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突围：从最陡的地方爬上去

2018-09-28 14:54:55

来源: 时代周报

8月26日，施一公教授拟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公示结束，尽管正式任命还未下达，但学生们应该可以称呼他为“施校长”了。

时代周报记者刘巍发自广州

“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一个社会……我当时想去从政，而从政又没有门儿。”8月27日，刚刚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不过数日的施一公，在与清华大学研究生新生座谈讲话时，谈到了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从清华毕业后的职业理想，这引发了学生们一阵会心的大笑。

此前一天的8月26日，施一公教授拟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公示结束，尽管正式任命还未下达，但学生们应该可以称呼他为“施校长”了。

“这个问题怎么这么难”

北京时间8月21日，美国《科学》杂志同时在线发表两篇研究长文，题目分别为《3.6埃的酵母剪接体结构》和《前体信使RNA剪接的结构基础》，两篇文章的通讯作者即知识产权拥有者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施一公，三个共同作者则是他的三位学生。两天之后的8月23日，清华特地为此举行新闻发布会，随后引发轰动。

这两篇文章代表了一项生命科学的重大突破—被称为“结构生物学两大难题”之一的“剪接体”首次被人类“看清”，而在生命科学的全球竞争中，施一公的实验室再次在单项上冲在了其他团队之前。

几乎在发布会举行的同一时间，施一公即将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一则任命正挂在清华校内网上公示。几日后公示结束，施一公成为又一个高校“院士校长”。

8月31日下午，时代周报记者拨通了施一公的电话。在回答“科研和行政的时间如何分配”的问题时，他表示“已经在发布会上说过”。在发布会上，施一公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教学仍将是我的重要工作。我每学期要上100节课。今后，课时只会多、不会少。同时也会尽力保障科研时间。”

25年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从冲撞到妥协到突围，施一公在不断调整打法。所以，当时代周报记者问及“如果在科学家和改革推进者之间的角色只能二选一，你接下来会选哪个”时，施一公笑称“这个问题怎么这么难”。“最近媒体曝光实在太多。” 施一公这样解释。

的确是这样的，截至8月31日傍晚时代周报记者发稿时，即使尚未看到施一公以副校长的新头衔履行公务，但在过去的一个月，在清华大学的官网最为重磅的《头条新闻》这个栏目中，以“施一公”这个名字作为主旨的文章有4篇，这个频率甚至领先于清华大学校长邱勇。

施一公，著名结构生物学家，36岁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0岁成为该校终身讲席教授。2008年，施放弃普林斯顿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回国。

在过去数年中，施一公在清华的实验室团队多次取得重大突破，其本人也获得了数个颇有分量的国际性科学奖项。

热爱运动的施一公，在美国爱玩滑雪，回到北京后，则每周都爬一次香山—每次从北门最陡的地方爬上去。

“第一次爬的时候花了近两个小时，累得不行。现在，直上直下2300多个台阶，半个小时就爬上去了。”施一公说道。

从最陡的地方爬上去。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施一公在爬山时的选择，亦与他今年的人生选择相吻合。归国六年间，施一公从公开发声并撰文批判体制、落选院士，国籍受到质疑，到今日科研与行政双重的“重大突破”—一切似乎都走回了“施式速度”的快车道上。

“风一样的男神”

科研之外，清瘦身材的施一公，一直是个运动健将。因为善于长跑，他在清华还被称为“风一样的男神”。除了旺盛的经历和不错身体素质与不可少的勤奋之外，他还拥有强烈的好胜心，以及适时转换目标以实现雄心的灵活。

上高中时，施一公练长跑，从800米练到3000米。但进入清华后，他发现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施很快转练竞走，从5000米到1万米。随后，他在清华校运动会上创下全校竞走项目纪录，并在随后的四年中，代表学校参加了北京市高校运动会几乎所有的1万米竞走比赛。在上世纪80年代末离开清华后，施一公一度仍是纪录的保持者，一直到1994年，在他大学毕业5年后，他的纪录才被打破。

在他的科研生涯中，竞争和取胜的故事也一再上演。

2014年7月3日，施一公召开生平首个新闻发布会，宣布其团队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元凶”的清晰样貌，该成果被称为“世界级突破”。

随后的2014年8月18日，施一公团队在《自然》在线发表了题为《人源γ-分泌酶的原子分辨率结构》的文章，为理解老年痴呆症发病机理提供重要基础。

今年8月，在美国《科学》杂志的两篇研究长文发表之后，施一公罕见地收起严谨，公开兴奋地表示：“这项研究成果的意义很可能超过了我过去25年科研生涯中所有研究成果的总和。”

