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大咖迪顿：消费升级 机遇和悬念并存
时代周报诚邀安格斯·迪顿做客“诺奖得主中国行”。 与多位经济专家、企业代表，共同探讨在消费模式蜕变下，以创新驱动、以服务导向、以消费拉动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秘密
时代周报记者 马欢 发自广州
2015年10月1日晚，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学会前任主席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因为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要设计出提升福利和减少贫穷的经济政策，我们必须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而安格斯?迪顿的研究强化了这一认识，他的研究给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带来了变革。”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堪称是一位非常“接地气”的经济学家。他获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范畴，而又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人们会买什么东西？赚的钱是用来买东西还是存起来？如何判断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
这些实际的研究，在由复杂数学模型主宰的经济学世界里，尤为真实而稀缺。他也因此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价为“将经济重新带回现实世界”。
2016年9月26日，时代周报诚邀安格斯·迪顿做客“诺奖得主中国行”。 与多位经济专家、企业代表，共同探讨在消费模式蜕变下，以创新驱动、以服务导向、以消费拉动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秘密，解读消费蜕变下的悬念与机遇。
金钱可以买来幸福吗？收入与消费关系如何？扶贫应该怎么做？这位经济学家将用自己的研究，给与我们答案。
消费者是怎么花钱的
这位面容和蔼亲切的经济学家1945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1974年，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
迪顿在计量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才华，他与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并称“普林斯顿计量双塔”，在计量经济学界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迪顿原本是一位数学家，后来因为对人类经济行为非常感兴趣，才决定进入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学习经济学。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理查德?尼古拉斯?斯通创建（还得到了凯恩斯的帮助）。斯通是迪顿的导师，对迪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迪顿早年在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任教，1983年至今一直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他曾任职于很多著名的国际组织和学术团体， 2005-2006年担任过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9年任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同年担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
迪顿标志性著作，是1980年和米尔鲍尔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书中迪顿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和总结，阐述了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经济理论以及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对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都力求作出合理的解释。
《经济学消费者行为》一书重印了20多次，至今仍是经济学院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研究消费理论的必备读物。
之后，他们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的论文，提出了一个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AIDS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工具，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如用来解释福利经济学、政府购买的消费效应、各种政策制定及影响等，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政策导向性。目前，该系统已成为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标准。
2011年，该文入选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江艇认为，迪顿是一个研究消费问题的大家。因为“消费问题很重要，人们在给定的收入和价格的约束条件下，会对商品有一定的需求。估计人们对商品的需求模式和需求曲线，是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只有估计出人们的行为，才能进行政策评价”。
迪顿对于储蓄行为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上世纪50年代，大部分观点认为，所有的消费者都是一样的：他们希望让自己花钱的转变“平滑”一些。如果预感到赚的钱要变少了，他们就会少花多存；如果预感到赚的钱要变多，他们就会多花少存，甚至借贷。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迪顿发现了这个想法的一个大问题。如果按照这种推断，消费应该比收入波动更大，那意味着如果全社会经济突然变好了，它通常都会再继续好上一段时间，所以消费者应该使劲花钱、超过收入增加才对。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消费的波动比收入小。
迪顿将这种实际消费小于理论估计值的消费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平滑性”(Excess Smoothness)。迪顿的这一思想，即消费支出的变动趋势小于收入的变化，消费表现出了一个惊人的平滑性的理论后来被称为“迪顿悖论”。
迪顿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不要再以为所有的消费者都一样了。他们不同。每个人的消费情况是不能用整体平均代表的。
迪顿的这一发现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它让宏观经济层面的消费与收入研究不再过多依赖汇总数据，而是从个人层级开始，对整体数据使用更为谨慎。
成功衡量了贫困
上世纪80年代，迪顿逐渐将其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发展问题上，并利用家庭调查数据解释各种发展政策问题。
在他之前，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活跃。由于缺乏数据，几乎不可能套用各种理论，甚至无法清晰描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贫困状况。现今，情况已经大有改观，发展经济学已是最为活跃和最为重要的经济学分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迪顿的研究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
迪顿的一项核心贡献在于，他推动了家庭调查项目的建立。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期间，他加入普林斯顿大学发展问题研究项目，并建立了一个对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团队，使得普林斯顿成为研究发展问题的主要基地之一。通过在世界银行的工作，迪顿促成了生活标准测度调查的设计，从而取得很多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迪顿利用这些数据以及其他数据开展了很多有影响的研究。
20多年来，迪顿坚持以住户调查方式，获得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测量和贫困程度的一手数据。他倡导通过这些详细的数据，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和汇率等统计数据来衡量贫困和福利，并评估政策效果。他还测试出衡量贫穷国家的最优数据收集方式，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由于物价以及消费产品品种、质量不同，而产生的统计口径差异问题。
