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超越时代与地域

高扬

2016-10-28 13:38:15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坐落在莫斯科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别墅，绿树成荫，清幽而宁静。这里原是沙俄一家贵族消夏的处所，革命改变了它的主人。

时代周报记者高扬发自广州

“坐落在莫斯科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别墅，绿树成荫，清幽而宁静。这里原是沙俄一家贵族消夏的处所，革命改变了它的主人。1928年初，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

近日，国防大学和中华书局重磅推介的《马背上的共和国》一书从这幅图景开始，瞿秋白、周恩来、王明、毛泽东这些年轻人走向这个政治舞台，他们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共和国的缔造经历颠沛流离，还要在马背上挨过二万五千里。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的长征，不只是红军的一次伟大征程，也是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马背上的一次长途跋涉。这个共和国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6年，却延续了信仰和生命，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基础。

《马背上的共和国》的作者，是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李升泉。他和另外一名作者李茂林一起，用了十余年时间，抢救了一批长征史实。在逐步丈量长征路的过程中，他以1931-1937年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角度切入，希望用细节还原一个生动的长征。在书中，他采用纪实文学的手法，记述了建立于1931-1937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在描写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的同时，更从共和国发展历程的维度写出了长征更为开阔的意义。

一个国家的诞生

时代周报：最初为什么计划以苏维埃共和国的角度来写长征？

李升泉：因为老家就是当时的川陕根据地，小时候就有老红军讲故事，祖辈也会给我们讲民间关于红军的一些传说。后来，我根据小时候听到的故事，觉得红军的具体情况可能比课本上的要更生动一些，因此就一直比较注意收集这方面的史料，利用休假时间断断续续地走了长征的路线，也翻阅了大量史料。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1931年10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这个共和国经历了长征，后来1937年9月22日因为国共合作正式取消，所以红军在江西建立根据地的时候，是以国家政权的形式建立的，这说明了当时红军的一个理想和追求。18年以后的10月，同样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1931年苏维埃共和国的一种继续，中华儿女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我们要爱我们的国家，就应该知道我们这个国家的源头，了解它所经受的苦难，前辈建国所付出的艰辛。我们写长征，不是单纯地从保全红军以及红军的生存意义上去讲它，而是从一个国家的诞生去写，这样更开阔，更深刻。

为什么叫“马背上的”共和国？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刚刚成立就经历了反围剿，经历了长征，这不只是红军的长征，也是一个国家的长征，这个国家机器不断地处于迁徙的过程中，所以叫马背上的共和国，这是共和国历程上最艰难的一段历程，但同时也是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基础。

时代周报：全书开端是从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受斯大林接见写起的，如何评价苏联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乃至对整个长征的影响？

李升泉：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早期的活动经费都是共产国际提供的。最初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人，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他们都不太满意，因为共产国际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是以维护共产国际为目标的。

比如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这是最初沙俄和满清共建的一条铁路，后来张学良驱逐了中东路上的苏联人员，收回了这条路，当时瞿秋白、李立三等人就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不是很符合当时中国的现状。后来共产国际派了王明、博古、张闻天，在六届二中全会一下子就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认为他们在苏联的表现比较好，比较令人放心。这些人走向政治舞台导致了后来革命路线的一些错误，也是长征的原因之一。

但是长征的影响也要分开来看。长征的决定实际上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了的，但是之后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电台被国民党破坏，等于被断奶了，这需要中国共产党独立面对当时的险恶形势，把红军带出险境，自然而然地，没有领导能力的人就被淘汰了，具有能力和胆识的人就成长起来了，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党的领导人。所以长征促成了中共领袖和领袖集团的成熟，也是革命走向胜利的一个基础。

长征史应突出几支红军的互动关系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遵义会议中毛泽东所起的实际作用？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李升泉：遵义会议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不得不开的会议。红军血战湘江后，总会有人问，谁应该为这么大的损失承担责任？过了湘江之后，中央还是要和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而蒋介石早就布好了口袋。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认为有责任说服中央，改变路线，他先是说服了王稼祥，后来又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红军进入贵州后，贵州敌人兵力非常薄弱，后来又连克几个地方，在这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显示出毛泽东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所以中央就形成一个呼唤毛泽东主持工作的要求，遵义会议的召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智慧的人，他觉得在这个时候不宜把问题搞得太复杂，不宜把政治权力问题作为重点，还是应该解决军事路线的问题，所以在会上毛泽东也没有做太激烈的批评，最后在王稼祥的提议下，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协助周恩来指挥作战。把毛泽东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当然，他的地位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毛泽东在危险之时，自觉担起带领红军去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过程，所以可以说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就基本形成了。

