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卖时政书，朱大平也是蛮拼的

2019-08-15 12:02:55

来源: 时代在线网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整版“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的彩色广告，登广告的人是朱大平，这则广告花了他10万美元。

以编写党政类图书起家，《纽约时报》刊登习近平访美广告

在美国卖时政书，朱大平也是蛮拼的

时代周报记者李兮言发自广州

美国东部时间晚上9点半。一接到时代周报记者的电话，朱大平就说，这段时间以来，他已经接受了数十个采访。身处纽约长岛的家中，面对记者的提问，朱大平尽量展现出耐心的一面，“没关系，慢慢聊，我通常都是早晚工作。”尽管如此，在某些问题的回答上，他还是显露出了疲惫。

频繁的采访源于一则广告。9月7日，《纽约时报》美国版刊登了一整版彩色广告。以五星红旗为背景，中英双语版的“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相当醒目。欢迎词下方，是中国时代出版公司（CNTIMES INC.）今年8月推出的两本新书：《习近平时代》、《习大大说我们如何读经典》。登广告的人是朱大平，中国时代出版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朱大平。这则广告花了他10万美元。

这不是朱大平首次因为广告引起关注。2009年，他创立的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在央视新闻频道、经济频道和中文国际频道同步高频率播出广告，主推《领导干部决策大参考》、《论剑》等系列丛书。那一次，他花了6000万元人民币。

以党政类图书起家

朱大平，湖南邵阳人。身为60后，他原先对前途的最好设想是“学而优则仕”。1990年代，朱大平从湖南湘潭大学本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中外政治思想，一心希望毕业后能进“机关单位”。

1995年7月，朱大平第一次参加公务员考试，考了59分，选择暂时在一家报社“过渡”。半年后，他被调入北京市委宣传部党员教育处，负责全市121万名处级以下党政干部的教材编写。仅仅四年半后，32岁的朱大平辞职下海。

为何辞职？之前媒体报道有说“机关撤并”，有说决心创业。电话里的朱大平否认了这些原因，含糊其辞了一会后，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当时刚从学校出来，年轻气盛，2000年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本来是可以慢慢晋升的，可是犯了错误，我没有办法。”具体犯了什么错误，朱大平不愿透露。总之，犯的错误让他感到仕途无望，“身不由己”之下，辞职下海。

小个子朱大平爱琢磨。

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工作经历，让朱大平看到了巨大商机。他发现，原本“卖干部教学书也能赚钱”。2000年底，朱大平在北京东城区城乡结合部的一栋“小破楼”里租了一间两居室，创立“北京社教文化信息中心”，即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开始做党政干部的培训类图书。

2001年恰逢中共建党80周年，朱大平做的第一本书就是入党教材。以之前的经验，他明白，机关“有这个需要”。朱大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依靠此类教材和辅导图书，仅2001年，公司年营业额就达三四千万。

2006年，根据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讲座内容，朱大平组织出版了相关主题的《大国崛起》。再一次“赶巧”，这一年，央视播出了同名电视片《大国崛起》。借此东风，朱大平的《大国崛起》销量甚至超过了央视出版的同名图书。

2008年，朱大平的公司股改，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年营业额在两亿元左右，后来最高峰时达6亿—朱大平认为自己的公司在“中国时政图书领域是头号”。虽然赚了钱，但让朱大平无法忍受的是：“他们（国有出版社）认为，国家的钱、干部的党费，怎么能给你一个民营企业赚走呢？因为这点，我一直受到国有出版社尤其是中央级国有出版社的一致挤压。”

2012年夏，朱大平在美国成立中国时代出版公司。

推广图书，中美大同

在美国生活、工作四年后，朱大平的英语水平仍然不高。在《纽约时报》的广告上，朱大平留了自己的电话，这不符合美国的广告习惯，但他执意如此。随后，他的确收到了很多电话，但在仅仅对话了几个人之后，朱大平就不得不将电话交给助手—打电话来的人都说英语。