类似的表达，他在接受微信公号“赛先生”的采访时也说过：“我此前以通讯作者身份在《科学》、《自然》和《细胞》上发表的文章总共接近50篇，但我觉得这次的意义特别重大。”

“赛先生”出品人张赋宇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从赛先生创办伊始，施一公就对赛先生非常支持，公号创办后不久，施一公就给赛先生投稿，“是赛先生主要的支持者之一”。

2015年初，张赋宇在策划“科学中国行”活动时，给施一公发去邀请邮件，“施一公很爽快就答应在科学中国行中作一场演讲”。

张赋宇对施一公的印象是，“一个率真并且理想气息浓厚的人”。张说，有一件事令他印象深刻。赛先生采写过一篇《施一公的改革作品：清华“医师科学家”》，施向张赋宇表示，他对标题不太满意，认为过多突出了他个人，施希望更多地突出集体。

在圈内好友饶毅、鲁白纷纷离开“赛先生”之后，施一公仍然第一时间将重大突破后的专访给了“赛先生”，“施一公对赛先生的支持一如既往”，张赋宇说道。

同为美国海归学者的厦门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韩爱东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施一公团队之所以取得成功，除了施一公的科研实力，亦受惠于他从清华和国家获得的巨大支持。

2008年，在冷冻电镜前景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施一公作为清华生命科学院院长签下合同，清华买回了第一台电镜设备—这是亚洲第一台调试成功、可以收集数据的电镜设备。

接受财新网采访时，施一公表示，在冷冻电镜平台的搭建上，“国家在清华投入了上亿元”。

6年来，施一公在科研上的成果显而易见：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从只有40多个独立实验室增加到了120多个；被他引进到清华全职工作的世界范围的人才多达70余名。他自己也与团队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级的期刊上发表了15篇学术论文。

2010年，施一公曾公开表示：国内比国外难“混”多了。在国外，他的生活非常安逸，科研基金非常丰厚。在国内，生活非常紧张，每周只有两个晚上可以和夫人、孩子一起吃晚餐。大的科研基金很难申请。“好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教委、科委都对我及我的科研团队积极支持，给予了宽松的环境。我在清华大学的科研进展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任何时期都要更好”。

“施一公此次突破的确是非常重要、世界领先的成果，但若称这一发现能达到诺贝尔奖的要求，还是有些牵强。”韩爱东说，诺贝尔奖并不要求一项成果必须“科研难度极大”，而是评价某一方法、概念或成果是否对一个学科的开展有巨大的影响。

但韩爱东认为，施一公的团队是世界领先的团队，能够做出很多其他团队做不了的成果：“以前我国生物方面科研的很多工作都是很随性的，与世界领先水平相距甚远，但随着以施一公、饶毅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的归来和国内科研水平的提高，“我们很多实验室都是世界水平，在做的很多工作都是领先于世界的。”

2008年5月4日，在中南海召开了关于创新创业人才问题的研讨会，包括习近平、李源潮等在内的中央高层领导、各部委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出席该会的施一公就引进海外人才的问题作发言。会后，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邀请他和另外一位参会的归国创业代表进行了更深入的谈话。经过4周的酝酿，施一公与北大的饶毅和陈十一提出了一个关于引进高水平人才、实施新时期人才布局的初步建议，6月2日递交中组部。

尽管2007年已经开始回到清华，但是在2008年年底，施一公正式放弃美国普林斯顿的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回国。

在官方新闻报道里，当时座谈会上，数位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发言，施一公排在第一位。

2013年9月，在“按掉了十几个来电之后”，施一公接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通知：恭喜你，你获得了2014年的爱明诺夫奖，国王希望邀请你和你的夫人在明年三月底到斯德哥尔摩来领奖。施一公当时非常激动，“真是天上掉馅饼一样”。

据公开资料，爱明诺夫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于1979年设立，用以奖励在晶体学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该奖项每年颁给不超过3名科学家，施是2014年该奖项唯一获奖人。

除了爱明诺夫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还负责每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经济学奖等奖项的评选。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则是由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医科大学卡罗琳学院负责评选。

这是施一公近年来获得的最重要奖项，但并不是唯一：2010年，他获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由赛克勒夫妇捐赠设立，自2006年以来，每年奖励两到三位在国际生物物理学领域做出卓越成就、年龄在45岁以下的杰出科学家。

2013年4月，施一公当选2013年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

2013年12月，曾在2011年落选中科院院士的施一公终于通过增选，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政、从商到科研

2010年，施一公与饶毅共同撰文，对中国的科研体制进行了批判，“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2011年，施、饶二人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引发舆论关注，饶毅宣布从此不再候选中科院院士，但施一公的表现却相对低调。

