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蒋介石日记看孙中山的门徒与“叛徒”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6-11-15 04:58:38
  • [摘要] 一个吊诡的情况是,蒋介石在日记中回忆与孙中山接触和交往的文字不多,孙中山实际常常是以参照物的形式出现的,主角则是与孙中山对立的所谓“总理叛徒”。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主席台上右起:宋庆龄、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

    韩戍

    1925年孙中山的猝然早逝,受益最多者是蒋介石。蒋介石并非同盟会时代的资深党员,地位远在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甚至许崇智等人之下。然而,他在孙中山逝世后审时度势,利用廖仲恺案打击胡汉民,以“中山舰事件”为契机清党,随后带领北伐军节节胜利,三年后便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日记中留下了诸多与孙中山有关的记录。由于其日记卷帙浩繁,限于篇幅,笔者仅选取1927—1936年蒋介石日记中有关孙中山的点滴,以观察蒋介石这个“总理门徒”对孙中山的态度。

    1924年6月,第一次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孙中山、蒋介石与苏_008606.jpg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孙中山、蒋介石与苏联代表等一同走出校门。

    纪念孙中山循规蹈矩

    从1927年以后的蒋介石日记来看,虽然当时孙中山已经去世,但蒋介石仍对孙中山毕恭毕敬。尤其在中山陵的建立与孙中山奉安南京一事上,他极尽关心之能事。

    北伐军攻占南京以后,蒋介石首先想到的便是前往中山陵拜谒。4月21日,蒋介石记录道:“下午参观总理陵墓。”5月22日,蒋介石午睡不成,又从汤山去拜谒孙中山的陵墓。1928年1月,蒋介石参观中山陵的后续建筑工程。1月20日,蒋介石陪宋美龄游览中山陵。不过,当时的中山陵仅仅是一个空墓,孙中山的遗体还寄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蒋介石三番五次视察中山陵,无疑希望一切事宜安排稳妥,为迎接孙中山遗体回南京做准备。

    1928年6月,北伐军攻占北京,北洋军阀的统治宣告结束。6月18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派蒋介石到北京去先行祭奠孙中山。1928年7月3日,蒋介石在碧云寺看到孙中山的遗体,内心颇为伤感,没有开棺验看。当晚,他在日记中记录道:“即来碧云寺谒总理之灵。不忍见其遗体,不忍使其不安,故未启柩。俟正式祭告再见也。万感交集,不知所怀,惟有忍泪而已。”7月4日,蒋介石似乎意犹未尽,带宋美龄一起来拜谒孙中山:“早起冒雨往总理灵前,与三妹同拜。”7月5日,蒋介石再来拜谒孙中山。这次,他决定开棺验看。他记录道:“十二时半到总理灵前启柩,省事遗容,安眠如常,而颜色苍黄,见之悲酸。不见总理已将四年,而今惟见其遗体,更令门人悲不自胜。”孙中山遗体寄放在碧云寺三年,其间险遭军阀张宗昌烧毁,蒋介石看后不免伤感不已。当天午夜,他还在为修改孙中山祭文而思虑。7月6日,蒋介石率领北伐军主要将领再度前来祭奠孙中山。他记录道:“余率各总司令,总指挥谒灵前主祭。秩序整然,哀乐悠扬,虽欲遏止悲哀,不知泪自何来?体力不支,及观遗容,哀痛更不自胜,全堂几亦下泪。呜呼,悲哉,三年半中之冤曲不知何自声诉矣。”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继续关注中山陵的后续建筑事宜,为迎接遗体南迁做准备。1929年3月12日,蒋介石前往中山陵,看到警察指挥交通不力,还大骂警察,亲自指挥。5月25日,再往中山陵巡阅。5月28日,孙中山的灵车到达蚌埠,蒋介石亲自到车站迎接,他记录道:“总理灵车到蚌埠,亲到车站迎接……九时半到花旗营,候灵车至,陪同孙夫人同车到浦口公祭。”5月29日—6月1日,他连续四天来到中山陵为孙中山送葬、拜祭。

    中山陵落成,蒋介石似乎有了精神寄托。在他心目中,中山陵已成为一种太庙式的角色,每次出征之前或归来,都不忘到中山陵去“告庙”。他在1929年11月30日记录道:“谒祷总理陵墓,发讨逆归来也。”1930年4月8日,他记录:“敬谒总理陵寝,告出师检阅也。”如果出征胜利,无疑要归功于“总理护佑”。此种行为或未必由于蒋介石迷信,而是给自己寻找心理安慰。对他而言,中山陵也是一个搞政治教育的绝佳之地。他常常带领部下前往集体参拜,或在中山陵前给部队训话。1929年11月30日,他记录道:“到总理陵前刘第二师官兵训话。”1931年2月5日,他带领第一师长官到中山陵参拜。对于其他党政要员忽视“总理”,忘记祭拜孙中山之举,他表示非常伤感。1930年3月12日,他到中山陵纪念孙中山逝世五周年,发现门庭冷落车马稀,当晚记录道:“中央委员惟余一人参谒者,仅陵园管理者十余人,总理忌辰零落至此,感叹难胜,今年如此,未知明年如何耶?”

