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寻求理解——走向多样性的中国通识教育

2015-07-07 03:51:21

来源: 时代周报

时代周报评论员沈阳

为了促进现代化建设和解放思想，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没过几年，1983年9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在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再一次被提出：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中的：选择能力不是强大无比，亦非弱化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不是全盘否定高等教育，而是真实地面对高等教育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在每年6月高考月及其之后的高校招生季，对考生及其父母来说，显得特别重要。我们期待通过“通识教育”话题的足够重视，以一种相对谨慎乐观的心态，在细节深处发现中国教育的那些短板中值得考生及其父母安慰的方方面面。

卓越的通识教育更多在一流高校

即便在发达地区，由英国教育家马修·阿诺德所倡导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更多只是受到世界知名大学的认同并有可能落实。例如，哈佛大学在通识课中努力打造通识核心课程，倡导文理交叉；较早开展“自由教育”的耶鲁大学倡导学生选修人文艺术课程。台湾大学、台湾辅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努力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另一方面，即便是美国这样的高等教育发达的地区，还有博士学院、硕士学院、学士大学（有些可能也有硕士点，但是硕士学位每年数量不足50个）、专科学院（special focus institutions）、部族学院（tribal college，专属印第安部落）之分。多种类型的学校不可能 “通识教育”到哪里去。

在这方面，中国高校体系的层次性，至少看上去与美国有异曲同工之处。

2015年报考数据显示，中国一共有211院校116所、985高校39所。 1998 年 5 月 4 日，中央决定“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国家决定从有限的财政中投入极大的资金重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 工程”。“211 工程”则是由教育部提出的建设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高等教育重点建设项目。从相关工程级别来看，“通识教育”的第一责任高校显然应当是985院校。例如，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都开展通识教育。只是在中山大学，通识教育被称为“博雅教育”，被纳入“中山大学博雅教育计划”。

那么211工程院校实现通识教育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对此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工程”中看到。简称“985平台”的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是国务院在高等教育系统实施的国家工程之一，该项目建设高校面向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从列入“211工程”建设的中央部属高校中遴选。211工程院校中，985平台是最有可能实现通识教育、可也因为其相对于985院校更难以实现通识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第二个梯队。

因此，即便是那些比较被中央政府重视的院校，其发展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那么不同学校所施行的通识教育，会在形式和内容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低分高考生：特殊的通识教育

对那些因为高考成绩相对不足而注定不能进入985院校和211院校，只能去三四流院校的学生来说，在他们的高校生涯中，实现通识教育的可能性有多大？起始资源非常糟糕，是否意味着通识教育可能性近乎为零？这是颇受广大师生及考生家长关注的一个命题。

可以做社会调查。在江苏苏州大学、江南大学以及上海一些211院校中，出现了一个曾经引发个别公知型博士生导师宣布停止招收研究生的现象。原因是这里的研究生严重近亲繁殖，以至于学术能力空前下降。其繁殖链条是，这里的考生带考生，以至于几乎整个学校中大部分研究生都来自于曲阜师范大学、洛阳师范学院等中原二三流院校。惯常中国人喜欢老乡带老乡，另一方面，这里的应试教育甚至发展到了研究生阶段：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这里的本科生就被老师们提醒你们的出路在于笨鸟先飞、考上好的研究生，从而改变当前的人生逆境。试图以应试教育来争取未来通识教育的可能性，我们佩服这些学校里的老师们对自己学校不足的清楚认识。这些地方地处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经济的不足会引发财政的不足，进而导致高等教育投资的不足。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拒绝接纳这类学生，已经失去了教育者的良善？我们是否应当承认：面对这些孩子的辛苦努力，大都市里的博导应当反思自己的教育目标？而实际上我们是否会在某一天能看到面对自己的下一代，：应试教育的这些受害者，他们会无奈叹惋年轻时所失去的（其实并没失去什么，因为他们没得到什么），而愿意子女有新的受教育模式？

而沿海地区一些一般院校，他们很少抽象地讨论“通识教育”，但他们依然以独特的方式践行“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在浙江义乌、温州等地，实体经济异常发达，以至于在民营资本努力下，鞋子、衣服企业停止三年生产依然够用。这就给了小微品牌和互联网+机会。与曲阜师范大学的老师们逻辑上类似，这里的老师开学第一天就鼓励学生做淘宝，让他们在实践中拓展通识教育。不要小看这种看似低下的目标。孩子们从第一天就知道，网络世界、信息时代，知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成果是，尤其在过去几年，义乌等地院校的大四生中，居然有白手起家存款上百万的。

对商业等实践性课程来说，因为自身的开放性和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群的多样性，实践是最容易出真知、最可能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地方。在这方面，沿海地方高校有其优势。

不能忽视关心和鼓励低分学生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没有在任何一所学校受过正式教育的人士至少在1960年代及其以后出生的人群中几乎没有了。几乎所有人都有从小学到大学的某段教育经历，再不然他的家人或迟或早都受过教育，因而教育界的问题也是最容易引发人们关注的。这里的关注，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中国教育众所周知的问题，更多是激烈的批评。进一步地，这样的结果是，在国内公共议题中，就专业性而言，教育讨论的门槛似乎最低的。

对教育的激烈批评结果会如何？一定是对教育改革的促进吗？对教育的这种批评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价值观和方法论，以及批评者的为人处世之道？

人生理想不能太势利。在这方面，或许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的观点特别值得我们反思。2015年5月22日，在知行教育基金会(YES WE DO)慈善晚宴上，钱颖一谈到：中国的家长或教师，对子女或学生的要求，大致都认同一些教育观念（要学好知识，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对这种流行性偏见，钱颖一特别提出：理解“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重要；“育人”比“育才”更根本。在当前环境中，钱颖一的观点无疑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拒绝了庸俗而发扬了教育本应有的理想。

我们承认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些根本方向：教育家办学，高校的自主办学，公立学校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充分发展，教授治校，以地方自治为导向的中央权力下放到省级……

甚至我们也鼓励现有条件下的某种努力，例如北京地区的三四流院校，力争借着交通的便利实现 “蹭课”的可能性。但还有更基础的：倘若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和各种类型的考生、大学生的长辈们失去了教育梦，那么任何形式改革的效果都会失去其走向卓越的可能性。

不要小看任何一位高考低分生。与985名校“精英”一样，他们也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与尊严。他们哪怕是因谋生而有的惊人毅力，仍然是中国教育在某种不足条件下的卓越成果。说应试教育下的低分生是如何地“烂”，忽视了一个基本道理：垃圾尚且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一度“糟糕”的孩子，只要在其成长的某个阶段关心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在现有条件下，充分发挥其个性的自由发展，借着好奇心和求知欲，仍然能够实现通识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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