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诺奖得主中国行 把脉中国经济转型

    财经 > | Time Weekly - 2016-09-13 03:11:33
  • [摘要] 中国经济短期来说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中国经济的增长几乎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且这样的增长时间维持了非常久,帮助非常多的人实现了脱贫,在历史上,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也是非常少

    CFP 供图

    解析消费升级与供给侧改革的背后逻辑

    诺奖得主中国行 把脉中国经济转型

    时代周报记者 马欢 发自广州

    由时代周报主办、罗浮宫家居集团独家冠名的第七届“诺奖得主中国行”将于2016年9月26日在广东佛山罗浮宫家具博览中心盛大举行。

    此次论坛主题为《消费蜕变下的悬念与机遇—备战未来,寻找中国企业发展新动能》。届时将邀请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及多位经济专家、企业代表,共同探讨在消费模式蜕变下,以创新驱动、以服务导向、以消费拉动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秘密,解读消费蜕变下的悬念与机遇。

    此前,在谈到迪顿的理论对于中国的现实意义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太大了”。他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今天也开始要回答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当今天海外需求逐渐消退以后,中国一直在期待13亿人口消费的动力,但是从目前来看,中国企业的产能仍无法在中国市场上获得有效释放。

    过去几年,中国中产阶层的稳步增长带来了经济变革和消费转型,而这一改变仍在继续。面对变革与转型,这位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又将如何献策呢?

    中国的消费升级 

    到2022年,将有超过75%的中国城市家庭年收入在6万-22.9万元人民币之间。上述定义的中产阶层在2000年仅占中国城市家庭的4%,而到2012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了68%。

    在中产阶层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居民基本需求整体上已得到相对较好的满足,基本费品增速也呈下行趋势。相比较之下,中高端和高品质产品及服务需求呈上升趋势,改善性消费快速增长。

    2016年6月,麦肯锡一份名为《重塑全球消费格局的中国力量》的报告指出:中国消费结构与发达国家日益相像,到2030年,中国家庭全年在食物上的支出占比将下降18%,而“可选品”与“次必需品”的支出将显著增加。未来15年,中国将贡献全球消费增量的30%。

    调查还发现: 在新兴中产阶层之中,上层中产阶层即将成为今后十年带动消费支出上涨的重要引擎之一。与此同时,一批更加全球化思维的中国新生代将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产阶层的增长在中国内陆小型城市的增长将快于东部沿海城市;网络消费者的影响也将继续加大。

    安格斯·迪顿的大部分经济理论集中在消费研究方面。他的研究,对于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型、消费和服务领域都需要快速且持续增长引擎的中国来说,极具启发性。

    在《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艺术》中,他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全面研究,对消费行为模型的建立和实证作出了合理解释,对各种方法的理论背景、应用范围及其问题做了有深度意义的总结。

    在《了解消费》和《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中,迪顿从个人消费行为的研究着手,研究了过去被经济学界忽视的个体间的消费差异。他的研究认为,要是社会财富增加,需要增加人们的消费,而在增加消费的行为中,要增加穷人的所得,消费增加才会有效,对高收入消费者而言,所得增加对消费行为影响不大。

    迪顿在分析消费问题时,关注的“是个体或者至少家庭层次以及总体经济层次上的消费和储蓄问题”,试图基于个人欲望和理性的假设, “建立一个描述个体消费行为条理清晰的理论”,以能够“解释各种各样经验事实,包括经济总体和个体两个层次上的事实”。

    在国内学者看来,如果能够借鉴迪顿分析消费问题的方法和视角,以及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来研究中国的消费问题,可能有助于正确认识消费拉动经济的有限作用和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

    消费升级背后显然蕴藏着巨大的需求和市场,可以成为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以及党的十八大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也可以为消费升级提供有利条件,如果能够同步解决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问题,消费升级就可以成为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的实际动力。

    改革供给侧

    2016年,中国经济正面临转折,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新的经济增长点还在继续探索中。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消费水平整体上还存在着差异,国内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消费水平也极不平衡。中国目前整体上就已达到市场相对饱和状态,许多消费品市场已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在商务部监测的 600多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平衡的约占1/3,供过于求的约占2/3。

    随着我国生产制造能力的快速增长,产品出口规模大幅增加,相对应的国际市场也逐渐出现饱和问题。在联合国统计的440种重要工业产品中,中国目前已有281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中国制造”目前面对的国内外市场都已呈现某种饱和状态,生产扩大已经难以继续,中国经济到了增速下降的换挡阶段。

    面对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及今后一段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生产的产品不能很好地满足消费需求的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通过“去产能”将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的产业中释放出来,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输送更多资源,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过去十年当中,我们看到整体西方经济的下行,或者说放缓增长,非洲也是。但是其他国家做得还可以,所以在这样一个不太良好背景之下,中国要在制造业方面像之前一样增长是比较困难的。”安格斯·迪顿分析了当下中国的困境。

    对于时下兴起的互联网经济,安格斯·迪顿也认为:“所有的创新都是一把双刃剑。电子经济把我们的世界和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同时影响了整个人类的购买结构,也不可避免会影响一些实体经济。”