    国民党将孙中山奉为国父,制定各种纪念活动,包括总理纪念周、总理广州蒙难纪念日、总理伦敦蒙难纪念日、总理诞辰、总理忌日等。从日记来看,每次国民党中央的纪念活动,蒋介石都参与不误,或主持仪式或发表讲话,循规蹈矩,绝无敷衍怠慢之事。

    学习“总理”学说

    蒋介石以孙中山的门徒自命,作为“总理遗教”的继承人,在日记中留下了一些学习孙中山思想与学说的记录。

    1927年8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看总理自传有益也。”蒋介石为何看孙中山的自传?盖因此时他在与汪精卫、李宗仁等人的派系斗争中失利,被迫下野。此种人生低谷之时,阅读孙中山的自传,无疑希望从孙中山屡仆屡起的革命生涯中,学会忍耐与坚强,吸取孙中山不屈不挠的精神。

    1928年6月,北洋政府落幕。按照孙中山军政、训政与宪政三步走的制度设计,以后中国似乎要从军政时代过渡到训政时代,那么他这个军事领袖不免有可能大权旁落。由此,蒋介石对孙中山的政治思想至为关心。6月16日,他在日记中留下了学习孙中山《建国大纲》的心得:“下午看政纲与总理制作,乃定一年内仍应为军政时期而亦可为训政预备时期也。”他从孙中山学说中看到,“总理”认为建国成功后尚有一年军政时期的延续,似乎内心稍有安慰,为自己作为军事统帅继续掌权寻找到暂时的合法性。

    孙中山曾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当然也是蒋介石必须学习的知识。他学习孙中山学说,关注点最多的是民生主义。在1931年5月9日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作政治报告,讲孙中山《建国大纲》的序言,认为孙中山最佩服的古代政治思想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即天下都有公平和秩序。由此,他提出了“三年教养,三年生聚”的所谓六年计划,似乎他理解的民生主义,还是教民、养民那一套。1934年4月20日,处在新生活运动中的蒋介石记录道:“总理以民生主义为三民主义之基础中心。经济建设运动实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基矣,亦即民生主义运动也。”孙中山的博大精深思想,蒋介石所领会的只有民生一节,对民权主义似乎不感兴趣。不过,即使是民生一节,其也未能真正领会。蒋介石其后在大陆的失败,很大程度也在于没有真正解决民生问题。

    蒋介石自命为孙中山的正统继承人,在日记中将孙中山视为道统的继承人。1931年1月19日,他记录道:“以三民主义本于中国仁义道德固有道统。总理乃继承孔子以来之道统,自任一节,对政府与教(育)部人指明之,极思以此为中国教育之基础,以复兴中国固有之文化也。”孙中山既然代表着中国道统的传承,却又信仰异族的基督教,应该作何解释?蒋介石在日记中亦对此有所辩护。蒋介石认为:“吾党总理早以接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传统”,对于宗教反对的是迷信和仪式虚伪的部分,赞同的是宗教精神与人格,这对挽救世道人心,促进人类互助与和平,民族发展与平等具有重要作用。

    蒋介石试图调和的另一个问题是孙中山和王阳明的差异。孙中山一直提倡“知难行易”,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以为然。蒋介石却服膺王阳明学说,曾著有《力行丛书》加以发挥,认为两者注重行的哲学,其精神完全一致。1932年,蒋介石还曾将《力行丛书》小册子送给胡适,胡适看后认为蒋介石并不懂两者真正的区别在哪里。到1934年9月20日,蒋介石才在日记中意识到,两者实际存在根本矛盾。他记录道:“本日复习心理建设,乃知前之力行丛书所言者,与总理原意冲突之处甚多,而以王阳明言行合一为总理所反对,而不仅非承其说一点,为最大。”不过,蒋介石也无力真正调和双方,最后只能成为一笔糊涂账。

    蒋介石不仅学习孙中山“道”的一面,也学习孙中山“术”的一面。在学习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之外,还学习其演讲的技巧与能力。