与饶毅体制批评者的主要姿态不同，施一公始终希望参与推动体制改革，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其出国前。

2015年8月28日，施一公在给清华大学研究生新生作的主题为“少年壮志不言愁”演讲中称，自己从清华毕业时“对学术没有兴趣，而对从政感兴趣”。

按照施一公在2014年12月27日的吴杨奖颁奖礼上所作的演讲《我的科研动力》中称，“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学研究。我有兴趣，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驱使我的更多是责任和义务。”

巨大的冲击发生在1987年，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

1987年，施一公的父亲因为车祸后，“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而去世，“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改变社会”成为年轻施一公内心的一种强烈愿望。“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一个社会，可以为老百姓说话、做事。我当时想去从政。而从政又没有门儿，觉得要先去经商。”

能说会道的施一公差点成为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在香港的公关，但就业合同因故被撕毁，施考托福GRE出国。在美国读研并不顺利，直到博士毕业后，施一公才培养起对科研的兴趣。

在普林斯顿成为最年轻的正教授、成为终身教授并拿到每年200万的庞大科研经费以及“一整层楼”的大规模实验室的同时，施一公从未成为一心只做科研的科学家。而是活跃在公共群体中频频出手，2005年施一公成为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长，与饶毅一道为美国学术界的“亚裔玻璃天花板”现象与他人进行激辩。

体制改革尝鲜者

2006年夏天，施一公在得到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的邀请后只用了一个晚上便做出了决定，妻子对他的支持是：你不是早就想回国吗？这么好的机会别放弃。

尽管回国后科研时间的比例减少，但每天早上不到8点，施一公就来到办公室，晚上12点以后离开，几乎每天工作都在16个小时以上。

2007年，施一公从普林斯顿大学回国，同时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和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领导清华医学院的创业与改革——清华大学医学实验班采取的是“3+2+3”的人才培养方式，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合作，即在清华大学完成三年的基础医学课程学习后，出国前往与清华大学合作的海外医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医学科研训练，最后回到国内开展三年临床学习与实践，取得医学博士学位（M.D.），培养不同于研究性医生的“医师科学家”。

2014年12月，继李稻葵、王光谦等知名学者后，作为又一批党外人士，施一公与北大教授张颐武一道，入驻北京市政府，施挂职的是“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

在被问及行政与科研是否能兼顾时，施一公的回应是：“目前来看没有太大的影响，卫计委的工作不用天天去坐班，有助于我了解和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而校长助理“这个工作能使我了解并参与学校的决策过程，我还要多学习。”

妥协者VS科学家

施一公曾坦言，现在，他在科研上投入的时间已经不如自己2008年刚回国的时候多了，但是也大约有一半时间在老老实实做研究，在实验室与学生一起讨论课题、写文章、看文献等。“从今年3月到现在，5个月的时间里，我至少有一半的时间用在了RNA剪接体的研究中，课题里面有大约一半的图是我自己做的。”他这样说道。

施一公曾公开表示，花时间在繁重的行政职务上是值得的，他希望就此能够改变清华生命科学研究的软机制，为国内其他机构所借鉴。

除此之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从冲撞到妥协到突围，施一公也在不断调整打法。

施一公对同为著名科学家的鲁白有过三条告诫：第一，不要把美国那一套拿过来；第二，企业界那一套，在学术界行不通；第三，清华是清华，得按清华的规矩办事。

“任何事情，只有大多数人支持的时候我才会去做，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推动一些实质性的改革。”施一公说。生命科学学院的改革，一开始相当多的老师有疑虑，经过几个月的解释以及对改革方案的细节修改，施一公最后得到80%的老师投票支持，改革顺利进行。

2008年，施一公对国内情形的看法和自己能够扮演的角色似乎已经非常明确，“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学术环境还很不理想，但是，与其一味抱怨，不如提出积极可行的建议，去做些实事”。

但如果要兼顾科研与行政，除了双倍的时间与精力，施一公自身显然必须存在科学家与领导者两种人格。

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施一公，仍然希望适应清华的小环境和中国的大环境。“既要融入，又要发展，同时要保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这令旁观者感到担心，因为多数学而优则仕的的学者都是从这条路出发走上仕途，但施对自身非常有信心。

施一公在财新网的镜头前表示，“国内科研环境在改善，但速度上，像我这种心急的人觉得还不够，我能做的最大的事就是通过在研究上做出成果，以此既鞭策自己，也影响体制的进一步的改善”。

并且，他认为自己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科研与影响体制之间的关系——“研究做好了比你说多少话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