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钱穆

2016-06-14 03:30:45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格瓦拉

谈起钱穆（宾四）先生，普通读者马上会想起《国史大纲》，想起这部名著在序言部分对国史表达出的“温情与敬意”。钱先生传奇而辉煌的一生，是每一个对中国历史和思想史感兴趣的人都必须了解的。此前，已有钱先生高足余英时先生所著的《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这次，戴景贤先生所著的《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由东方出版中心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引进，同样值得一读。

戴景贤先生亦是钱穆先生的嫡传弟子，从高中二年级起便师从钱穆，每周请益，二十多年勤学不辍，为研究钱穆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积攒了丰厚的基础。这本《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尽管文笔非常文言化，但其论述与分析完全是站在大的思想史脉络和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上进行分析的，从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尊崇与温情，再到注重文化整体观和传统经史研究方法的治学思路，都深得钱穆先生的衣钵。

此书由七篇学术论文汇编而成，同时辅以戴景贤对钱穆先生的深情回忆以及钱穆先生的生平事略和著作版本目录。书中，戴景贤本着以学术为中心的角度，解释并扩展了钱先生的思想体系，着重于钱先生同时期学者的学术考究，比较了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等著名学者的各家所长，以及他们的不同点和断裂处，并凸显钱先生的独立角度，其对学术的认真态度，进而发掘自己的思想内涵。

以第一篇《无锡钱穆宾四先生学述》为例，文章开宗明义，梳理了钱穆先生平生最重要的四大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这四部名著是钱穆先生卷帙浩繁皇皇巨著之精华，钱先生对史料的组织与考订、对中国思想史的探索都经由这些巨作承载阐释。戴景贤由此总结钱先生对史学研究的态度是：须驾驭众多的史料供研究者驱遣；要培养观察历史的眼光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使研究的历史知识能与当代发展产生的种种问题相联系，产生研究的价值，而不只是作为学究和考古老死书斋。

钱穆的最高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靠自学成才。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从一名小学教师一跃而为北大国文系讲师。坊间常有狂悖之人，议论钱穆先生是“逆新文化之潮流而动”，还曾有人嘲笑钱穆考证孙膑、孙武为一人是“腐儒”，这些人忽略了时代背景，在“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多事之秋，中华文化在时代洪流和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岌岌可危，西方学术思想压倒性地取得了文化话语权，钱穆却以独树一帜的国学研究弘扬了独立的学术精神，延续了儒家文化。

正是这种决绝地为“旧中国”说话、批评主流学派的姿态，决定了钱穆此后的人生道路。

1946年，西南联大完成使命，诸校复学。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重启教授聘书，钱穆未在其列，这成为他淡出主流学界的标志；1948年，胡适、傅斯年主持评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在81位院士名单中，钱穆再次落选；而当胡适与傅斯年随国民政府远去台湾时，钱穆自当不愿跟随，香港由此成为他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的地方。

余英时曾给钱穆撰挽联：“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挽联恰如其分地阐释了钱穆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而在这本书中，戴景贤最后总结：钱先生的一生，“始终保持一史家之冷静与一儒者对于中国学术与历史文化之传统信念”—两大高足也是钱穆先生的知音。

最后，当我怀着“温情与敬意”合上这本《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时，想起了朱学勤先生在《我时常想起鲁迅，胡适与钱穆》一文说的：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