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美眼中的中国城镇化洪流

2015-03-11 15:45:10

来源: 时代周报

时代周报记者赵妍发自广州

“大地冰封，无云的天空下是白雪覆盖的稻田，反射的光线如此强烈，让人不得不捂住眼睛。视野里一片平坦，没有生机。”

这是冬至日的下午3时22分，美国人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走在一条两车道的水泥路上，胡子上结满了冰碴。他的目的地不是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家乡，而是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他脚下的这条路叫红旗路。

以这样富有画面感的开头，《再会，老北京》（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 Life in the Vanishing Backstreets of a City Transformed）的作者迈克尔·麦尔带来了他的新作—《东北游记》（In Manchuria: A Village Called Wastela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2015年2月，这本书已经在美国出版—目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取得该书的中文版权，预计将在年底出版此书。

从老北京的胡同里走出，这一次，麦尔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东北的广袤农村，投向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城镇化洪流的最前线：大荒地村。

大荒地村（麦尔把它翻译成Wasteland）是麦尔妻子的家乡，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北部，距离市区只有25公里，面积10平方公里，辖6个自然屯9个村民组，总人口3900人，共约920户。这里以种植高质量的大米著称。

在诸多中国媒体的叙述中，大荒地村的故事开始于2000年。那一年，刘延东和刘延峰两兄弟成立了东福米业，一路从小作坊开始，最后成为全国的典型—用《农民日报》的说法，是“通过‘村企合一’，深挖农业，建立了一种乡村与企业间互助互动的共融共生机制，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农民就地城镇化、农产品加工业及乡村服务业等的发展，在一个村庄的基础上浓缩‘四化同步’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传统农区推动‘四化同步’的微观样本。” 刘延东本人也成为东北的“能人”。

当然，这不会是麦尔告诉你的故事。在他的笔下，通过一个个人与故事，中国农村城镇化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另一面。在麦尔的视野里，有的农民拒绝“上楼”，认为放弃宅基地就意味着失去自己的菜园和鸡圈，老年人也因为担心腿脚不便无法爬楼梯而对“上楼”心怀忐忑。最重要的是，善打小算盘的中国农民们认为，放弃土地就意味着打赌大米的价格在协议到期之前不会再上升—大米的价格明明一直都在上升。当然，对麦尔来说，大荒地村只是变化中的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他还会从大荒地村走出来，走向辽阔的东北。

大荒地村反映中国农村转型

时代周报：写完老北京之后，你为何会把目光转向大荒地村？我知道那里是你太太的家乡。但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迈克尔·麦尔：如果你想读一本书，而这本书不存在，那就是时候写一本这样的书了。而且，在我写完《再会，老北京》这本关注中国城市转型的书后，我也希望了解更多有关中国农村的转型故事。

时代周报：你看过（赵）本山传媒拍摄的《乡村爱情故事》吗？在中国，其他地方对东北人的印象基本来自两个方面：1.春晚小品；2.《乡村爱情故事》。你在大荒地村接触到的东北农民是什么样子的？谁的故事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迈克尔·麦尔：东北农民在我印象当中是勤劳踏实，同时挺有幽默感。这很像我美国家乡明尼苏达的农民，在美国中西部的那些人。在大荒地村，最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经历了过去五十多年大规模的实验以及经济制度转变之后，这些农民依然还是埋头苦干。现在已经是2015年，很显然，相比较中国其他农村，大荒地村是更为繁荣和富裕的。

时代周报：你说，希望《东北游记》可以让中国读者（当然也包括美国读者）了解他们可能看不到的中国的一个角落。但《东北游记》的记录对象是一个相对富裕的东北乡村，你也曾在四川农村呆过—那里相对贫穷，这会不会形成另一种偏颇的印象：以为中国农村都已经像大荒地村一样富裕了？

迈克尔·麦尔：这确实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也在书的第一章就强调了大荒地村绝非中国农村的典型形象。但大荒地村确是反映中国转型方向的案例—它可能会是引发全国范围内变革的发源地。

农村商业化的利弊

时代周报：你对于大荒地村能人是什么印象？

迈克尔·麦尔：他们是有野心的人，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也确实用能力实现了自己的野心：在我这本书的最后记录的“希望村里的事业能够更为成功，产出安全、高质量的大米，从而让整个村都能获益”。

