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教官”到教授 俞可平的两种责任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6-08-02 00:14:56
  • [摘要] “现在我是教授,我以前经常开玩笑讲,我以前更多的是‘教官’,我们以前更多地是给官员讲课,现在我回到大学给学生讲课了。”在6月26日的演讲中,俞可平说。

    以学术推动国家进步,或许是俞可平当下最大的愿望。

    时代周报记者 刘巍 发自广州、深圳

    在北京大学举办的“2016年中国青年政治人论坛”开幕式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俞可平在数十位年轻的男女的簇拥下,站在前排中央。

    所有年轻人穿着西装或其他正装,俞可平的着装,是“老干部”风格的灰色夹克套白衬衫,站在中间,尽显为人师表气质。

    当天是2016年4月23日,显然,俞可平还处在从官员到教授和院长的角色转变过程中。从2006年因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发巨大反响而成为国内外瞩目的“文胆”,到接下来将近十年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角色,再到目前的“院长+教授”身份,俞可平的身份转变是巨大的。

    待到2016年6月26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讲“政府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时,出现在时代周报记者面前的俞可平,已经轻松自如了许多。在回答时代周报记者“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之后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时,他坦率地表示:“我自己的情况很简单,就是喜欢做学问,国家也急需做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所以我回归学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现在我是教授,我以前经常开玩笑讲,我以前更多的是‘教官’,我们以前更多地是给官员讲课,现在我回到大学给学生讲课了。”在6月26日的演讲中,俞可平说。

    他已经可以调侃自己的当下和从前的角色;也可以在回答时代周报记者的提问时,轻松将语意藏在他为中国政治语境创造的诸多概念和语句当中。作为学者,俞可平的不少研究和观点,都致力于在中国的多个阶层中寻求共识,比如他近年大力推广的“善治”概念。那么,他如何看待经济“新常态”对中国走向善治的影响呢?

    俞可平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我还是乐观的”:“经济不出大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慢慢解决,不会形成一个全面危机。”

    作为著名的政治学学者,俞可平接着继续回应了近期几乎全社会对于“危机”的担忧,“我认为现在没有执政危机。”他认为,恰恰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深厚的积淀,才使得我们现在遇到一些困难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在世界上拥有这么强大的地位。

    “我们应当感谢邓小平,要感谢早些年的那些改革者,为我们积累了这么好的基础。我相信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党有足够的智慧来处理目前遇到的这些困难。”俞可平说,“但是有一些局部的治理危机,这些治理危机如果不解决,可能形成执政危机。社会公信力的问题、公平正义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等,如果久而久之不解决,老百姓会越来越不满,那时候就会演变成执政危机。”

    从“教官”回归教授

    从因为住房分配问题而离开北大,到辞去行政职位重回北大,这条路,俞可平走了27年。

    俞可平是建国后首批政治学博士生,师从当代中国政治学主要奠基人之一赵宝熙。他出生于浙江的农民家庭,17岁就成了生产队干部,“一个十足的农村青壮劳动力”。从绍兴师专政史系和厦门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俞可平先后两次报考了北大,最后被录取。

    毕业后,北大无法解决俞可平的住房问题,而中央编译局赏识俞可平的一位教授答应给他一个单间,俞可平就这样进入了中央编译局。

    2001年,42岁的俞可平就已成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几年后,他的研究被收录进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思想家翻译系列”项目。学会董事会主席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用英语把中国最好的思想作品在有影响的美国人当中广泛传播,“中国已经拥有一批世界级思想家”。

    2006年,俞可平最著名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发表,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北京日报》,原题为《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辩证》,此文一发表,随即引发海内外巨大反响,俞可平也因此被誉为了“文胆”“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而14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经历,让俞可平在过去多年中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个官员,但他本人从未远离过学术。

    此前,中央编译局的官方网站显示,俞可平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比较政治、中国政治、政府创新、公民社会、全球化、治理与善治。除编译局副局长外,他同时担任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等。他也兼任北大、清华、人大等知名大学的教授或研究员。