朱大平给自己娶了个英文名字叫George，来自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我英文不好，知道的名字也不多，但就这个名字还知道，”朱大平忍不住笑，“没有太多意义在里面。”

据公开资料，中国时代出版公司系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纽约投资成立的全资出版公司，总投资额为500万美元。

纽约的大型出版商多集中在曼哈顿中区，朱大平因此把办公室设在这个区域最繁华的第五大道上的一座5A写字楼里，100多平方米。面积不算大，但斜对面就是纽约公立图书馆，不远处则是著名的时代广场、中国驻美大使馆。

朱大平聘请了七名当地员工，其中六位是白人，一位是华裔。Paul Myatovich是六位白人中的一位，职位是市场销售经理。今年5月，在纽约举行的美国书展（BookExpo America）上， Paul对美国媒体表示：“我们要给来参展的美国人和西方人一个机会，看看中国出版物的广泛性—中国图书已经不是《毛泽东语录》那样的了。”

朱大平自述自己经常会与员工意见不一，但大多数时候，员工还是会服从这位来自中国的George。朱大平强调出版书籍的深度，他认为，《习近平时代》中的每一个论点都有严格的论据支撑，“所有数字、资料都有说明出处。”整本书按西方的阅读习惯写作，主要谈习近平是一个怎样的人。

每次新书推广，朱大平还会花钱聘请专业的公关公司。有时候，他并不满意美国当地的公关，认为“办事风格太理性”。“他们按流程做，没有太多的创新，你让他去搞一个特别的公关活动，做一个很突出的事情，比较艰难。”朱大平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经营了十多年图书出版的朱大平，本身就是一个公关高手。2003年后，他会将相关书籍赠送给每个省的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朱大平觉得，这样的做法拉动了图书销售。“一个领导说好，那就是向全世界推广。”

这样在国内惯用的做法，被朱大平复制到了美国。《习近平时代》和《习大大说我们如何读经典》出版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全体内阁成员、参众两院议员都收到了样书。

此外，朱大平还会把样书寄发给读者、媒体，这些样书占印刷总数的10%-20%。

事实上，自今年2月份媒体公布习近平将于9月底访美后，早在3月份，朱大平已经开始着手布局宣传，他让员工跟媒体联系、寄样书。约300家美国媒体收到了英文样书，“迄今为止，已有20来家美国媒体完成了访问，但是他们要赶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达陆美国时才会踩点发稿。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两本书在美国媒体的发稿会形成一个相对的高潮。”朱大平说。

所有样书的印刷和邮寄，成本约为2.7万美元。加上广告、公关等费用，朱大平算过，两本新书的推广花费在17万-18万美元之间。朱大平认为很划算：在《纽约时报》广告投放后，《习近平时代》一书的亚马逊排名从第120万名快速上升，最好时到第6万名—截至记者发稿时，此书排在39万名左右。

George Zhu的美国日常

朱大平和家人目前持工作签证留美。他说，在美国的生活“大部分时候很平静，也不大忙碌，我都不经常去第五大道的办公室”。每天早晚，朱大平通过邮件处理北京公司事务。“在北京时，我管理500人，现在管着那几个人，觉得很无聊。”朱大平笑道。

因为英文不好，朱大平接受的资讯几乎全部来自中文媒体。他不看当地报纸，每天登录《世界日报》网站浏览，喜欢看台湾中天的电视新闻，朋友圈子也以华人为主。“美国是异国，文化有差异，语言有差异，所以会感到非常的无助，也会非常的寂寞。”

即便如此，他坚持和美国当地的出版圈保持交流。“美国大众出版的五大出版集团，我已经拜访了四家。”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的喜欢。“老实说，我很喜欢美国。你只要说自己做出版的，所有人都高看你一眼。我感觉这个国家前途无量，所以中美之间一定要合作，一定要共赢，不能对抗。”

