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股市历练，让创业者更富韧性

2019-08-18 12:59:21

来源: 时代周报

时代周报评论员沈阳

炒股是否有利于创业？不同的人会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如果从历史中的大人物和股市的关系来回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出不同案例，例如美国小说大师马克·吐温屡炒屡输、牛顿炒股巨亏且叹言“算不准人类的疯狂”（“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的疯狂”）、凯恩斯炒股炒出一番理论（“股票市场的人们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是根据他人的行为来做出决定的，所以这是空中楼阁”）、丘吉尔炒股巨亏50万英镑。

或许上述案例并不能直接证明当代中国人炒股是否有利于创业。但实际上，无论中国股市是正面评价多，还是负面评价多，只要我们在股市中不要做出过于出格之事（例如卖掉房子炒股，以借贷等方式筹集资金炒股），或者将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股市以至于失去这些资金无法正常生活，即便炒股失败，问题不至于大到哪里去。相反，股市中的失败经历，有利于人生的长远发展。

股市有利于投资者明白人性

中国学者最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对此，不同流派形成了很多截然不同的观点。对很多人来说，之所以接受这个流派的观点，很有可能是脱离生活进行了先入为主的判断，进而选择现实生活中有利于证明特定人性观的案例来判断思想性的是非。

股市的激荡更容易让性善论破产。牛顿就是证明。1711年，为了开发南美东部海岸，有着英国政府背景的英国南海公司成立，并于1720年1月发行了最早的一批股票。人们看好这家国有公司。在利好下，牛顿一举投入约7000英镑，并在两个月翻番。到了7月，股票几乎增值了8倍。此时牛顿决定加大投入。由于英国国会通过了“反泡沫公司法”，南海股票一落千丈。这位曾任年薪2000英镑的英格兰皇家造币厂厂长的大科学家，竟然亏了2万英镑。为此，牛顿自嘲“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的疯狂”。

著有《动机与人格》等一系列心理学著作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类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这五个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在自我实现需求之后，还有自我超越需求（也即终极意义上的需要）。一个人只要关注最高层次的需求，就会合理地相对忽视较低层次的需求。通俗地说，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在缺乏信仰的情况下，人的意识感就会几乎全被饥饿所占据。

心理学中的“守财奴心态”（金钱数字心态），更能证明人性的这个特点。当财富几何级数递增的心态倍增时，人的贪婪心会空前强大。面对牛市中自身财富的飞速发展，犹如吸毒上瘾，“欲壑难填”。此时金钱已经失去了货币价值，只剩下占有的满足感和盘算数额时的快感，以至于不愿意离开股市。这种心理机制，是无数散户后来财富灰飞烟灭的基本成因。

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在财富对人性的某种腐蚀力方面，必须有清楚的认识。无论是面对员工还是面对合作伙伴，或者面对自己，他都不应该有那种人性善的天真思路。而只有在对金钱的“偶像崇拜”被彻底摧毁之后，他对金钱的占有才能纳入到托克维尔所说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机制中去。这样，日后在激烈的商业争战中，他能成功地面对自己的缺陷。正是这种对自身的成功面对，有利于他超越自我的局限性，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只有这样，他的情感才能做到充满火热的爱，意志做到足够坚韧不拔，理性做到足够强大。相反，那些一开始就认为人性多么善良的人，进入市场，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很容易被合作伙伴欺骗。

炒股有利于正确认识组织机制

与“有限的理性经济人”看法一致的是人性动态演变论。美国立宪时期建国创始人们有个经典的说法：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当外在环境好的情况下，人的天使的属性就容易发挥出来；当外在环境对人性充满试探之时，人的魔鬼的属性就展现出来了。在总结民主法治缺失导致重大的决策失误之经验教训之时，邓小平指出，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好。这一观点，可谓是当代中国人性“动态论”的代表。