    “起码有三四年了。我一直希望能够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2015年俞可平辞去行政职务后在访谈中对媒体如此表态。

    “俞院长”这半年

    2015年10月30日,作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进行履新演讲时,俞可平说:“我离开北大时,身上怀着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的强烈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就是: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27年后我重新回到了母校,我身上的这种责任感始终没有减弱。”

    俞可平的师兄、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徐湘林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了对于俞可平回归北大的欣慰:他回来,对北大、对学院和对他自己都是一件好事。

    和多数新上任的领导一样,下车伊始,先要调研。徐湘林回忆,俞可平上任院长不久,就召开了一整天的座谈会,俞本人从早听到晚,认真做笔记,然后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不少布局。“现在各项工作都在推进当中。”徐湘林说。

    俞可平在正式回到北大上任院长之前,也许就有了不少考虑和思路。

    俞可平在履新院长的交接仪式上就曾表示:“北大政府管理学院下一步既要有一批引领政治学研究、处于学术前沿的权威学者,也要有一批对党和国家重大政治议题具有影响力的公共政策专家。”

    2016年初,在俞可平的推动下,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新老班子完成交接,新老教职也实现了更替。

    北大官网消息称,2016年1月22日下午举行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召开行政领导班子换届任免大会。会上,俞可平着重介绍了院新行政班子五个方面的工作重点:建章立制、转变风气、加强学科建设、优化人才队伍和拓展对外合作。

    回到北大之后俞可平亦开始网罗人才,尽管并不够顺利。“回到北大以后我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北大的这个中心在全球范围内招人,待遇挺高的,但是很遗憾,如果你是研究现实问题的话我就不要。我要的是研究政治哲学,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历史,还有中国政治学,完全是纯学问的。”俞可平说。

    这与他辞职前的思路一脉相承。

    在演讲中俞可平表示,从中央编译局到北大,他说服领导让他回去的第一个理由是,现在中央强调智库建设,他自己在中央编译局就是负责智库的,智库的英文是“思想库”,得先有思想,没有思想的话这个对策都是短视的,“所以我要回到北大去从事思想研究”。

    “众所周知,以前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比较乱,俞可平来了之后风气好转了。”该学院一位教授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徐湘林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俞可平希望整合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共同推进研究,这一工作还在进行中。

    两种责任

    以学术推动国家进步,或许是俞可平最大的愿望。

    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文中写道: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

    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但是,归根到底,治理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

    在演讲中,俞可平发表了对当下中国行政体制的观察和判断:“本来我们的行政成本就相当高,尽管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公务员只有700多万,但我们的公务员事实上不包括合同制的、事业单位的,两者再加上去是个天文数字。我讲的行政成本不光是人头费,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的转型时期,公务员多一点俨然可以理解。关键是,整个的行政成本太高。”

    俞可平在去年的一次媒体访谈中,对比了自己两种角色带来的两种责任:“一种是对现实政治进步的责任,一种是对学术研究的责任。我在中央编译局,因为这是一个中央机关,所以更多的可能是想为推动现实政治的进步做一些自己的努力。在中央编译局,我参与了很多中央的重大决策调研和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我发起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已有15年了,为推动中国政府创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做了不少努力。另外,我还发起了中国社会创新奖,推动中国的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创新,鼓励它们为社会进步做贡献。”他补充说。

    距离俞可平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已经过去了快十年。2006年12月28日,此文发表,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近年来,俞可平提倡的治理现代化研究、善治以及地方政府创新等,均有较大影响。

    在这十多年当中,俞可平经历了两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央强调干部能上能下。我做了14年的副局长了,做副局长的时候多年轻,自己研究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了解一般一个干部在一个岗位上不得超过8年。”俞可平在谈及自己辞职原因时如此表态。

    “我有一种推动学术进步的强烈责任感。”俞可平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如今他可以专心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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