文化的若干言论主要是表现在宣传上的偶尔涉及,难说有什么系统和深度,这也是环境使然。

    应当指出的是,孙中山主张恢复旧道德,并不是否定新文化或否定新文化运动,也不是在新旧冲突中站在旧派一边要求尊孔读经,他是企图使儒学现代化,用传统道德来补充三民主义学说中精神文明部分之不足,或者说,是希望将传统文化三民主义化,使之适应20世纪中国的发展。

    孙中山主张民主与科学,主张主权在民,全民政治,主张直接民权,以及五权宪法中的主要部分,无疑都是“规抚”西方的事迹与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中所缺乏的。而且,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实发端于孔孟儒学中的民本主义,这点也是对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的人民主体意识,孙中山从小耳熟能详,这些思想虽然产生于农业宗法社会,但因它合乎情理,又合乎时代发展需要,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有贯通之处,经过孙中山对于“权”与“能”的区分,吸收了中国官吏考试、监察制度的优良传统,一个主权在民,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兴邦建国”的民主制度,便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构思中形成了。

    在其晚年,孙中山以国民党“一大”以后十八次讲演三民主义为基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他以民本思想为本位,在继续吸纳、融合西方政治学说的同时,也“因袭”中国固有文化—孔孟儒学中的有价值部分,力主恢复一切国粹,恢复固有的道德与智能,使之为中国近代化事业服务,从而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这些都构成了孙中山晚年思想中儒学倾向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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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吉奎

    广东梅县人,1937年生,南开大学毕业,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出版《孙中山与日本》、《梁士诒》(专著)、《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龙天学思琐言——孙中山研究丛稿新编(论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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