时代周报：共产党人在各地建立根据地时，跟位于上海的中央联系实际上是很不方便的，一封信可能就要走一两个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各根据地都能保持很好的组织纪律性？

李升泉：毛泽东、朱德都是入党比较早的党员，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观念，都是非常强的，当时中央离根据地都很远，信件传到根据地也有一个过程，但是总体上他们都是完全服从中央的指示，甚至包括打赣州、打长沙这类指示，都是坚决服从的，遇到问题他们及时向中央报告，然后再提出自己的意见。

后来从上海到江西苏区来的领导人，对苏区的政策进行各种批评，有很多是不对的，但毛泽东他们都是服从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因为一些问题从局部看起来是对的，但是从整体来说可能就不对。当时的根据地在全国有十多个，但是它跟占山为王的土匪就是不一样，不管到哪儿都是按照党的纲领，党的路线去走的，所以它的气象从一开始就是不一样的。

时代周报：这本书相比以往的长征作品，挖掘到许多新的史实资料，你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哪些？

李升泉：第一是红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央红军能够战胜千难万险，在很多时候是得到其他红军的帮助的，这可能不是一次战争的配合，但是在大的形势上得到了支持和影响。比如说湘江之战以后，中央红军转入贵州，这时湖南军阀何健一直咬住红军不放，在长征初期给红军造成最大损失的也是何健，这个时候红军发电报给二六军团，让他们向湖南军队出击，就牵制了何健。所以中央红军能够顺利进入贵州，从容召开遵义会议，跟二六军团的配合是不无关系的。

再比如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北，当时的中央发电报给红四方面军，让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威胁到四川军阀刘湘，当时的川军是很厉害的，但是刘湘也不得不把军队调回去对付红四方面军，给中央红军突出重围起到配合策应的作用。

第二是，张国焘和中央南下北上争论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历史中主要说张国焘是南下逃跑主义，但是张国焘又说中央红军北上是为了逃跑。实际上张国焘南下的理由也比较充分，因为南方大山多，便于红军生存，国民党大部队来围剿很难展开，而且南方高山大川地域分割，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军阀，不仅蒋介石的政令难以行通，就是一个省的政令也难以行通。而当时的北方由于地域辽阔，不像南方那么遍地都是山，不具有南方红军生存的那些有利条件。而毛泽东的看法就比张国焘要眼界开阔，有战略高度，他的看法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矛盾在北方日益加深，更加尖锐。中国共产党的初衷就是要建立一个实现民族和国家振兴的共和国，所以首先要把保卫国家不受侵略放在第一位，才能对人民产生号召作用。另外，由于没有高山大川，也更容易扩大共产党的影响，更容易集聚人力物力。后来实践证明，他的预见是非常正确的。

第三就是对红军牺牲人数的调查，当时对这个数说得比较笼统，中央红军长征是八万七千多人，过了湘江变成三万多人，到了陕北是七千多人。红四方面军开始也是八万多人，最后到达陕北将近三万人，这些人过去笼统地说，都在长征当中牺牲了，但是根据我们的考察，除了牺牲，减员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新人离队，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大规模扩军，广东、广西的军阀就在后面追着打，新入伍的人员就有离队的现象。

离队尤其是带伤离队，并不能说这些人的觉悟低，相反，更证明了党的一种强大的凝聚力，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还是有一大批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能够克服艰难险阻跟到底。减员的第二类就是伤残，由于没有地方政权，伤员一般就是给老乡一点银元，寄养在老乡家里，甚至由于战争过于激烈而被迫遗弃的。第三就是冻饿而死的，很多人是一家一家地跟着红军，有老的有小的，很多人在长途行军中，极度饥饿、极度疲劳的情况下死亡。

时代周报：长征的历史不断地被许多作家所书写，也不断地有人重走长征路，为什么长征有历久弥新的魅力？

李升泉：长征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主要在于它体现了人的信仰和精神的巨大作用。人类有思想，有信仰。越是在和平时期的平稳、寻常生活里，当年为了信仰而爆发出来的精神越是变得珍贵。长征所表现出来的人的信仰，追求所焕发出来的力量，是对人类精神的一种提升，疲劳、寒冷、饥饿都是对生存极限的挑战，它把人类的精神力量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这是超越时代的，具有一种永恒性。也是超越地域的，具有普适性，在这种永恒和普世的价值下，值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讲述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