时代周报：大荒地村如今成了中国城镇化的典型，大荒地村被称为是一个“传统农区推动‘四化同步’的微观样本”，东福米业无疑是该村的经济支柱和形象代表。这样的核心地位，是不是让大荒地村更像一个资源与人力都更为集中化的公司？商业化对大荒地村的影响有多大？

迈克尔·麦尔：用英文来说，大荒地村现在已经成了“company town”，这个词描述的是一个企业控制着一个村庄的命脉。它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在我书的最后，一位东福米业的经理说，公司甚至已经在考虑把大荒地村的村名改成“东福”。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正在召开两会。这十几年来，有关农村城镇化和土地改革一直是中国政府最为关心的话题。在你看来，大荒地村是否能称作这两个方面改革的样本？

迈克尔·麦尔：在大荒地村，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实行城镇化的成果—道路修缮得更好，新建的学校，快速的互联网速，以及新建的公寓楼，如果农民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并允许种植水稻，他们就可以搬入公寓居住。至于土地改革，他们已经有了非常强的食品安全和对抗污染、注重环保的意识，但除了将自己家的土地租赁给东福米业，他们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他们土地的所有权长达30年，在此期间不可以买卖，因为这样就违法了。但同时他们也无法将土地抵押给银行获取资金，用于买机器或者种子之类。这就是为何企业在其中具有相当的优势：企业可以通过融资扩大规模，而个体的农民无法与企业的这种模式相抗衡，一没资金，二没先进的工具。

时代周报：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村城镇化绕不开的话题。不久前，太仓市农民仇永兴用2897亩农田经营权作抵押，得到了3000万元贷款，成为苏州农村土地贷款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荒地村的村民们对土地持有何种态度？是放弃土地住进楼房的人多，还是固守土地的人多？

迈克尔·麦尔：这主要还是代际差异，就像老北京胡同一样。在大荒地村，老年人更倾向于在田里耕作，而他们的孩子一代往往更愿意搬到城里居住，或者至少不干农活。事实上，我从来没见过孩子那一代的人干农活，他们的父母也并不希望子女再重蹈覆辙—他们应该上学，上大学，然后找一份白领的工作。

时代周报：费孝通评价中国农民很“土”，你认为他的这个描述很准。为什么？在经济富裕的大荒地村，农民纷纷放弃土地住进了楼房，费孝通的这个评价还说得通吗？

迈克尔·麦尔：农民就算在村里盖了座宫殿，也还是农民的味儿。我觉得费孝通这个描述非常准，即便是当下。而且说“土”不是贬义，是赞美。没有那一代人开垦农田、辛勤劳作，哪里有中国如此发展、繁荣的今天？

写作“陌生”的中国

时代周报：你的太太如何评价《东北游记》这本书？

迈克尔·麦尔：就跟美国人坚信政教分离一样，在我们家，关于工作也有一个分离：我太太是位律师，我从来不评价她的律师工作，而她也不会来评价我的作家工作。我相信只要我写作的内容忠于那些被描绘的人们，她就一定会认同。

时代周报：你说还想写一部有关中国南方的书，为此还要学习广东话，这个计划目前进行到了哪一步？有关中国南方，你最想知道的东西是什么？

迈克尔·麦尔：我现在已经当了爸爸，所以我想接下来一年我的主要任务是教儿子阅读，而不是写作一本新书。至于中国南方的故事，我想交给我们家未来的小作家完成。

时代周报：2015年是你到中国20周年。在这20年里，你在四川农村、北京胡同和东北村庄之间辗转，是什么情感促使你在中国呆了这么久？

迈克尔·麦尔：我在中国住着感到舒服—我的意思是我习惯了。我懂得如何独立地工作、旅游以及接受官僚机构的教导。这对于一些西方作家或者中文作家来说可能是具有挑战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我非常乐于写作当代中国，因为在这些故事背后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可以追溯。在《再会，老北京》里，我将大栅栏里的日常生活与600年的历史相结合。在《东北游记》里，我将读者带到大荒地村人的生活里，同时里面富含了东北过去400年的精彩历史。这是非常有趣的工作。而且我也乐于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的地方风貌与人民，否则这些可能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许多中国读者也从我的书中读到了“陌生”的中国，我觉得这就值得了。