“让美国人好奇，目标就达到了”

时代周报记者李希言发自广州

时代周报：你善于抓住时机出版图书，如建党80周年、央视播出《大国崛起》，现在是习主席访美。你是怎么抓住这些“恰好”的？

朱大平：我研究生学的是中外政治思想，再加上在机关工作了几年时间，这几年时间让我对精英群体的阅读习惯和定位有一定把握。我对时政这一块的敏感度非常高。

时代周报：在美国，什么人会看《习近平时代》和《习大大说我们如何读经典》？

朱大平：首先是政界的人、美国的政党，不是搞政治的人不需要懂这个。第二个读者群是美国的学术界精英。美国的学者独立性比较大，话语权也比较大。还有美国的企业家。美国的政界、商界、学界精英都看《纽约时报》。

时代周报：但这涉及一个问题，这些精英看到广告后，很容易产生“宣传者”的印象。

朱大平：这个商业广告是9月7日登出来的，在报纸第5版。同一期报纸的第7版，有两版《美国国家地理》的广告，美国图书做这种大媒体的广告司空见惯，太正常了。至于美国精英对这个广告行为到底有什么反应，目前我没有听到太强烈的声音。

美国主流圈对中国好像不很感冒，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中国缺乏全面的了解。美国人不会太喜欢我们的书，这是肯定的。但他们看了广告，不管持什么态度，至少能好奇地想看看这本书，那么，也许书里大量的证据会影响他们的一些看法。这样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

时代周报：登广告之前，你是不是已经设想过会有质疑的声音？

朱大平：当时我考虑到了会有这些反应。现在的社会是多元化的，在美国更是这样。这个事是我的个人行为，跟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到现在为止，中国国家方面的媒体没有一个报这件事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一套都没有。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不是官方的想法。这次的书封，原来是想从新华社购买习主席的照片，但是新华社要求买照片要单位出具证明，最后我们只能从彭博买照片，500美元一张。

时代周报：和中国时代之前出的英文书相比，这两本书的风格太不一样。之前的设计风格是美国式的，但这两本书的中国符号特别明显。

朱大平：原来的书都是美国设计师设计的，但是一些专家和美国当地的经销商提出来说，中国的书，首先一看就要像中国的书，这两本书我是找中国设计师设计的。

时代周报：为什么请熊玠担任《习近平时代》的主编？

朱大平：熊玠有几个标签。第一他是马英九的老师，是当年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起草人之一。他出生在大陆，在台湾长大，大学毕业以后去的美国，在美国已经57年了。1987年，邓小平用专列把他从北京接到北戴河谈了6个小时。改革开放之初，他对于大陆和台湾之间关系的建立和沟通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熊玠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学和国际法，所以他的视野比较宽，在这两个领域应该可以给中国提供很多建议和意见。

时代周报：你在中国做时政书很成功，但到了美国这个优势不存在了。你怎么办？

朱大平：我在美国设立公司有几个盈利点。第一，我身在美国，对美国的出版市场比在中国时要了解得多，我会及时向国内反馈情况，向中国的公司出售一批美国的版权图书。我们现在基本上每个月向北京提供100种以上的版权信息，由他们决定做不做；第二，我到这里来以后，基本上两个公司是联动的，时政图书是我的一个兴趣点。在美国，时政类图书很容易成为超级畅销书。除了时政书，我们还做两类书，一类是国内著名的文学作品。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在美国出版，在全球是有标杆性的作用。文学作品在美国赚不了钱，怎么办？很简单，在做这类书之前，我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把这部作品的中文版权卖给我的北京公司。我会通过北京公司的盈利来补贴一部分到美国的出版。第三，我在策划一套书，叫“中国的企业家”，我来给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出传记，因为传记在美国是最好卖的。一旦出成书，就能够动用美国大型媒体做推广，而如果直接做产品，大媒体不会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