这种调查并非易事。一个例子是迪顿关于家庭内部性别歧视的研究。有很多迹象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男女比例失调。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女儿获得的资源比儿子少。但是这个假说很难检验。（研究者或许可以住进观察对象的家中，观察他们的消费选择，但是被观察到也可能改变行为。）为了克服这个难题，迪顿巧妙地利用家庭调查得到的消费数据来间接估算女儿是否只能得到更少的资源：当家里有了儿童时，成人的消费用品（如成人的衣服、烟草或酒精）是否减少。当儿童是个男孩而不是女孩时，如果成人的消费减少，则说明男孩被赋予了更多的资源。
在1997年出版的《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计量方法》一书中，迪顿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调查表的设计、经济计量分析工具的选择，还讨论了相应的政策问题。迪顿强调，家庭调查是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关键数据源。
迪顿指出，家庭调查不仅能够提供各种受政策影响的经济变量信息如价格，而且是一个研究相关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数据源。他利用这种家庭调查研究方法，分析了科特迪瓦、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几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性问题。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委员约翰?哈斯勒(John Hassler)表示，迪顿最早在发展中国家倡导利用家庭调查数据，尤其是消费数据。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对生活标准和贫困的测量。微观经济分析已成为当代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石，而迪顿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他的研究工作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我们对不同时空领域贫困比较问题的理解受益于他的研究，并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约翰?哈斯勒表示。
在微观层面成功地衡量了贫困的迪顿，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直言：“我们并没有走出贫困的森林，对于地球上许多人来说，情况糟糕极了。”
迪顿指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能力缺位。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里，迪顿指出：“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在他的观点中，明确反对富国对贫国的直接援助，认为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即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而穷国最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
迪顿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理顺政策，创造环境，加强教育，提高贫困者的知识技能水平，贫困者才可能逐渐具备发家致富的造血功能。
金钱可以买来幸福吗？
近年来，迪顿的很多工作都集中在对健康状况、死亡率以及它们与经济状况关系的研究上。迪顿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动摇了一些传统观点，比如，他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了“不平等不会对健康构成危害”等。
他在中国的主要著作之一是《逃离不平等》。该书关注人类发展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
发展导致了不平等，不平等却时常有益发展，比如它会为后进者指明发展方向，或者刺激后进者去迎头赶上。但不平等也时常会阻碍发展，因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会破坏追赶者的发展道路。
在该书前言中，迪顿这样写道：“不平等经常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后果。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同一时期富裕起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第一时间获得洁净的水、疫苗接种或预防心脏病的新药等救命之方。不平等反过来影响了社会发展。这种影响有时候是正面的，比如印度的孩子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他们会去上学接受教育。但要是既得利益者为了阻止后进者的追赶，抽掉了他们向上行进的梯子，那么这种影响就是负面的。”
迪顿在书中对金钱和幸福的关系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他问道：“首先，不平等导致了哪些问题？不平等到底是有益发展还是有害发展？其次，我们所谈论的各种不平等中，哪些是至关重要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否对社会有好处？最后，如果没有好处，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规则和制度是否正确？富人会不会限制穷人对社会运行管理的影响力，以达到伤害其他人利益之目的？健康上的不平等是否和收入的不平等有相似之处，或者说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差别？”
迪顿认为，贫富不均的差距比收入差距更大。只要有一部分人的收入非常高，这些收入最终会积累成非常大的财富，造成富人世袭财富的现象。
迪顿著作《逃离不平等》的中文版译者崔传刚认为，迪顿著作带来的启发是，除财富不平等外，也需要看到整体福利不平等可能导致的问题。在未来，中国也好，世界也好，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也不单单是财富问题，甚至不是财富问题，而是综合的福利。
迪顿也在该书中对于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取得的经济成就赞叹不已： “中印两国谱写了奇迹，两国高速增长是解决世界贫困的动力源。”
迪顿还对收入与福祉之间的关系即“幸福是否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展开过研究。迪顿在与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合著的《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评价但没有改善情感福祉》一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两者的关系。
通过探讨迪顿得出结论：钱多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但钱少定是与情感痛苦有关；高收入得到的是生活满意度，不是幸福本身；而低收入是与较低的物质生活和情感福祉相关的。
与此同时，基于盖洛普的世界民意调查报告，迪顿分析了世界各地的收入、健康和福祉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人均GDP较高的国家，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而最贫穷国家的收入增加会使得生活满意度大幅度提高。
不仅如此，迪顿也与合作者共同绘制了一份美国幸福地图：在华盛顿每年挣9万美元才能感到幸福，但是在密西西比州可能只要6.5万美元就很满足了。
迪顿的研究成果显示，不同的发展政策对不同的家庭和个人带来的福利可能很不一样，因此对于政策的评价需要检查微观经济的实证层面。
对于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型、消费和服务领域都需要快速且持续增长引擎的中国来说，这些因素亦是为政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经济学家张连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迪顿的主要贡献就是在于用实验经济学解决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或低收入的国家来说，收入不均衡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如果财富增长仅仅惠及少数人，这就没有任何意义，生活质量和发展指标也会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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