    1929年1月20日 ,蒋介石主持军官团毕业礼,讲演约两小时。演讲后发现自己失误太多,根本原因是文化上的缺陷,对西方文化了解不足。他记录道:“今日讲演自知失检,总理之学问,实以西洋科学与中国文化为基础,而余仅注重中国文化,言后甚为懊丧。”由此,他开始研究孙中山的演讲文本。1929年2月1日,他记载:“看总理讲演大亚洲主义一篇完。”1931年2月14日,“本日看总理讲演。”蒋介石认为,他受到的家庭教育来自于父母,军事教育来自于日本学习军事,革命教育则来自孙中山。孙中山如何带兵或对待下属,蒋介石亦曾加以研究。他在1929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道:“以总理教余衣食之法以教学生。无论教生、教兵,要当彼为初产之子,饮食起居、服装、行动为入手之方,即总理所言之衣食住行四者是也。现在官长皆忽略于人人所能、所需之要件,而注重高深,此教育所以难能而腐败也。”

    痛斥“总理叛徒”

    一个吊诡的情况是,蒋介石在日记中回忆与孙中山接触和交往的文字不多,孙中山实际常常是以参照物的形式出现的,主角则是与孙中山对立的所谓“总理叛徒”。蒋介石性格刚愎自负,喜欢独裁,不能与人共事。胡汉民、汪精卫等老资格的前辈,不满于蒋介石迅速崛起包揽大权,在政见上与其也频繁冲突。然而,凡是与其政见不合者,在其日记中都被称为“总理叛徒”,从而大加痛骂。

    1927年8月,宁汉合流,蒋介石被迫下野辞职。他在1927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大骂汪精卫:“汪精卫不负责任,不顾党国,阴谋破坏报复私仇,争夺权力以为快,是诚总理之罪人,昔日尚称伪君子,今则为真小人,狗彘不食其肉矣。”蒋介石骂汪精卫是孙中山的罪人,却没有列出有效的证据,常常只是一种情绪化的发泄。

    蒋介石在日记中最常骂的“总理叛徒”是胡汉民。1930年11月,蒋介石被推举为行政院院长。对此,胡汉民表示不服。他在11月28日的日记中大骂胡汉民:“卑劣之徒,不可与共事,鄙陋极矣。有总理为领袖,而又加混乱,衰弱之国势,不能成功,使总理长恨终身以没世,胡当应负其八分之责。鄙陋之徒,何足成事,无怪乎总理之愤恨也。”蒋介石认为,孙中山生前便愤恨胡汉民,甚至将孙中山去世的主要责任都推到胡汉民身上,未免是夸张之词。

    1931年2月25日,蒋介石因制定约法的事情与胡汉民发生冲突,随后又翻起胡汉民与孙中山的老账:“民国元年本党所既得之革命政权,而彼等必欲强总理让于袁贼,终总理之世,使本党革命卒无一成者,无非为若辈所把持劫夺,使总理孤立无援,有志之士皆欲随总理革命,而不可得。其阻碍革命,破坏革命之罪恶,不自知悔悟。”随后,便有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于汤山之事。

    1931年5月,胡汉民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对峙。10月,广州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和谈,广东方面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在10月28日的日记中继续大骂胡汉民:“胡汉民之捣乱不法,阴谋行动,不特使余个人置于死地,且必欲毁坏党国,将总理革命至今所有革命之历史尽毁灭无余,小人不可与同群,信乎?” 10月30日又骂道:“胡汉民已成过去,而其过去历史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无足计较也。”

    另一个蒋介石经常辱骂的“总理叛徒”是“总理”之子孙科。

    1931年5月5日,国民会议开会,当时宁粤两方对峙,孙科未到。蒋介石痛骂孙:“哲生为总理之子,反置总理遗嘱若罔闻。”5月27日,蒋介石收到孙科等从广州发来的通电,谴责其“假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对于总理之子追随胡汉民、汪精卫等反对自己,他感到十分痛心:“对科电,以其为总理之志,不能不忍痛诫勉之。”他将其视为周公伊尹诸葛亮,将孙科视作被托孤的“阿斗”,对阿斗不接受其教育表示痛心:“修正致哲生电,至晚一时方搁笔告成,甚感伊尹训太甲,周公戒成王,诸葛表阿斗,处境之难,古今同慨也。”不过,“阿斗”毕竟是先主之子,虽然与胡汉民、汪精卫一样令蒋介石头痛,但他绝对不敢如对待汪精卫、胡汉民那样对待孙科,只能表示容忍。

    蒋介石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都视为“总理叛徒”,如果“总理”还在世,估计不敢苟同。然而,他认定的“总理叛徒”越多,也就越能突出他自己作为“总理正宗传人”的意义和价值。在这样不断的心理建构之下,蒋介石获得了阿Q式的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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