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官僚，台湾经济改革的推手

2015-09-09 10:57:59

来源: 时代在线网

20世纪50年代，台湾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型为高效的市场经济后，国民党在台湾站稳了脚跟。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艾文文发自广州

20世纪50年代，台湾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型为高效的市场经济后，国民党在台湾站稳了脚跟。这场革命性经济改革如何发生？陈诚、尹健容等关键人物如何突破重重阻力？公营企业、私营企业各自的变革之路有何不同？蒋介石为何在关键时刻力挺改革派？

在《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一书中，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郭岱君教授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探索。除却学者身份，郭岱君在台湾政务机场担任公职。

学者与公职两种身份给予郭岱君相互参照、相对客观的视角。在台湾经济改革中，她直面了如下关键问题：当决策者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是该大胆转型还是沿用旧章？如果选择转型，应在多大程度上保障私有财产？又应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决策当局的权力？改革启动之后，面对不同发展线路的竞争，面对既得利益集团与社会舆论的反弹，当局对社会资源的掌控是继续放松还是抓紧回头？改革的幅度到底该多大？发展的速度究竟能多快？

“从1978年以来，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增长了4倍，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大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过去30年来的发展模式已经遇到了瓶颈，深化改革迫在眉睫。今天，大陆的改革开发政策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郭岱君希望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能供大陆参考。

三次财经大辩论

1949年国民党撤退至台湾时，台湾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2/3以上的产业为公营，政府严格管控各种经济资源与活动，农业生产停滞、通货膨胀严重、对外贸易几乎停顿。

随后十年间，国民党发起一连串大规模财经改革，台湾经济脱胎换骨，造就了台湾长达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并带动台湾社会转型。

书中，郭岱君强调了1952-1953年与1957-1958年两次财经大辩论对台湾整个社会思想转变的重大影响。

第一次财经大辩论的议题为 “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辩论引发台湾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逐步趋于稳定后，基本解除通货膨胀。但台湾经济要想再进一步发展，受面积较小的市场限制，为突破这一艰难的瓶颈，唯一的途径是打开外销市场，改革外汇贸易政策，如此激发第二次财经大辩论的议题：“如何推动外汇贸易改革？”

在郭岱君看来，高效的市场经济形成“必须先有思想的改变，然后推进制度的变革”。“当年，任何改革都会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对抗，在这个时候，改革者不能犹豫或退让，唯有坚定不移地战胜强大的反对势力，才能建立新的制度。”郭岱君总结。

第三次财经大辩论发生在1958年年底、1960年初，议题进一步扩展到“是否需要推动全面改革？”

1960年6月，曾任台湾当局“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的尹仲容发表题为《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的长文，指出“经济发展仅仅快并不够，还需要适当的制度、政治、社会环境相配合”，而“过去十年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大失着，是没有发动一个全面性的革新”。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界和工商界的热烈讨论，批评多于赞扬。

技术官僚，理工生重实务

郭岱君在书中，强调了能干的技术官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最关键人物是尹仲容。尹仲容被台湾工商界称为“中国的欧哈特”、“台湾经济之父”、“台湾工业化之父”，为台湾经济步入正轨、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尹仲容的经济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主张经济全面改革与发展，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

严家淦则是台湾外汇贸易改革中的功臣。据郭岱君介绍，当年，就“单一汇率”问题，赞成派与反对派对峙相当激烈，不仅在媒体上打笔战，而且经常互拍桌子对骂。1958年，严家淦二度出任“财政部长”，主导推动外汇贸易改革，支持单一汇率的自由化政策，鼓励厂商外销，开启了此后数十年出口导向型的台湾经济。1960年代，台湾外贸额从7亿美元升至40亿美元，年均经济增长10%；1970年，台湾外贸首次出现顺差，出口导向经济基本成形。

“此外，还有李国鼎、王蓬、严演存、王作荣等一批理念接近、才德兼备的技术官僚，他们都得到了发挥空间，施展了才智和热情。”郭岱君说。

在郭岱君看来，台湾面积小，任何作为和决策，很快就可以看出效果。这些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僚，较为实事求是，并不拘泥经济理论，他们从实务中得到经验，并在一次次的经验中自我修正，最终探索出一套最适合台湾发展的经济体系。

郭岱君：改革需要领导者的决心与魄力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艾文文发自广州

时代周报：在书中第七章《政治领袖、制度转型、新市场经济兴起》中，你总结了“台湾经济顺利转型的秘诀”，提到“蒋介石、陈诚的政治领导，是台湾地区经济改革顺利的重要原因”。蒋介石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郭岱君：蒋介石到台湾后决心改革，政党的改革、币制改革、土地改革、政治革新等，然后就是经济改革。他把经济发展的重任交给陈诚，而陈诚知人善任，重用尹仲容、严家淦等，才能有顺利的经济转型，十年之内，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

时代周报：借鉴台湾1949-1960年那段历史，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才真正有利于形成高效的市场经济？

郭岱君：台湾经济仅能参考，不能复制，大陆比台湾地区大得多、复杂得多。台湾经济得以顺利转型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政府不下场。当局在上世纪50年代就了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因而谨守“维护一个适宜经济发展的环境” 的定位，自己不下场，就不会出现又是球员又是裁判的情况。

在我看来，可供大陆参考的台湾经济发展经验如下：首先，改革需要决心与魄力，特别是领导者的决心与魄力—而不是遇难则退；其次，尊重专业；再次，审时度势，巧妙地以管制经济的手段来推动市场经济；最后，必须推动全面改革，而不仅仅是财经方面的改革。

时代周报：你在研究中强调了一群能干的技术官僚在台湾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这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是否比较特殊？

郭岱君：台湾经济发展的历程，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确是个特例，比方说，经济学家的参与和贡献之大，其他地方少见。再比方说，个人如尹仲容扮演了如此关键的角色，也是特例。

时代周报：1960年9月，尹仲容发表《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指出经济发展仅仅快并不够，还需要适当的制度、政治、社会环境相配合，“过去十年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大失着，是没有发动一个全面性的革新”。你怎么评价这一观点？

郭岱君：这正是尹仲容的不同凡响之处。当时大家都对改革的成就沾沾自喜，尹仲容却率先提出：经济改革仅仅是财经方面的变革是不够的，它需要一个包括赋税、预算、政治效能、社会文化等全面性的革新，正因为有这个觉醒，台湾才能形成制度上的变革（institutional change），改革才能持久。

时代周报：你在书尾说：“大陆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正苦于现实的挑战，主要是改革的挑战……但是，仅仅反贪腐是不够的。”你认为大陆目前改革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郭岱君：一个全面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