    “如果没有这种双刃剑式的创新,我们不可能说比几百年前的人们活得更好,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创新,即便它是一柄双刃剑。”安格斯·迪顿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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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率先“闯关”

    2016年,在全国民间投资整体不佳,一些地区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广东省民间投资逆势上扬,上半年全省完成民间投资8591.07亿元,强劲增长19.6%。

    从行业流向看,房地产和制造业支撑了近80%的民间投资。从转型压力中突围的传统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而文化体育产业、科研服务业等新经济逐渐兴起,显示出经济强势增长的趋势。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分析,制造业民间投资较快增长,原因在于广东以消费品为主的产业结构投资周期短,抗打击能力强。与此同时,行政体制改革、机器代人等政策在珠三角城市得到较好执行,推动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新经济、新业态的兴起。

    不少企业家认为,新一轮的投资周期与此前规模化扩张不同,而是以科技创新、技术提升为特征。

    此前,迪顿认为,“发明创造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而经济增长使得家庭收入增加,从而带来了消费水平或福利水平的提升。

    数据显示,广东在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等相关行业投资增长较快。2015年,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信息产业民间投资分别增长36.3%、53.5%、42.2%,均比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快20个百分点以上;2016年1-5月,上述三个产业民间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分别增长21.4%、30%、37%。

    广东省经信委副巡视员官维平介绍,2015年广东省制定了工业转型升级3年行动计划,明确以新一轮技术改造提升现有产业,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数据显示,2015年广东工业技术改造2931.5亿元,工业投资完成1.02万亿元,同比增长20.8%,是10年来广东省工业投资最高的增速。

    2015年,广东在全国率先实施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管理试点,投资项目准入负面清单、行政审批清单、政府监管清单三份清单为企业“松绑”。政府对投资负面清单之外的项目,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承诺准入和告知性备案管理。据广东省发改委统计,备案项目占全部企业投资项目比例已从2011年的60%提高至目前的90%左右。

    广东各级政府普遍把民营企业当作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力量,千方百计保障民间投资同等参与机会,从省到市经常组织各类促进民间投资的活动。在2016年广东省民间投资项目推介会上,69个投资项目共吸引民间资本1328亿元,涵盖交通市政、环保水利、社会事业、商贸流通、综合开发等重点领域。在不少地市,招商的重点正从面向外商到面向内资,特别是民营企业转变。

    消除贫困

    对于当下正在推进建设全面小康的中国,迪顿的理论亦有借鉴之处。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脱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我国的贫困问题依然严重,特别是在中西部贫困地区。2014年,中西部省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在200万以上的有13个,其中贫困人口超过500万的有6个,农村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省份还有10个。现阶段的减贫难度越来越大,如何实现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而提高收入、减少贫困,促进福利与刺激消费恰好是迪顿研究的重点。

    2013年,迪顿出版的专著《逃离不平等》进一步聚焦世界贫富分化与不平等问题,探讨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讲述了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产生一个个新的不平等的故事。该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政府在分配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政策上的决策失误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对于中国建设全面小康,尤其是2020年完成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任务有所启迪。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迪顿属于新凯恩斯学派,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用严谨的实验经济学方法解决了现实问题。他认为,对于经济转型国家和贫穷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是一个显著的发展障碍。如果经济发展增添的财富只惠及一小部分人群,即便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人类发展指标仍然会停滞不前。”

    孙立坚说,目前,中国同样存在着收入差距的问题,一部分人没有收入的保障,无法进入消费市场中;而过度拥有资源和财富的人却已经失去了消费的动力,这有可能是因为这部分人所需要的和我们目前市场释放出的供给不匹配。迪顿的理论有助于解决收入差距,从而释放出更多有效需求。”

    迪顿推崇使用家庭调查数据,包括个人的消费行为、教育和医疗中的行为数据等,来测量贫困和生活标准,以及分析影响贫困和生活标准的因素。他撰写了多篇论文阐述如何有效地设计家庭调查问题,建议使用支出数据而不是收入数据来测量家庭福利水平,因为前者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贫困地区人民的福利。

    迪顿对世界贫困问题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流动是新兴经济体减贫的最主要因素;一些东南亚国家所取得的减贫成就主要归功于高速的经济增长,而非减贫制度和扶贫政策的设计。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今天,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下行压力增加,而且剩余贫困人口的贫困结构更加复杂,这就要求我们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的措施,针对贫困人口实施精准扶贫。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大同世界,而是在生活条件、生存机会以及福利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特别是“到了2000年, 世界上最大的贫富差距却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到现在也没有显出一点要缩小的迹象”。

    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迪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表示:“中国经济短期来说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中国经济的增长几乎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且这样的增长时间维持了非常久,帮助非常多的人实现了脱贫,在历史上,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也是非常少见的。”

    迪顿分析,中国的经济可能在增长过程中会经历一些调整,但他坚信未来,中国将有能力让更多的人摆脱贫困,并且缩小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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