这么叙述，旨在指出，创业者同时作为自己公司的开拓者，他理性做到自己所开创的公司的优秀的立法者。他承认自身理性是值得发扬的，又明白无论如何理性仍然是有限的。这样，他在自身公司制度的设计方面，股市中所学习到的那些关于人性和组织形态的正确看法，有利于他一套符合充满发挥每个员工的能力并在合作体系中弥补这位员工局限的运行机制。

与一般小本买卖很不一样的是，在中国炒股，鉴于股市自身的“政策市”或者“政治市”的属性，越是与上市公司的实际业绩不一样，股民越要具备对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大局的追踪和分析能力。实际上，单纯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说，对经济大局预测的难度，要远远高于公司业绩预测的难度。这实际上是逼迫股民成为一个优秀的制度经济分析师。

成为优秀的制度经济分析师，只是一个可能。如果人性理解仍然是极端性善论的，或者始终都是赌徒思维，那么即便经历多次的股票失败，也很难转变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

平常心面对炒股失败

郑永年的担心有其道理，国家层面基于实体经济如何健康发展的反思，关于金融安全保障的反思，当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由于今天中国所走的整体是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社会在一些微观层面的问题之中有其对错误的修复能力，因而可以说郑永年夸大了股灾所带来的影响。或者换而言之，中国社会有问题，根源不在于股市有问题，那么简单地从股市来分析社会问题，至少不全面，而是应该从整体性的变迁来探讨相关问题及其话题。

这次股灾中所牺牲的股民，基本上就是郑永年所说的“赌性”太强之人。他们的出局，在很大层面上有利于让这些出局者看清自己的人性，在深刻的股市参与中知道这个国家的运行特点，进而采取合适的机制来确定其未来的人生道路。至于有些一蹶不振者，实际上，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如果不是在这次股灾中走向挫败，若其性格不改，仍然会在其他场合遭遇其他形式的挫折。我们没有必要夸大一代企业家会因此而消失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正如经济学家许小年所说：宏观经济和企业家没什么关系；如果企业家创业指望大环境好转才能让自己有创业机会，无异于让自己成为了“靠天吃饭”的传统农民。

我们讨论炒股有利于促进我们对人性的正确认识（形成“有限理性的经济人”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形成对组织运行机制的正确认识，甚而有利于我们正确分析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之未来，这些都是“理论”层面的“有利于”。

当前散户们由于受教育有限，其思维方式整体是碎片化的，很少展开从人性到经济、到政治、到行政学和企业管理学的跨学科思维。换而言之，因为缺乏通识教育所期待的系统整合能力，很少有股民能从股市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多的人是在遭受某些亏损之后，决意离开股市，在生活中做个平凡人；当然这也挺好。

我们乐于看到年轻人的成长。我们相信，没有几个年轻人会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投入到股市中去。一个80后、90后的孩子，即便他们把自己全部的积蓄都投入到股市中去，以至于极端地说血本无归，因为“年轻就是资本”，惨痛教训仍是他们人生阶段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个经过正确反思的个体，只要走在了适合其专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难顺风顺水。当然这里有其要求，那就是不要贪婪，对自己有过高期待。但这本身就是成功反思的必然结果。

有一篇最近一再在微信朋友圈中转发的文章《股票市场不是年轻人应该去的地方》。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以自己的教训指出，“不管是生产性还是破坏性要素，你总得占有一样。如果你一样都不占有，纯粹就是去赌钱玩，那么最后一定是得到一个平局：一会儿输钱，一会儿赢钱，最后不输不赢”。我相信专业学者痛定思痛后的决断。然而，人生的教训常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需要一代代人去体会。

关于炒股的底线，答案永远是相对清晰的，那就是不要借钱炒股、不要挪用公款炒股。此外，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80后，应该基于家庭本位来判断炒股的可行性。提到这种可行性，并非“创业”就一定比炒股神圣。只能基于个体处境来理性算计、权衡分析。至于鸡蛋是否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理性的知识足以判断的。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能够相对理性。关键不在于明智程度，而在于是否在正确的价值观下合理地反思。

更多相关评论见

[时代议题：众创忌众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